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怎樣在亂世中抓住機遇，打野升級，發家致富奔漢丞相的？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殺後，他的部將李傕、郭汜等人便遣使詣長安求赦。

但當時，作為誅殺董卓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賞和廣大人民的稱讚。於是，王允態度開始發生改變，慢慢變得自以為是，在如何安排和處理董卓的舊部的問題上，反覆無常，態度極為傲慢。

李傕、郭汜等人就因此更加恐懼，不知所為，準備各自解散，逃回鄉里。賈詡當時因為是董卓所部的官吏，在李傕軍中任職，為求自保，便出面阻止了他們，對李傕等人說：「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三國志·魏書·賈詡傳》），此計為眾人採納。李傕等以替董卓報仇為名，聯絡西涼軍諸將，率軍晝夜兼程，奔襲長安，後擊敗呂布，殺死王允，挾持了漢獻帝，控制了東漢政府。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紹謀臣沮授曾勸說袁紹，如果能「西迎大駕，挾天子而令諸侯」，就會收到沒有誰「能御之」的功效。袁紹偏偏不聽，覺得獻帝是個廢物，把他弄來還得養著，怪麻煩的。

興平二年（195年），李傕等人相互爭權奪利，矛盾越來越激化。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漢獻帝輾轉流亡，回到了已成為廢墟的洛陽。

在這段時間裡，關東聯軍實際上已經分裂，形成了以北邊袁紹、南邊袁術為主的兩個大勢力。而在二袁之間的，則是兗、青、徐、豫四個小州，充當袁紹與袁術兩大勢力的緩衝地帶。袁紹怕袁術的勢力壯大了對自己有威脅，就暗暗聯絡袁術背後的劉表牽制袁術，袁術也怕袁紹的勢力壯大了對自己有威脅，就暗暗聯絡袁紹背後的公孫瓚牽制袁紹。這就給了曹操可乘之機。

同時，青州黃巾軍發展迅速，而且在袁紹與袁術中間的曹操被推舉為兗州牧。後來他大敗青州黃巾軍，收編了降兵30萬人，組建成「青州兵」，成為他手下最精銳的部隊。一年後曹操打敗呂布，鞏固了在兗州的統治地位。正是在這時候，他選拔毛玢為治中從事。毛玢認為當時天下分崩離析，百姓饑饉，要成就霸業，除了恢復生產、積極蓄糧外，還要把皇帝控制在手裡，用皇帝的號令去討伐敵對勢力。曹操聽了大為讚許。馬上派使者前往長安，向漢獻帝上奏章，表忠誠。

獻帝東遷後，曹操覺得機會來了，當時宮中食用睏乏，曹操便經常向獻帝進獻食品和器物。曹操甚至親自趕到洛陽，將獻帝控制起來，而後連哄帶騙，先是說到洛陽附近富庶的地方，以便籌措糧食，等獻帝一出城，便被裹挾至許（今河南省許昌市）。隨後，定許為國都，稱許都。

挾天子以令諸侯

曹操對獻帝的物質保障和適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報。獻帝授給曹操節鉞，錄尚書事，任司隸校尉。遷都許後，又任命他為大將軍，實際獲取了高出於所有文臣武將的地位。

漢獻帝劉協在許都雖然衣食無憂，卻也無所事事。特別是雖然是貴為天子，曹操也還算尊重自己，但他卻時時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壓力，這種壓力來自於曹操不斷地誅除公卿大臣，不斷地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建安元年八月，曹操進駐洛陽，立刻趁張楊、楊奉兵眾在外，趕跑了韓暹，接著做了三件事：殺侍中台崇、尚書馮碩等，謂「討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謂「賞有功」；追賜射聲校尉沮俊，謂「矜死節」。然後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來得及反應的情況下，遷帝都許，使皇帝擺脫其他勢力的控制。此後，他還加緊步伐剪除異己，提高自己的權勢。他首先向最有影響力的三公發難，罷免太尉楊彪、司空張喜；其次誅殺議郎趙彥；再次是發兵征討楊奉，解除近兵之憂；最後是一方面以天子名義譴責袁紹，打擊其氣焰，另一方面將大將軍讓予袁紹，穩定大敵。

縱觀曹操的發家史，我們會發現曹操的成功、由弱變強，完全離不開適時地抓住和利用機遇。加入反董卓聯盟、收編青州軍、挾天子以令諸侯……每一環對曹操來說都必不可少。然而，無論是李傕、郭汜還是袁紹、呂布，在他們的面前，都曾有過控制皇帝這個機遇，可是卻沒有抓住，直到逝去才追悔莫及。由此足可見抓住機遇對一個人的成功有多麼重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