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施：張元濟在1919

「父親辛勞半世，乃得有一棲身之地」，張元濟之子張樹年這麼記述1913年底建成，次年初全家遷入極司非而路新居。後來我們知道，這辛勞確實只是過半，「從此以後更艱難」。張元濟的一生中內戰外患相繼不絕，而這位清末翰林自戊戌後脫離政界，於離亂之世扶助文教事業，「不斷掃腐儒之陳見」，「昌明教育平生願」，未有懈怠。家人眼裡的張元濟「脾氣急切」「精力充沛」。他全身心投入實業，侄孫女張祥保說，她見叔祖「寫了不計其數的字」，但「從不在詩文創作方面花費精力」。

1919年，張元濟53歲，在商務印書館任經理。這一年，距離他請夫人售賣首飾以入股商務已有18年，印書館的事業如平地樓台。張元濟在當年留下了10萬字的工作日記，還有大量與各方往來的公私信件。這些非公開性的文字記錄下一個人在無數時刻和場景中的細節，穿梭其中，彷彿置身他宏富世界的密林。

本文將張元濟在1919年中的一些經歷及因由背景作片片剪影，嘗試用這樣的敘述還原紛繁交錯的世界在當時人生活中的展開。讀者會看到，張元濟這一年的辦刊、人材搜羅、商戰、交遊與古籍影印等諸項事務或受時代潮流沖刷，或隨之起伏，而這位新舊之交的讀書人屹立其間，支持著舊邦知新又溫故。

張元濟（1867—1959）

正月初一的午餐

己未年正月初一的中午，張元濟在一品香飯店宴請陳懋鼎（征宇）、馮慶桂（千里）、夏元瑮（浮篔），又有商務同僚王顯華（仙華）、張世鎏（叔良）陪坐，「惟施永高未到埠」。同座幾位都是張元濟的故交新知，但怎樣的朋友會選在大年初一聚會呢？

陳懋鼎是張元濟在清廷任官時的同僚，出身顯赫，才華過人。甲午戰後第三年，他們曾一起開辦通藝學堂。這個學堂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案，「專講泰西諸種實學」，學生「學習期滿，著有成效，有官人員保加升階，無官人員比照同文館作為翻譯官」。百日維新失敗，學堂停辦，張元濟遭革職，而陳則逃過一劫，調入總理衙門。陳曾出使英國，精通英語，還第一個把《基督山伯爵》翻譯成了中文，變成中國古典小說味十足的《島雄記》。馮慶桂和夏元瑮是比較年輕的海歸博士，當時都在北京大學任教。夏曾於1910年張元濟游歐時作陪同，這時他正待赴美考察，還在與張元濟商量為《東方雜誌》撰稿事宜。馮則與未能出席的施永高關係更密，在美國時曾是他的助手。

張元濟1898年8月15日致沈曾植長信，記錄覲見光緒的情形，他關於維新的建議與憂慮等 上海圖書館藏

一桌人都通曉英語，張元濟也不例外。他早年在京做官時開始與一班同道的青年官員學習英文。據侄孫女張祥保回憶，叔祖曾對人說他在刑部工作期間經常接觸外國電報，久而久之能解其內容。百日維新第二年，內藤湖南拜訪在南洋公學譯書院主持編譯事務的張元濟，看到他家書房的桌子上放著整套大英百科全書，牆上掛著各種英文科學挂圖。茅盾則說起他第一次到商務印書館求職時，就見到張在電話里「用很流利的英語和對方談話」。

要在大年初一專湊一桌有歐美背景的朋友在中餐館吃飯，大概本來是為讓「能識漢字而不能操華語」，「酷嗜吾國舊書，於版本亦頗有經驗」的美國人施永高（W.T.Swingle）感受一下最正宗的中國春節。

施永高是一位農學家，當時致力於搜集中國的植物資料，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名義在中國採買載有植物信息的中國文獻，尤其是各地方志，又兼為其他美國機構購書。張元濟也長年為商務印書館搜購書籍，既為館內人員工作參考，也為影印古籍之便，到1909年時他一手打造的圖書室以「涵芬樓」命名，後來又併入商務創辦的東方圖書館。這樣來看，施永高算是張元濟半個同行。而且張元濟為商務購書，一個重要目標也是地方志，這構成東方圖書館藏書的一大亮點。後來張元濟回憶，民國之初市場上的方誌「初每冊值小銀錢一角，後有騰至十百者」。在書市還籠罩在傳統目錄學評價體系和善本賞鑒風氣里的年代，方誌不是搶手貨，施氏來華採購不為求珍求異，而為了解各地自然環境與植物，張元濟看待這位外國同好的心態，就不會像對那些財大氣粗又專盯善本的日本人那樣感覺有競爭和威脅，而更多了相惜相知。

