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自評：只是五四運動一名「伙夫頭兒」
沈尹默之孫沈長慶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東城什坊院36號寓所家庭合影，最後一排左一為沈尹默
北大同仁合影，左起劉半農、沈尹默、陳大齊、馬玉藻、張鳳舉、周作人、李玄伯
沈尹默所作白話新詩《三弦》手稿
沈尹默 編者按
一百年風雨兼程，一世紀滄桑巨變。今天，「五四」的吶喊仍然響徹國人心中，「五四」的號角依然激勵民族前行。本報即日起特推出7個版面「百年五四」系列專題，一起回顧那些偉岸的人物、震撼的事件、澎湃的激情……
任重而道遠，士不可以不弘毅。不管時光如何變幻、歲月如何洗滌，「五四精神」都世代相承，指引著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去追逐中國夢！
新時代，做一位向上向善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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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先驅李大釗、沈尹默後代專訪，講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見10版、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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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檔案館知名衚衕專家王蘭順帶領讀者和學生，重走北大紅樓、《新青年》編輯部等歷史地標
「霜風呼呼地吹著，月光明明地照著。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排立著，卻沒有靠著。」這首僅4句31字的散文詩《月夜》，為老北大教授沈尹默於1917年末所創作。近代詩人康白情、廢名等研究詩詞的行家們將這首《月夜》認定為「五四」時期第一首白話文新詩，稱這首詩具備新詩美德，且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許廣平在《魯迅和青年們》一文中寫道：「北平文化界之權威，以『三沈』『二周』『二馬』為最著名。」「三沈」昆仲少年立志，勤學苦讀，弱冠之後，遊學中外，學貫古今，成為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享譽國際的文化大師。日前，「三沈」之一——沈尹默之孫、77歲的北京鐵路局退休幹部沈長慶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
沈長慶告訴北青報記者，他聽父親沈令翔講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華，東北淪陷，國難當頭之時，沈尹默讓已在日本留學的長子沈令揚、次子沈令翔和長女沈令融速回國。孩子們一時不太理解，氣得沈尹默將他們帶到書房裡李大釗遺物前，進行革命教育。讓他們面壁思過，罰背南宋抗金名將岳飛的《滿江紅》。「背得我父親淚流滿面，成為他一輩子的回憶。」
《月夜》景物原型當屬北大三院 沈尹默「三顧茅廬」促成陳獨秀任教北大
4月14日下午，北京五四大街北大紅樓舊址附近，沈長慶指著衚衕旁邊興建的筒子樓，對北青報記者說道：「100年前，這裡有一條北大河。我祖父沈尹默從東城什坊院36號寓所到北大三院上班時，每天早出晚歸的要路過北大河，沿河有一條矮矮的紅牆，牆西內側即為南、北河沿。當時北大新樓即『紅樓』尚未投入使用，他是年創作《月夜》中的景物原型當屬北大三院。」
有人說《月夜》這首詩意喻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生存環境正如詩中所描述的冬天裡的「月夜」一樣嚴寒。而在沈長慶看來，顯然，這種表述並無不妥，只是過於空泛。
