馮友蘭：命運沒有理由可說

作者簡介

馮友蘭（1895～1990），河南省南陽市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已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市上有許多所謂「大哲學家」也談命運，不過他們所談的命運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從中獲利。例如預先知道某種物品將要漲價，就大量買進，便可賺錢；知道某種物品將要跌價，就去賣出，便不虧本。因此得大發其財，無怪「大哲學家」們都生意興隆了。

其實「先定」是沒有的，即使有，也無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將來要發財，到時自然會發財；命定你要做官，將來自然做官；命定了將來要討飯，自然要討飯。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轉變，又何必要預先知道呢！

我說的「命運」和他們所說的不同。

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談命，如孔子說：「知天命。」莊子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說：「節遇之謂命。」我說的「命」就是他們所說的「命」。

「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來而來；「節遇」是無意中的遭遇，這才是「命運」的真意。所以「命運」的定義就可說是一個人無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沒有理由可說。譬如說現今的時代是偉大的，我「幸」而生在這時代；也有人說現今的時代是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這時代。我們生在這時代可以說是幸或不幸，但我們為什麼生在這時代，便沒有理由可說。

命和運不同：運是一個人在某一時期的遭遇，命是一個人在一生中的遭遇。

某人今年中了特種獎券，是他今年的「運」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還不一定，因為他將來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時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運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謂努力能戰勝「命運」，我以為這個「命運」是指環境而言。環境是努力可以戰勝的，至於「命運」，照定義講，人力不能戰勝，否則就不成其為「命運」。

孟子說：「知命者不立於岩牆之下。」如果一座牆快要倒了，你還以為命好，立在下面，因而壓死，那是活該，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警報，有人躲在一個不甚完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戰勝的遭遇才是命運。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學問，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謂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資，命運，努力。

學問的成就需要才的成份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運的成份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份大。

要成大學問家，必須要有天資，即才。俗話說：「酒有別腸，詩有別才。」一個人在身體機構上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練習，就能成為一個會喝酒的人。如果身體機構上沒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樣練習得會呢？做詩也是一樣，有的人未學過做詩，但是他做起詩來，形式上雖然不好，卻有幾個字很好，或有幾句很好，那種人是可以學做詩的，因為他有做詩的才。有的人寫起詩來，形式整整齊齊，平仄合韻，可是一讀之後，毫無詩味，這種人就不必做詩。

一個人的才的分量是一定的，有幾分就只有幾分，學力不能加以增減。譬如寫字，你能有幾筆寫得好，就只能有幾筆寫得好。學力只不過將原來不好的稍加潤飾，使可陪襯你的好的，它只能增加量不能提高質。

不過諸位不要灰心，以為自己沒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沒有才，現在還不曉得，到時自能表現出來。所謂「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許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學力，就能在學問上有成就。

至於事功的建立，則是「命運」的成份多，歷史上最成功的人是歷朝的太祖高皇帝，劉邦因為項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項羽比他更行，他決不會成功。

學問是個人之事，事功則與他人有關。康德成為大哲學家，並不因為英國沒有大哲學家。而希特拉的能夠橫行，卻是英國的縱容和法國的疏忽所致。歷史上有些人實在配稱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厲害的人，卻失敗了。有的人原很不行，可是碰著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謂「世無英雄，遂令豎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運的成份大。「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我們不應以成敗論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則需要努力，和天資命運的關係小，因為完成道德，不必做與眾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盡倫盡職即可。人倫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個人在社會上必須和別人發生關係，而且必須做事。能盡自己和別人的關係、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業大小都沒關係。不論何人，只要盡心竭力，對社會的價值是沒有分別的。正如唱戲好的人，和所扮演的角色無關，梅蘭芳登台，不一定飾皇后。地位很闊的人，不能盡倫盡職，是不道德。村夫野老能盡倫盡職，就是感包括喜怒哀樂，雖然幸福的整個問題不完全在情感上，可是喜怒都於人生有大關係。如《三國》上的三氣周瑜，一下子給氣死了；《說岳》中的牛皋捉住了金兀朮，把金兀朮氣死，牛皋樂死了；這都是情感的作用。

我們怎麼對付他，就是現在要講的。情感的來源有兩派說法：（一）莊子說人之所以有情感，因為人的知識不夠，若有充分的認識，則不會有情感，譬如大風天氣，使人出去不方便，在大人們並不覺得有什麼情感發生，可是小孩子們不能出去，就會很生氣，罵天是混蛋。這因為孩子們沒有大人知道的多，所以就較大人受的情感的痛苦多。西人Spinoza的Ethics說，情感是human bondage，若人有完全的知識，就可以把這bondage打破。

《莊子·養生主》篇講此道非常之多，說老子死了，許多人非常悲哀，《莊子》說他們是「遁天背情」，「古所謂之遁天之刑」。他們對於人生性質，沒有完全知識，他們不知道死就是生的結果，所以他們受了「遁天之刑」，即是悲哀，莊子是很懂這道理的，他的太太死了，他反鼓盆而歌，惠施曾因此責備他。莊子說：在起初我心亦莫不慨然，但後來想世界上原先壓根就沒有他的太太，後來忽然有了，有了又沒有了，還是和從前一樣。人之生死，正如春秋之順序一樣，沒有可悲的。莊子之如此，是他以理化情。

（二）情感之生因累於物。王弼等主張人應「應物而無累於物」，說情感是自然的反映，所以不能免除，只要不累於物就夠了。《莊子·應帝王》亦講「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境之不傷，在其無有道德。命運的好壞對於道德的完成，也沒有關係。

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敗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們能存宋救明，他們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會再增加一些。他們雖然失敗，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減少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現，如疾風勁草，亂世忠臣。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終身富貴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發財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則得多，合則失之」，做不做的權全在自己。

有的人常常說我立志要做大學問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這種人是可以失望的。因為如果才不夠，不能成為大學問家，命運欠好，不能成為大政治家。

唯立志為聖賢，則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聖賢是道德的最完成者。普通人以為聖賢需要特別的在事功文學方面的天才，那是錯誤的。孔子和孟子的成為聖賢，和他們的才幹沒有關係。王陽明並不因為他能帶兵而成賢人。所以學問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運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原載馮友蘭《三松堂全集》中華書局2014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