美國農學家W.T.Swingle（1871—1952），足跡遍及地中海和亞洲地區，以柑橘分類法聞名

去年9月施氏夫婦來到上海，張元濟帶他到涵芬樓看書，「甚為欣快」，還在寓所宴請他們夫婦。張元濟對施的購書任務非常熱心，除了把他介紹給傅增湘，還致信各大書店，又囑商務的北京分館諸多照應，甚至包括墊付書款、裝箱運輸等事。他們約定，今年1月左右施永高南返上海時會開出一張所需方誌的清單，以便將來商務印書館繼續代為採辦。這大概就是己未年初一聚會的緣起。不巧的是，施的行程耽擱，2月1日這一天沒能抵達上海。張元濟日記記「二月（引案：似是「二日」的筆誤）施永高來，交到志書目錄一冊，又托速辦《圖書集成》及《圖繪寶鑒》，又屬代辦中國筆墨紙」。

從初一到初四，張元濟的工作日記停記4天，象徵過節。初五日記的天頭寫道「陰曆新年假滿，本日辦事」。

出版內容的革新

辦刊的假想敵

已由商務印書館創辦十四年的《東方雜誌》，在1918年遭受了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一系列質問。但這一年底的日記里，張元濟並未提及那來勢洶洶的一方，倒記下了另外兩個假想敵：

昨與夢（高夢旦）、仙（王仙華）談，擬將《東方雜誌》大減價，一面抵制《青年進步》及其他同等之雜誌，一面推廣印籍以招徠廣告。今日見北京大學又辦有《新潮》一種。夢又言減價事應斟酌。

《青年進步》同樣立足上海，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機關刊物，自然是《東方雜誌》的老對手。《新潮》創刊號的正式出版則在1919年1月，由北大學生自辦。在它朝氣蓬勃的學生背後是一眾新派北大教授。《新潮》創刊號上有羅家倫的一枚「大炮」，題目亦即其批判對象：「今日中國之小說界」。羅家倫在文中毫不客氣地批評由中國傳統筆記小說發展而來、當時佔主旋律地位的鴛鴦蝴蝶派小說「無思想」，也指名提出「登這派小說的《小說月報》等機關也要留意才好」，《小說月報》即屬商務印書館旗下。

四個月後，《新潮》又發表羅家倫的《今日中國之雜誌界》，《小說月報》以外的商務主要雜誌都被點名，《東方雜誌》被批評為：

這個上下古今派的雜誌，忽而工業，忽而政論，忽而農商，忽而靈學，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你說他舊嗎？他又像新；你說他新嗎？他實在不配。

羅家倫認為這樣毫無主張的雜誌無法影響社會，傳播新知，他「誠心盼望主持這個雜誌的人，從速改變方針。」

張元濟日記（1916年7月27日，星期四） 上海圖書館藏

「京師為人材淵藪」

此時的張元濟急切希望能在北京的學術界內發掘更多有新知識的人才，推動商務在出版內容上的進步。他有意聘請胡適來主持編譯所，4月托陳筱庄（寶泉）發出邀請，月薪300元。於是5月1日胡適、蔣夢麟與老師杜威來訪商務時，胡適特來單獨拜訪。張元濟日記記：

胡適之來談，聞筱庄言擬在京有所組織。余答以前聞大學風潮，頗有借重之意。胡又問，此系前說，後筱庄又託人往談，似系托搜羅人材。余言亦有此意，京師為人材淵藪，如有學識優美之士，有餘閑從事撰述者，甚望其能投稿或編譯。

然而胡適既不清楚張元濟或商務能在怎樣的程度上「借重風潮」，而且他還想要繼續開拓自己的學術生涯，所以兩人談得也很委婉。

三年前，黃炎培曾向張元濟推薦蔣夢麟，但蔣當時還未正式畢業回國，而張元濟更想聯絡的人物是「極活動於社會上，甚有勢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代總幹事余日章。張聽說余在青年會的月薪是250元，便立刻表示願意加價100元，雖然最後也未能成功。蔣夢麟則在回國後到商務工作了將近兩年，由於主編《新教育》月刊，與北京大學師生產生了「知識上的密切關係」，進而使他「跑進這個知識革命的大漩渦」。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大樓