沈尹默創作此詩已任教北京大學5年，深痛老北大的陰沉暮氣。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採納了沈尹默提出的北大改革的三點建議，當月沈尹默在琉璃廠巧遇老友陳獨秀，後經沈尹默「三顧茅廬」的勸說，應蔡元培之邀，陳獨秀於1月13日被教育部任命為文科學長，並把《新青年》帶到了北京。「一人（陳獨秀）一刊（《新青年》）」使得北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這其中沈尹默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年二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陳獨秀髮表了《文學革命論》，吹響了新文化革命的號角。七月張勳復辟、蔡元培出走，由於北大評議會已經執掌實權，北大保持了獨立穩定，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獨立自主的教授民主治理大學的大好局面。
「深秋夜的北京，雖然寒風襲人，月色冷峻，但是沈尹默看到河邊矗立著一棵棵高大的樹木，挺拔而堅韌，他的內心便十分欣慰。他聯想到這一年來的人事變遷，北大出現的大好形勢，不由提筆寫下了這首《月夜》。」沈長慶說道，當時雖然外有軍閥混戰、內有校長外出，但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北大已經誕生，就像詩中所寫的那樣：「我和那一株頂高的樹並排立著，卻沒有靠著。」
從時間上來看，《新青年》最早發表白話詩的是胡適，早在1917年2月《新青年》二卷六號，胡適發表了《朋友》（後改名蝴蝶）等8首白話詩，但為什麼卻不被認作第一首白話文新詩呢？近年來學界的研究表明，這8首不僅沿用了舊詩格律，更主要的是胡適當時遠在美國，他的詩中所敘述的其人其事，與當時的國情大相徑庭。而《月夜》則表現了詩人，也就是「五四」前後那一代知識分子，獨立不倚的堅強性格，以及追求思想自由與個性解放的奮鬥精神。
家道中落後體會到社會底層疾苦 創作出新詩《鴿子》《人力車夫》
「五四」時期，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刊登的《鴿子》和《人力車夫》正是他當時生活的縮影。出生在晚清官宦世家，年幼的優越生活和嚴格教育為沈尹默打下良好的詩文基礎，然而隨著祖父沈際清、父親沈祖頤的相繼過世，沈家家道中落。
1906年，沈尹默自日本京都歸國後，回到西安，祖輩沒有留下任何家產，全家也沒有任何收入，當時家中十多口人每日僅以糠菜勉強度日，生活十分窘迫。西安住所是沈尹默母親娘家，無法繼續暫住，沈尹默只好又隨同祖母沈陸夫人、母親沈彭夫人等回到浙江吳興，住在遠房沈譜琴承天寺巷一號宏志堂，閑居一年多，無所事事，心中無限苦悶，直到同鄉蔣孟蘋將他推薦到杭州教書，才勉強解決溫飽。
在此期間，沈尹默遍嘗人間冷暖，體會到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的疾苦。《鴿子》里描寫的鴿子的命運——「飛著的是受人家指使」「關著的是替人家作生意」「只有手巾里兜著的那兩個……不知他今日是生還是死」，正是他自己家庭數年來生活無著落的真實寫照。
人力車又稱「洋車」，從東洋日本傳入，民國初年僅北京有上萬輛之多，也是時任北大教授沈尹默每天上下班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就像《駱駝祥子》里描寫的那樣，人力車夫靠力氣吃飯，在當年也算一份不錯的職業。經濟好一點的家庭會有按月十塊左右大洋包租車，而當時北大圖書管理員也不過月薪8塊大洋。「那時我祖父沈尹默的車夫老魏也十分辛苦，從東城什坊院跑到北大三院也有差不多十里路，尤其是冬季的北京，跑得滿頭大汗，讓冷風一吹，其寒苦之狀正如沈尹默《人力車夫》中所描述的『車夫單衣已破，他卻汗珠兒顆顆往下墜。』」沈長慶說。
低調內斂性格使他名氣不如胡適 五四運動使「古井似的心情」起了無限波瀾
