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一張傳單引發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原本集結了左中右各色人等，對於文學的改良，這些參與者都有一個應該改良的共識，唯一的差別只是如何改。然而等到「後五四時代」，陳獨秀、胡適等人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正統，一切與其意見不符的人，差不多都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這顯然不對。比如梅光迪，就不像胡適以及許多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樣冥頑不化，固執己見。

原文 ：《新文化運動：一張傳單引發的「革命」》

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 馬勇

圖片 |網路

梅光迪是胡適的安徽同鄉，比胡適長一歲，兩人差不多同時赴美留學。他師從哈佛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專攻英美文學。胡適與梅光迪專業相近，二人儘管不在一個學校，但不時通過書信交換對學術問題的看法，並在很多問題上擁有共同的興趣。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看法已漸趨同，恰恰相反，共同的興趣讓這些自以為飽學的年輕一代更追求標新立異，獨樹一幟，甚至刻意互相表達反對意見，以為諍友。

鍾文鰲的宣傳單

由於早期比較特殊的經歷、人脈關係以及所受的知識訓練，胡適比較早地意識到中國文學、文字面臨著改革，否則很難適應逐漸西方化的現實需求的境況。據胡適後來回憶，大約1915年初，他漸漸對這些問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個比較直接的衝擊或者說背景是因為清華學生監督處書記鍾文鰲。鍾文鰲是一個基督徒，深受傳教士和青年會的影響。他在每月寄發給在美各地官費留學生經費時，總是夾寄一份有關社會改革的宣傳單。這種宣傳單有各種花樣，大致內容不外乎：不滿二十五歲不要娶妻；廢除漢字，取用字母；多種樹，種樹有益。

鍾文鰲的熱心宣傳並沒有在留學生中引起什麼波瀾，許多學生不滿他這種青年會的宣傳辦法，更不滿他這樣濫用職權。終於有一天，鍾文鰲在傳單中說中國應該改用字母拼音，理由就是方塊字太難，要普及教育，非有字母不可。

胡適原本是一個熱心社會改良、改造的人，但不知道為什麼，他不能容忍鍾文鰲這種熱心與虔誠。當他又一次收到鍾文鰲寄來的漢字改革宣傳單時，突然動怒寫了一封信回敬，指責鍾文鰲這種不通漢文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問題，必須先下幾年功夫，把漢文弄通了，那時才有資格談漢字是不是應該廢除。

這種盛氣凌人不是胡適的風格，所以信寄出後胡適就感到後悔。不過由此也引發了胡適另一層反省，既然指責別人不夠討論的資格，那麼自己是否夠資格呢？如果自己夠資格，為什麼不用點心思去研究這個問題呢？

有了這層反省，胡適就和他的好友趙元任商量，希望能夠將「中國文字的問題」列入當年東美中國學生會「文學科學研究部」年會的主題，由胡適與趙元任分做兩篇論文，討論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商量的結果，前一篇由胡適負責，後一篇由趙元任分擔。趙元任後來覺得一篇論文說不清，於是連做了幾篇長文，論證中國文字可以採用音標拼音，力主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漢字拼音化、羅馬化。所以，趙元任後來就成為了中國文字改革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胡適的論文大致強調這樣幾層意思：一、漢字是否真的阻礙了文明的傳播，不利於教授；二、漢字之所以不易於普及，其原因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教授方法的不完善；三、舊的教授方法有何弊病。

鍾文鰲的刺激使胡適意識到中國文字可能並不像近代以來許多維新志士所期待的那樣，可以通過拼音化改變中國文字難學的特徵，以提升文化普及的速度和程度。中國文字未來的出路究竟何在，胡適也沒有明白的方案，只是他在1915年的夏天，確實意識到中國文字可能分為死的和活的兩個部分，白話是活文字，而文言是死文字。

第一次使用「文學革命」這個名詞

那年暑假，胡適的朋友任鴻雋、梅光迪、楊杏佛、唐鉞等正在紐約附近的小鎮綺色佳（Ithaca）康奈爾大學度假，胡適的觀點引起了他們的興趣，也引起了他們的爭論。梅光迪無論如何不能承認胡適以為中國文字是半死或全死的判斷。他的駁斥引起了胡適的反省，往複論戰也使他們的觀點越走越遠，梅光迪越辯越趨於保守，而胡適在防守中也就越來越趨於激進。