當時，張元濟對商務用人過於保守、裙帶關係泛濫深感不滿，但領導層中很多人並無危機意識。由於這樣的觀念分歧，去年張元濟曾請求辭去經理職務，並給另一位商務元老高鳳池寫信提出六條意見，前三條便是「勿以為成效已著而不思改良，勿以為舊貫宜仍而不求進步，勿以為人材足用而不廣登進之途」。從清末翰林、維新士人一路走來，張元濟很清楚社會日新月異，不進則退。

張元濟與高鳳池在商務用人之事上意見鑿枘，當年10月8日，張元濟致高長信：

此人物之所以有生死，而時代之所以有新舊也；公司專為老舊無能之人保其地位，而新進之輩必將灰心；無知監督之人皆尸位素餐、知識不逮之輩，新進之人何以心服。

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厭舊為事，故不欲側身於政界。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此成績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厭舊之主義之所致。

張元濟還曾推薦過丁文江、徐新六等人入館，高均以「素不相識」為由拒絕。張樹年記父親暮年曾回憶與高公共事的苦衷，高鳳池私心頗重，兩人在人事上最見分歧，儘管如此，私交仍保持友好。

采稿方向「實太偏於舊」

10月間，「上下古今」但銷量不佳的《東方雜誌》終於改換主編。當初《東方雜誌》由編譯所理化部負責，部長杜亞泉同時擔任雜誌主編。這一年來他在《東方雜誌》上連續撰文申述自己對新與舊的看法，反對完全拋棄傳統的思想文化。這種立場和越來越激昂熱烈的輿論難以相容，同仁陶葆霖也評價他的采稿方向「實太偏於舊」。張元濟曾起意拓展稿源，由陶接管《東方雜誌》，此事到10月28日，由張元濟正式向杜亞泉說明。

左：《東方雜誌》創刊號

右：1933年的《東方雜誌》

除了《東方雜誌》，張元濟也向《小說月報》和《婦女雜誌》的主編王蒓農施加了壓力。王不得不對《小說月報》做些改變，準備從明年的第一期開始，用雜誌三分之一篇幅設立一個「小說新潮」欄目，專登西方小說或劇本的譯作，並讓茅盾放下手頭的《四部叢刊》修版覆校和《學生雜誌》若干事務，來負責這個欄目。這個欄目與中文創作的小說完全無關，因此茅盾把它叫做《小說月報》的「半革新」，但這畢竟使「十年之久的一個頑固派堡壘終於打開缺口而決定了它的最終結局」，因為再過一年（1921年），茅盾就成為這份雜誌的正式主編，新的《小說月報》與文學研究會一同誕生了。

周予同回憶五四以後編譯所的氣氛：「商務印書館受了這文化運動的刺激，對於所出版的雜誌，不能不有一種革新的計劃。那時，我們都還年輕，辦公的地點在一起，那种放言高論以天下為己任的激越情形，到現在回憶起來，還歷歷如在眼前。」

《小說月報》1921年 第十二卷第一期

五四前後

五四當天，張元濟正約胡適、蔣夢麟在興華川午餐。他們還不知道，就在同一時間，北京的大學生們正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雲集涌動。這股力量最終將捲起蔣夢麟眼中的「大漩渦」，茅盾眼中的「洪流」。

茅盾回憶，千里之外的風波起初被認為是一個政治事件，對大人們工作生活的日常沒有什麼影響。然而很快，7日，發行《新青年》的上海群益書局帶頭登報宣布後日停業，書業商會很快跟進，通告各企業同日停業，以表「抵抗日本及對於北京學生敬愛之意」。商務印書館當然亦在其列。

不可開交的同業競爭

至6月，學生們走訪商店請求罷市。5日，「發行所午前十一時閉門。先留一小門，午後約三四鍾全閉」。商務在閘北的印刷工廠也「因工人不寧只得停工，商議不如自停，遂出通告，午後停工」。