沈尹默以白話詩創作響應「新文學革命」的號召，並一發不可收拾，而後創作的《三弦》一首更是為中學教材《國文八百課》中選用，傳詠一時，影響很大。他在連續的4年里陸續創作一批新體白話詩，而同時期北大同仁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沈兼士、魯迅、錢玄同、俞平伯等也紛紛有白話詩在《新青年》陸續刊登，形成「五四」新詩創作的一波巨浪，由此帶動了散文、小說的新文學作品大潮。
「祖父曾跟我講，他在1921年二次到日本進修時又作了一批新詩，抗戰期間悉數遺失了。現僅存他在『五四』時期白話詩19首，解放後又創作了一些，總計大約有30首。由於數量太少，這些詩從未曾結集，只是混編在其他冊子里。」沈長慶告訴北青報記者，他整理沈尹默詩詞時，發現1917年秋到1920年夏，是沈尹默一生當中發表白話詩最多、最為集中的時期。如果再細分析還可以發現，其中1917年秋到1919年5月是最為活躍的時期，1919年5月到1920年7月為緩和期，之後轉為平靜期。這正證明新體白話詩與五四運動緊密相關，運動之後才逐漸消退。
對於當下大多讀者來說，說到「五四」時期新詩的起源時，往往只知道代表人物胡適和郭沫若，而對同時代的詩人沈尹默、劉半農了解甚少。在沈長慶看來，這固然是因為後兩位遠不如前兩位名氣之大，其實不明就裡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脾氣秉性的差異，胡郭性格外向，快人快語，凡事搶先一步；沈劉內斂，不事聲張，凡事退讓一步。
沈尹默所創作白話詩不僅有推動新文學革命的意義，更發揮了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當年就曾經有不少文章對此發表評論。比如，1917年11月20日胡適曾致信錢玄同：「今人作詩往往不講音節。沈尹默先生言作白話詩尤不可不講音節，其言極是。」1918年《新青年》四卷六號張厚載致記者信寫道：「仆自讀《新青年》後，思想上獲益甚多。」「貴志第四卷第二號登沈尹默先生《宰羊》一詩，純屬白話，固可一洗舊詩之陋習，而免窒礙性靈之虞。」
正如沈尹默低調、內斂、謙虛的性格一樣，面對上述為五四運動所做巨大貢獻，他卻在晚年《回憶五四》一文中講：「說起五四運動，我自己覺得有點慚愧，因為我當時不是隊伍中的一個戰士，不過是伙夫之流，說得好聽點，也不過是一名衛士，或者是一個伙夫頭兒罷了。」「我嘗把五四運動在北京一開始這個場面的配搭，比方作一間房屋的建築，我既不是地基，又不是梁棟，也不是門窗板壁而已，只好算是房子中間的虛空。若是梁棟門窗都拆卸了，這虛空便起不了作用。」
沈尹默還在文中說，「至於五四運動對我的影響，使我以前像古井似的心情，起了無限波瀾，直到現在，雖沒有匯成洪流，揚清滌穢，然已經不至於成為斷港死水，這就是五四運動給我的不能忘卻的好處。」同樣，他在評價自己最初發表在《新青年》上的18首新詩時，表示這「只是嘗試而已，毫無成績可言」。
巧用「權力」保護李大釗遺孤 國難當頭罰子女背《滿江紅》
1927年6月18日，東北軍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成為北洋軍政權的最後一個統治者。他在就任前，北京的白色恐怖便已日益嚴重。據李大釗長子李葆華回憶：
一天擔任孔德學校學長（相當校長）的校董事沈尹默，特地把他叫到辦公室，詢問了家中情況並叮囑道：「張作霖要來了，轉告你父親，一定要小心，張作霖這個紅鬍子是殺人不眨眼的啊。」
果然不久，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派大批軍警包圍了蘇聯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等一批革命者。當天正是清明節，沈尹默大哥沈士遠邀請周作人等幾名北大教授到他位於海淀燕京大學的寓所內聚會，周作人之子周豐一和李葆華也都一同前往。
緊接著，沈尹默從次日的報紙上得知李大釗被捕消息後，立即打電話，通知大哥沈士遠要他保護好李葆華。幾天來，沈尹默左思右想，認為大哥家離海淀偵緝隊太近，便將李葆華先安置在另一位燕大教授馬鑒家中。之後，他又和周作人商量，由周作人乘車將李葆華轉移到周宅八道灣11號後院東廂房，那裡相對比較僻靜安全，李葆華在那裡住了一個多月。
李大釗犧牲後，1927年秋季，在沈尹默的安排下，經過仔細策劃，李葆華化名楊震，帶上沈尹默為他準備好的孔德學校畢業證件，由沈尹默的次子沈令翔等人護送，取道天津乘船同去日本留學。在神戶上岸後，先期到日的周豐一特地從「帝大」趕來，與李葆華一同乘火車回東京。此後，他們與沈尹默的長子沈令揚、長女沈令融等一起進入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另外幾位北大教授的子女也同住東京神保町福起館。
