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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馮唐易老:馮唐個人因素、漢初政治環境和用人制度的衝突

初唐四傑之首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閣序》中曾有「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慨嘆,感慨年時易往、功業難就,千百年來都得到了無數讀者的共鳴。筆者大概在2個月前寫過有關「李廣難封」的文章,曾有讀者留言希望也寫寫「馮唐易老」,因諸多原因未能撰稿,五一小假期總算可以放鬆一下,想起這個問題,筆者想從馮唐個人性格、西漢初年的政治生態環境和有關政策制度之間的衝突,思考馮唐是不是真的「易老」?談談為什麼後人(或者時人)會感嘆「馮唐易老」?我們是否對「馮唐易老」有什麼「誤解」?

在我們的認知中,「李廣難封」是很多人注意到的歷史事件,但「馮唐易老」的問題卻少有人論及。《滕王閣序》中王勃感嘆馮唐易老,是指馮唐年高官微。這源於《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記載的一段話:「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P1246)這段記載給了我們四點直觀信息和感受:1.馮唐以至孝聞名而得為官;2.漢初郎官多為青年,且官階地位較低;3.馮唐是個誠實、敢於進諫,且不善言辭的人;4.在漢初年老仍然只做著郎官是個怪事(文帝之問可見,而在《索引》引小顏云:「年老矣,乃自為郎,怪之也」也有這樣的觀點)。

那麼,為什麼人們會感嘆「馮唐易老」和認為年老仍然只是個郎官是件「怪」事?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又是什麼?筆者認為,至少跟馮唐個人的性格、西漢初年的政治生態和西漢的制度政策有關聯,並且三者之間產生了衝突,導致這位被司馬遷記載的以孝聞名,德才兼備之人在號稱古代第一個封建盛世的「文景之治」時代早期仍官職低微、不受重用。

一、馮唐個性爽直、口直心快,這樣耿直的性格使他在官場中容易得罪人,不利於仕途升遷。通讀《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從字面上的解讀會發現馮唐是個性格爽直、口直心快、不善言辭,且敢於犯顏直諫的人。史記中記載這樣一個故事:文帝有次路過郎署時和馮唐嘮嗑幾句後,文帝問馮唐:趙將李齊這個人如何?馮唐評價說「不如廉頗、李牧為將高明」。文帝再問,馮唐又做一番評價,文帝拍著大腿說,自己要是有廉頗、李牧這樣的將官,匈奴又何足懼。馮唐卻說「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幸好馮唐遇到的是文帝這樣的明君,否則這樣當眾侮辱皇帝,後果恐怕很嚴重。漢文帝聽了只是大怒而去,過了許久才召見馮唐,並對他說「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閑處乎?」即責怪馮唐不應當眾羞辱自己,要說也應該避開眾人。馮唐只好謝罪說自己「不知忌諱」。

這個記載表明,馮唐這個人太過實誠、口直心快、不夠圓滑、不善言辭的人。如果作為一個諫官,還可以說他是個敢於犯顏直諫的人,但作為郎官,屬於帝皇近侍,說話不夠委婉,敢當眾直面說皇帝不會用人的,筆者還沒見過歷史上有幾個這樣的人。可想而知,馮唐可能平時為官,肯定會因這種太直的性格,不受人喜歡,甚至有可能因此得罪同僚或上司,更談不上受上司賞識。

二、馮唐所處時代的政治生態環境並不利於敢於犯顏直諫這樣「有為」的進取派為官者生存。為什麼說馮唐所處時代不適合「有為」青年在官場生存?一方面,與漢初的統治思想有關。漢初經歷過秦末動亂,民生凋敝,西漢初的幾位統治者都推行休養生息、無為而治,黃老思想成為統治主導思想。如熟知的「曹隨蕭規」典故,經典地表現為漢惠帝試探曹參,結果被曹參反問得無言以對,只能以「善。君休矣!」承認自己及曹參都不如漢高祖和蕭何,從而推行無為而治,曹參也日夜飲酒,少問政事,以此「無為」之舉,「治理」國家。而他們選擇官吏的標準是「木詘(qu)於文辭,厚重長者」,對「吏之文言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可見,漢初的政治生態環境,似乎不適合馮唐這樣一個敢於當面揭皇帝短處的人,他作為一個「有為」進取之人,恰恰與漢廷早期「無為而治」的思想背道而馳,是不合時宜的。

另一方面,西漢的天下是漢初哪一批布衣將相打下的,這批人屬於開國功臣、元老,相互之間關係複雜,他們能夠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朝政,比如漢初元老一致反對劉邦廢太子劉盈事件,劉邦作為開國皇帝也只能感嘆,以一首悲壯的《大風歌》抒懷,鬱鬱寡歡。開國功臣元老影響朝政,甚至延續到漢文帝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司馬遷就說,「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 天下初定, 將相公卿皆軍吏」。因此,我們看到,希望有所作為的文帝曾想任用文才學識卓著,議論風發的賈誼做公卿,結果因受到對文帝有擁戴之功的周勃、灌嬰、張相如等人的反對而作罷。賈誼比馮唐在當時名氣更大,尚且如此,何況馮唐?開國元勛貴族因功或恩蔭,在朝中佔據著重要位置,還輪不到只「以孝著」、且無任何軍功記載的馮唐有立足之地,何況還不符合這批開國功臣的擇人標準,他受不到賞識、得不到升遷,似乎也在可理解的範疇內。