罷工第一天，同在一條街上的中華書局的陸費逵來訪，希望在應對罷工上與商務統一陣線。根據張元濟在日記里的記錄，陸費逵的態度是「擬竭力維持，萬一不能，決不給薪」。商務內部會商，高鳳謙打算「一律給半」，鮑咸昌認為「與尋常爭加工資不同，亦宜酌給」，張元濟本來打算只發本日和明日的薪水，後來改主張無論罷工幾日，發三分之一薪水。王顯華後來也同意張元濟的辦法。從6月6日到11日，日記每天天頭都在重複「本日仍未開市」或「本日仍罷市」，10日寫「昨日商會發傳單請本日開市，仍無效」。張元濟要求各處同人在上班時間照常到館，「整理內事，事畢亦宜早歸寓，免遭意外」，但員工們對此態度勉強。商務領導層也有人提出「不如對於小薪水之人略予津貼，令其散去」，張元濟擔心「一經散去，將來開市無法通告」，沒有同意。到6月12日，印刷廠正常按時開工，發行所則盯著相鄰的店鋪，「中英藥房先開，本館繼之，中華亦即踵行」。

棋盤街的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大樓

罷工的擔憂剛剛解除，另一件危機接踵而來：一份日本雜誌刊登一篇題為《實業之日本》的文章，把商務印書館也歸入中日合辦企業之列。商務1903年起步階段曾有日資，到1914年將這部分股份全部回購。那次回購的契機之一，就是中華書局在與商務的教科書戰爭中抓住商務的日資軟肋，宣揚商務一面出版「共和國教科書」，一面卻是半個日本企業。在五四以來愈演愈烈的抵制日貨風潮之下，《實業之日本》這篇文章可能成為仍使用日本印製工藝、日本原料，聘請日本技師的商務印書館的定時炸彈，商務高層對此極為重視。

6月29日是周日，張元濟約商務高層鮑咸昌、王顯華、高夢旦、李拔可、陳叔通、夏劍丞在寓所晚飯，席間大家討論決定，立刻聯繫這個日本雜誌社，提供回購股份的合同照片證明商務印書館如今已非中日合辦，請他們更正信息；同時直接寫好更正告白的底稿，並把那份合同製成銅版，請該社一併刊登。另外，向農商部報告此事。

此前商務解聘了半數日本技師，席間王顯華又提議「代雇德人數名，來任印刷或製造之事」。商務一向緊跟外國技術，保持在國內的技術領先，保證高質量的產品。張元濟曾經對一位中國造紙商表示：「必須足與外人競爭，若專以國貨提倡，恐難持久。」

但商戰還是如期而來。7月17日，商務印書館接到一封匿名信，說那篇《實業之日本》有關商務為中日合辦企業的報道，「某局已譯成華文，每冊售3角，並另印傳單，分寄各省學校。」商務立刻寫了一份廣告，以1000元賞金徵集關於製造、散布該文中譯本的信息和證據，18、19兩日連續登在《申報》頭版。張元濟這兩天的日記也都在「同業」一欄寫下「發《賞格一千元》廣告」。到第三天，中華書局也在《申報》上應戰，登了《答商務印書館賞格一千元》廣告，一一回答商務賞格中的問題，編譯印行那篇文章的就是中華書局，所有證據「存中華書局總廠」，最後還揶揄道：「至該館賞格酬洋一千元，當捐入學生聯合會，望該館送交該會為幸。」

兩家出版社鬧得不可開交，來回對登告白、啟事。最後鬧上法庭，判決結果商務勝訴，中華賠償損失10000元。商務把這筆錢捐給了本館開辦的尚公小學。

兩位辭職南下的老友

五四一事，北洋政府將主要責任歸咎於教育部與教師，據說北大校長蔡元培收到暗殺的威脅，還有人暗示他如不辭職，將使學生遭到報復。於是在學生保釋的第二天即5月8日晚間，蔡遞交辭呈，次日清晨五點半啟程前往天津，並在《益世報》上留下一條撲朔迷離的啟事：「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身為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反對解散北大或罷免蔡元培，11日也被迫辭職，避居北京西山。而政府中傳來消息，將由兩位安福系人物接替蔡、傅的職位。

張元濟與蔡元培同鄉同歲（以陰曆計），同榜中舉，又同榜登科。他們都對西方文化和變革抱有熱忱，自進入翰林院以來就過從甚密。戊戌之後，兩人各自經歷一段曲折的歲月。張先到南洋公學，後入商務印書館；蔡元培則選擇在年屆四十時赴歐深造。而蔡旅歐期間為商務印書館編書糊口，就是張促成的。