「當時，赴日公費留學生的名額很少，據1931年日本檔案史料統計，在303名華裔留學生中，自費生296人，公費生僅7人。我祖父沈尹默當時已經調任河北省教育廳長，李葆華是河北籍，學費經由我祖父百般周折，從自費生改為公派生，每月有六七十大洋。而我父親沈令翔、姑姑沈令融則沒有這麼幸運了，只是享受部分的津貼補助，還是由我父親出生地杭州的浙江省教育廳安排的。」沈長慶說道。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淪陷。國難當頭，沈尹默讓在日本留學的子女沈令揚、沈令翔、沈令融立即回國。「我伯父、父親、姑姑那時長期在日本，不太了解日軍侵華後犯下的滔天罪行。回國後，還當著我祖父的面說日本的教育、科技、文化有多麼先進，氣得我祖父將他們帶到書房裡李大釗遺物前，進行革命教育。讓他們面壁思過，罰背南宋抗金名將岳飛的《滿江紅》。背得我父親淚流滿面，成為他一輩子的回憶。」沈長慶說，父親跟他講，從來沒有見過沉穩內斂的祖父對子女發那麼大的火。
彈劾國民黨政要腐敗未果憤而辭職 解放後婉拒陳毅為他安排新住所
抗戰時期，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為國民政府監察院長，因與沈尹默同為陝西老鄉，又都有著書法筆墨的共同愛好，兩人過從親密。于右任很欣賞沈尹默的才華和人品，特聘他為監察委員。
在其位謀其職，沈尹默對腐敗之風深惡痛絕。抗日戰爭時期重慶貪污腐化之風盛行，沈尹默執筆為文，彈劾國民黨政界要人孔祥熙、宋子文等人，還請進步監察委員簽名聯署。後因彈劾未果，他不滿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1946年末自重慶返滬後，於1947年到南京監察院辭去掛名的監察委員。「就這樣，祖父自甘清苦，直至上海解放，以鬻字為生，自嘲『字同生菜論斤賣』，這在他所創作的七言詩《次韻答行嚴過訪見贈之作》里有所體現。」沈長慶說道。
上海解放後第三天，陳毅市長親自登門拜訪他。看到沈尹默居住在一座破舊的日式小樓里，生活十分不便，曾多次囑咐工作人員要為沈尹默換一處較好的房子，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釗也多次邀請沈尹默來京居住，全被沈尹默謝絕了。後來他一直居住在海倫路小樓里，直到1971年去世。
「1965年，我23歲。祖父沈尹默來北京參加全國兩會，我和表姐去看他。我們剛剛談論完表姐從某高校義大利語系畢業，工作還沒有著落的事情。已是我國外交部部長的陳毅來上海代表團駐地北京民族飯店看望我祖父，他用很濃重的四川話和我祖父交流。我們還想著，他此時主管外事，祖父會向陳老總提及表姐找工作的事，可是祖父從始至終，壓根就沒提。」沈長慶表示，當時不太理解祖父的這種做法，現在想來，他的兩袖清風，留給後人的是一身正氣。
沈尹默的對聯「有心雄泰華 無意巧玲瓏」曾寫有多副，用於勉勵後代既要有報國雄心大志，又要腳踏實地。沈長慶稱，祖父晚年身體很虛弱，社交活動卻很多。他不忍打擾祖父為他自己寫幅墨寶，以至於到現在，他幾乎沒有祖父的遺物。
如今，沈尹默孫輩也大多進入古稀之年，他們也不愧時代，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有的曾在國內外大學任教授，有的在國企擔任領導等，更有不少是本行業的佼佼者和專家，如硅酸鹽專家、玉石鑒定專家、畫家、林業專家等。當然更多的是普通的勞動者。沈家第四代有三位先後畢業於清華大學，用自己的才華為社會服務。「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排立著，卻沒有靠著」，沈尹默對於沈家正如一株「頂高的樹」一般，「不靠著」也是他們三代、四代共同的家國情懷。
采寫/本報記者 張恩傑 圖片由沈長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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