胡適與梅光迪的爭論逐步從文字問題轉向文學，涉及中國文學的存廢等大問題。這是一個巨大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胡適常常表達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的意思，「文學革命」的口號就在那個夏天由這樣幾個青年在異國他鄉亂談出來了。

9月17日，梅光迪將赴哈佛，胡適作了一首長詩送行，詩中有兩段很大膽的宣言：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誓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仗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戡天差可儗。梅生梅生毋自鄙！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

在這首詩里，胡適第一次使用了「文學革命」這個名詞。胡適堅信，中國詩史上由唐詩變為宋詞的趨勢並沒有什麼玄妙的道理，只是作詩更近於作文而已，更近於說話。宋朝大詩人的絕大貢獻，只在打破六朝以來的聲律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乎說話的新詩體。胡適此時的主張，顯然受到宋詩的深刻影響，所以格外強調「要須作詩如作文」，反對任何方式的「琢鏤粉飾」，以為琢鏤粉飾只會導致「元氣」的喪失，並不是詩的最高境界。

如果延續詩經、漢賦、六朝詩特別是唐詩、宋詞、元曲的理路進行考量，我們應該承認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以及胡適「要須作詩如作文」思想的合理性、有用性。這既符合進化的觀念，也是歷史發展的事實。文學為人的心聲，文學在反映心聲的時候，不可能反覆琢磨、雕琢，而是脫口而出，直率表達。然而這種文學理念無論如何不能被梅光迪所接受，他在忙過了開學之初的功課後，遂於1916年春致信胡適，表達自己的不滿，以為詩文截然兩途，自古已然。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 e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所以中國求詩界革命，當於詩中求之，與文無涉。若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詩界革命不成問題。中國詩界現在之所以需要革命，在詩家為古人奴婢，無古人學術懷抱，而只知效其形式，故其結果只見有「琢鏤粉飾」，不見有真詩，且此古人之形式為後人抄襲，陳陳相因，至今已腐爛不堪，其病不僅在古人之「琢鏤粉飾」。

在梅光迪等朋友反覆刺激下，胡適的思想在1916年春天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起了根本的覺悟。他曾經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

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直到這個時候，胡適認為他才將中國文學史的本質看明白了，才認清從宋儒的白話語錄到元明時期的白話戲劇和白話小說這類俗話文學才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正統文學，代表著中國文學革命自然發展的趨勢。也直到這個時候，胡適才坦率地承認，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文學革命不是別的，只是用白話去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去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1916年3月，胡適在寫給梅光迪的信中簡略梳理了自己的思路和新見解，指出宋元白話文學的重要價值。梅光迪究竟是研究過西洋文學史的人，他在回信中表示很贊成胡適的意見，以為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入手，且惟非經一番大戰爭不可。「驟言俚俗文學，必為舊派文家所訕笑攻擊，但這種攻擊不僅無損我輩主張的價值，反而在無意中擴大了我輩的影響。」

這封信當然使胡適激動不已，畢竟先前竭力反對他的梅光迪以「我輩」自居，以新派自居，以反對舊派文家攻擊訕笑為己任。這更堅定了胡適對中國文學史的認知和對文學革命的信心。4月5日，胡適充滿激情與自信地寫下了自己的心得：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古詩，二大革命也；賦之變為無韻之駢文，三大革命也；古詩之變為律詩，四大革命也；詩之變為詞，五大革命也；詞之變為曲，為劇本，六大革命也。何獨於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文亦遭幾許革命矣。……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地位，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於今日。今日之文學，獨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諸公之小說可稱『活文學』耳。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

從此以後，胡適覺得已從中國文學演變的歷史上找到了中國文學問題的解決方案，所以他更加自信這條路是不錯的。這種心跡還可見於他在那幾天後所作的《沁園春·誓詩》一首詞。這首詞下半闋的口氣起初是很狂的，胡適稍後也有不安，一再修改，到第三次修改時，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這段文字改寫成：

……文章要神思，到琢句雕詞意已卑。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但求似我，何效人為？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倘傍人門戶，不是男兒！

此次改定後，胡適還寫了這樣一段文字：「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無物。」

這個概括加上前此提出的言之有物、講文法、不避「文的文字」，共有六條，而言之有物與言之無物大意相同，除此一條，還有五條。這五條概括表明胡適關於文學革命的思路就此得以大致定型。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5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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