蔡元培遞上辭呈後不久來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密采里飯店住了幾天（這裡的法餐堪稱上海當時最高級的西餐）。張元濟在5月18日給傅增湘發信慰問，第二天在密采里見到了蔡元培。幾天後蔡元培隱居到西湖畔的一處友人住所，著手整理一位晚清學者的日記。這部日記也將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弟弟蔡元康代表他與外界聯絡。

7月3日，張元濟寫給蔡元康一封信，勸告蔡元培「不可輕於再出」。理由一是五四引發的一系列變動（包括總統徐世昌與總理錢能訓相繼請辭等）的後果是安福系得勢，氛圍將更惡劣，且安福系與舊派學者關係密切，對新知識分子更加不利，「恐難免文字之禍」；二是運動者經過這些事情，「氣焰過盛」，「甚難裁製」。夾在二者之間，復出不是明智之舉。

傅增湘離職後，也南下蘇杭，開啟訪書之旅。6月間張元濟與傅增湘多次通信往返，張還借與傅500元，大約為傅購書之便。7月初，傅增湘到了蘇州，住在友人費樹蔚家。費氏是吳大澄的女婿，也熱心社會活動，是當地有名望的士紳。8日午後張元濟到蘇州，「訪沅叔不遇，又至曹家巷泰仁里訪葉煥彬（葉德輝），亦不遇」。原來當日傅增湘去拜訪另一位寓居蘇州的藏書世家之後莫棠。晚間傅增湘來到張元濟住宿的維盈旅館，「談至半夜，宿旅館中」。

第二天早上，張元濟與傅增湘一起入城到書店聚集的護龍街訪書。先到來青閣。這家書店店主出身蘇州，在蘇州、上海都有分店，在上海的經營規模很大，張在日記里寫下在這兒見到的不少好書。而後「又至文津、文學山房、覺民書社」，「午後十二點廿三分乘車歸」。張元濟買的主要是方誌，包括在來青閣購入價格不菲的《吳縣誌》。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有一部《吳郡圖經續記》三卷，備註「涵芬樓藏書，己未」，應該就是這次與張元濟同行所見。這是一部寫本，附有校勘宋本的校語，有題識顯示這個寫本是刻印萬曆二年長洲錢氏懸磬室刻本所用，傅增湘案雲「錢氏刻本絕少見」。此本還有黃丕烈、顧廣圻的題跋識語，難怪一部三卷的小書，花去了54元。同一日，在西湖畔的蔡元培致電新任教育部長傅岳棻，表示將不再固執初志，待胃病癒後即裝束北上。

買書令人心曠神怡，不過幸福總是相對的。當年張元濟赴歐美考察期間，寫信囑託孫毓修為涵芬樓留意各處佳本，孫毓修復函詳述，則說「惟歐風美雨之中，猶以此膩塵殘蠹相溷，殊覺不倫耳」。

《四部叢刊》與《道藏》

借影之不易

這膩塵殘蠹，卻是張元濟尤恐淪亡的舊籍。大年初六日，張元濟給傅增湘復己未年第一信，一個重要內容即是《四部叢刊》（初名《四部舉要》）與《道藏》影印的安排。信中說：

影印《道藏》事去年為陳、葛諸人所阻，忿恨已極。其後因所議不成，擬改印《四部舉要》，刻已動手。兩事並舉，斷來不及，尊意欲抽印，未知擬抽若干種。如工事與《四部舉要》無妨礙，弟亦甚願為之。

影印《道藏》是一項宏大的工程，經過多方推動，到1918年6月已做好借書拍照的方案，8月下旬又擬定了《承印〈道藏〉契》。然而就在臨門一腳的關頭，白雲觀方面突然反悔，態度閃爍。到了10月，張寫信給傅增湘大吐苦水「既要得錢，何以不早說，真悶損人也」，但後來終究沒有談妥。於是，傅提議正式由官方出面向白雲觀施加壓力，他當時所擔任的內閣教育總長的政治身份一直在推動《道藏》影印上發揮重要作用。但張元濟又對《道藏》銷路沒有十足信心，怕萬一由於預售數量太小而無法印行，會貽人話柄，「同人之意，以為官力一層斷不宜用」。

為影印《道藏》，商務早早開始籌備物料、人員，所以到1918年底，看到《道藏》之事無望，張元濟提議「不如竟印《四部舉要》」。相比《道藏》收藏在宗教機構，關係較遠，變數太多，《四部》的影印依託藏書圈支持，而且這個計劃也籌備已久，早在1915、16年，已經有張元濟與鄭孝胥、繆荃孫討論《四部舉要》選目的記錄。1918年12月18日的日記里，張元濟做了幾項算數，一是《四部舉要》的石印工作進度：除廿四史外17萬頁，28400石，每日40石，兩年可以完工；二是成本、定價、利潤，這裡轉寫成表格：

用紙 成本 連廿四史定價 除廿四史定價

白紙 270 450 340

黃紙 215 360 250

這樣粗算來，若銷售「千部」可以賺「15萬元」；「六百部」可以回本；不足六百，「每減百部」蝕本「38000餘元」。

這時候傅增湘來信商量《道藏》選印，張元濟便表示將以《四部》為先，選印《道藏》不可妨礙《四部》工事。但他卻同時與鮑咸昌仔細計算了影印全部《道藏》和《四部叢刊》需要如何調配工人與機器、所需工時如何，並把這些都記錄在日記里。《道藏》的頁數和印量都小於《四部叢刊》，按他們的安排，需要19個月印完《道藏》，再加11個月印完《四部叢刊》。

在銷售策略上，張元濟所慮更多。他堅拒了《道藏》「先售預約，不及百部即還款停印」的建議，擔心《道藏》預售若生波折，會打擊《四部》的預售。《四部》體量大，必然定價高，又包含各部基本典籍，銷路明顯廣於《道藏》，更應在銷售上優先考慮。

善本還是普及本

4月10日，張元濟把《四部叢刊》選目寄給傅增湘，此前他們決定「刪去金石、書畫、目錄及類書各門，多加別集」。這天日記的發信一欄特別詳細地註明了這封信的內容：「告知衲《鑒》（百衲本《通鑑》）棉紙即運，又《北山錄》舊紙尺寸太小，又《四部叢刊》目，又影片免稅。」我們幾乎只能理解這條注釋實際上是在提醒自己第三件事，為了方便日後回憶而記錄了同一封信里的各項內容。因為另外幾件都是關於古籍影印的常見事項，在張、傅二人的通信中沒什麼稀奇。可惜這封信沒有留下來，我們只能看到一周後張元濟的另一封去信，在信末又叮囑「《四部叢刊》目，有暇務祈核閱並教正」。那封信里主要告知百衲本《通鑑》預售的情況，預定了三百五十餘部，這個成績令張信心十足，已經在計劃「售完之後如尚有人慾得之，擬專印闊大之本，並用佳紙，庶於目前加價發售無所妨礙」。實際上，舊籍影印不乏關心與購買者，當時正要離開軍隊回到巴黎學術界在上海中轉的伯希和，就告訴張元濟，《四部叢刊》和《道藏》，他想各買一部。

大約在這段時間，葉德輝就《四部叢刊》選擇版本的方針致函夏劍丞，版本大致有三類：舊本（古本、善本）、校刻本、注釋本。葉希望「每種書三本兼采」，如果一定要只選一種，「惟有存舊本去校、注本，俾讀者先得有用之本，再別求參考之書」。

6月2日，張元濟接到葉德輝來信，葉建議《四部叢刊》如需借他處藏書影印，應「盡就近易借者借之較簡便，亦較迅速」，「總以借得瞿書為功之半，江南圖書館次之」。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建立起的「涵芬樓」，十幾年來收購古籍數目可觀，但還無法與晚清四大藏書樓的規模相提並論。這四個藏書樓中，楊氏海源閣在山東聊城，既無舊交，也路遠不便；陸氏皕宋樓藏書已在十幾年前售至日本；而瞿氏鐵琴銅劍樓，和收購了丁氏八千卷樓的江南圖書館都在上海周邊，這兩處收藏的善本可以滿足《四部叢刊》的多數需求。因為商務印書館與南京軍閥一直關係良好，借影江南圖書館藏本不成問題，葉德輝的主要建議是讓張元濟再托繆荃孫聯絡鐵琴銅劍樓的第四代傳人瞿啟甲（良士）。繆荃孫是光緒朝進士，曾任國史院總纂，先後創辦了江南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當時流寓上海，也是《四部叢刊》最早的發起者之一。

繆荃孫向張元濟談起《四部叢刊》選本的方針。繆認為「尤以不拘《書目答問》本子為最要」。《書目答問》是當時最重要的工具書，直到今天也是目錄學經典著作，題為張之洞所作，實際上是繆荃孫代辦。繆說當時作《書目答問》「以通行本子為目的，使人易得」，但對於現在將要影印的《四部叢刊》，他主張「現新出好本多於往時，尤以精本為主矣」。關於版本方針，茅盾回憶商務印書館內的「當權者派」主張選用善本影印，但也有人主張用鉛字排印更便利和普及的帶有考證匯注的本子，這就是《書目答問》會為一般讀書人入門所首先推薦的版本，他們還譏諷前者是「製造假古董者」，雙方爭論近半年之久。

其實無論使用哪種方案，對於中國古籍的出版而言都將是一個創舉。但是，當時恐怕再沒有其他出版人能像張元濟那樣與舊書業、藏書家有深刻的交往，能夠合公共圖書館與私人藏書家、企業之力彙集善本加以影印了。商務的《四部叢刊》最終選擇前一方案，而中華幾乎同時推出的《四部備要》叢書則基本是後一方案。

確定選取善本的版本方針後，另一個問題則是收錄哪些書。8月，張元濟與沈曾植、繆荃孫討論《四部叢刊》書目，沈、繆兩人都提出經史子集四部中，前三部選書過少，而且前三部內無清人著作，集部卻有很多清人文集，也顯得體例駁雜。因此打算刪去清人的文集，增加宋金元人文集，也可以收入一些兩宋詞家專集。

對這個做法，後來葉德輝又寫信討論。他說「為流通古書起見，不得不有利市之心，但利市之法在投人所好」，而當時人們普遍重視清人詩文集，如果能「類聚一編，觸手皆備」，一定會吸引購買。《四部叢刊》的定位是精善之本，很大程度上就是宋元舊本，清人著作在這種版本定位下有些尷尬。葉德輝提出，「只宜取有用之書，兼及宋元明本，不能因有宋元明本，遍印不急之書」。

《四部叢刊目錄》

藏書家「知其必不長為己物」

葉德輝、繆荃孫代為聯絡瞿氏後，10月9日，張元濟與葉德輝、孫毓修啟程到常熟拜訪鐵琴銅劍樓。這是張與瞿的初次見面。後來，張元濟與瞿氏父子圍繞善本影印展開了十數年交往。

而聯絡鐵琴銅劍樓主人的繆荃孫，1919年初曾重病，「嘔血盈盆」，幸虧醫治及時，逐漸恢復，但也卧床數月，精神今非昔比。6月繆荃孫給張元濟的信談到「病後萬念俱灰」，刻書工作亦擬停息，又欲售書數種與商務印書館。本來雙方協定1800元，但過了一陣，繆又因為在討價還價時搭入了一部《剡源集》而後悔。與繆接洽的孫毓修向張元濟商量此事。這部《剡源集》是何焯借得明嘉靖以前舊抄本校在此本之上，除了改正訛奪，還補足《唐畫西域圖記》後半和12篇佚文。不過這一校本已經在光緒年間刊刻。最後張、孫決定加價60元，購入這批藏書。

繆荃孫給自己的藏書做了詳細的解題目錄，因為他很早就相信藏書聚散無常。他自言是在庚子事變時第一次感到「如李易安所云『四顧茫茫，盈箱溢篋，知其必不長為己物矣』」，因而決定自編書目，「他日書去而目或存，掛一名於《藝文志》，庶不負好書若渴之苦心耳」。繆荃孫先編成《藏書記》，後來又有《續集》與《再續記》。《藏書記》印成後，張之洞曾問繆：不畏人指名而索耶？」繆則回答：「本是待價而沽耳。」後來書歸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應是很理想的歸宿了。誰又能料到十餘年後，東方圖書館與涵芬樓的藏書竟被付之一炬。

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被焚毀的東方圖書館

12月，繆荃孫病重，21日早間張元濟登門拜訪，「其家人以垂危告」，又見到「門內置紙糊轎馬多件，似已預備後事」。次日，繆荃孫去世。張元濟撰輓聯回顧與繆的交往，題記：「壬辰通籍，甲午先生歸田，奉教之日淺。辛、壬間先生載書來滬，互相通假，獲益不少。山木遽壞，能弗泫然。」

1919年尾，籌備數年的《四部叢刊》終於撰定印行啟事，由王秉恩、沈曾植等25人署名。署名後識雲「繆筱珊先生提倡最先，未觀厥成，遽歸道山，謹志於此，以不沒其盛心」。

來源：文匯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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