因此,馮唐所處的年代,整個漢廷的政治生態環境對於他這樣一個「有為」之人,並不相宜的,有為與無為之間的衝突,個人的進取只能服從「無為而治」的大政治生態環境。這種政治生態環境就是「馮唐易老」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後,馮唐易老,還與西漢初年的有關政策相關。探討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理清一個問題:馮唐出仕的年齡幾何?據《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記載,「武帝立, 求賢良, 舉馮唐, 唐時年九十餘」,而《漢書·武帝紀》記武帝下詔舉賢良的時間是「建元元年(前104年)冬十月」。這時的馮唐90多歲,那麼馮唐在遇到文帝時又是幾歲?漢文帝是前180年被太尉周勃等人擁立登上帝位的,卒於前157年,在位23年,而文帝恰巧是23歲登基。馮唐遇到文帝的時間, 正值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卯」之時,而這件事發生在文帝14 年(前166年) 冬,武帝建元元年距此時有26 年。據此推算, 馮唐遇到文帝時幾乎近70歲的高齡了。

說到這裡,我們還是無法得知馮唐是何時或大概幾歲出仕的。要解釋這個謎題,就需要從漢初的用人政策去理解。大多數人知道漢初黃老思想佔據統治地位,帝皇將相均推行「無為而治」,但我們還忽略一個事實:在隋唐之前,中國封建王朝還沒有出現科舉這樣完備的封建用人考核制度之前,秦為軍功授爵制度、兩漢是察舉制和徵辟制,魏晉南北朝基本是按門第出身的九品中正制度。

西漢的選官制度——舉孝廉,一般是指漢武帝時期「郡舉孝廉各一人」開始的,但實際上,呂后的時候就已開始實行了,據載「高後選孝廉為郎」,儘管此時尚未形成定製,但選拔孝子當官已是一個事實。《史記》中馮唐正是「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據馮唐在文帝時已經為中郎署長,再據漢初第一次「舉孝廉」活動是在高後時期,那麼,馮唐出仕時間只有2個可能:惠帝(呂后)和文帝早期。如果馮唐是呂后時期被「選孝廉為郎」,而呂后是從前195年劉邦駕崩開始垂簾聽政的,到前180年去世,而文帝遇到馮唐時離他登基(前180年)已過14年,即此時馮唐近70歲,文帝37歲,按這個時間往前推算,就算馮唐是前195年被舉孝廉,距前166年也有30年,則馮唐即使是此時出仕也有40歲了。當然,剛垂簾聽政的呂后不可能馬上就「舉孝廉」,畢竟根基未穩,她還專心於剷除異己,況且據載馮唐一家在「漢興徙安陵」,不可能短短時間就能在當地有名聲而被郡國推薦出仕,但在呂后後期被舉孝廉為郎也就有可能。

如果馮唐是文帝登基時被舉孝廉,即前180年左右時間,那麼此時的馮唐至少50多歲了。筆者以為,馮唐以孝聞名,文帝也以孝聞名,是《二十四孝》中親嘗湯藥的主角,或許馮唐就是此時被舉孝廉為郎的(但若是此時,文帝不可能不知,故很有可能是呂后後期被舉孝廉的)。但不管如何時,我們都能肯定一個事實:馮唐因孝聞名而被舉薦為官,但他不管是高後時期還是文帝早期入仕,他為官時的年齡都已經很高(古代說「人生七十古來稀」),50歲左右出仕應該是很有可能的。

實際上,漢初舉孝廉是指察舉孝子和廉吏,馮唐是以孝子, 而不是以廉吏被察舉, 那麼, 他為郎前的身份很可能是布衣。布衣的身份,正符合他因「孝」聞名而被舉薦為官的事實。而要被鄉里郡國認同他是一個聞名遐邇的孝子,他的舉動必然有過人之處,畢竟郡國只能各舉孝、廉1人。除了馮唐的才學(從傳記中他應對文帝,說明他確實有才),按照舉孝廉的制度要求,馮唐的孝行要經得住考驗,在古代就是養老、送終。據馮唐「大父(祖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可知,安陵乃惠帝為自己所造之陵墓,並因此而置安陵縣,這裡可以側面推斷,馮唐之父肯定在高後甚至文帝前期去世的,而這一時期,馮唐至少是50多歲的人了。

因此,據上述三點推測,馮唐作為一介布衣,即便有才學,但要通過「舉孝廉」制度考驗,他必定要養老送終,這就導致他只能在50多歲才能出仕,但正是由於漢初「舉孝廉」的用人制度,也才使得他即使50多歲了,還能出仕為官。這也正是漢初提倡孝道所形成的社會風氣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馮唐易老,還有一問題需要澄清:馮唐遇到文帝時所做的「中郎署長」的官職真的小嗎?按照正常的升遷,為官10餘年從郎官到中郎署長,是否屬於正常的升遷速度?據筆者有限的歷史知識,中郎之官始設於戰國,漢代沿用,在漢初中郎系統中,行政長官為郎中令(李廣就曾做過郎中令,相當于禁衛軍統領),皇帝近侍官,屬九卿之一。中郎有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署長官稱中郎將,簡稱中郎,而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那麼,馮唐的「中郎署長」是否就是這個官職?筆者無法得知,但既為中郎署長,定是郎中令下轄三個機構中其中一個機構的領導者。如果是,秩比二千石的官階待遇相當於普通小郡的太守了。即使馮唐的中郎署長不是秩皆比二千石,但又能低到哪裡去呢?至少是千石吧。

因此,從現在的角度說,中郎署長的官職,也不算小了,當然,對於古代有志之人追求「王侯將相」、「萬戶侯」, 馮唐當然是易老了!因為漢的官秩最高萬石,其下依次為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斗食、佐史。馮唐絕不是斗食小吏,「為五斗米折腰」。對於當時的人來說,五六十歲這個年齡,已經是相當高齡,應該要到公卿級別以上,而不只是個秩比二千石或者更低的千石「小官」。

此外,馮唐易老只是馮唐遇到文帝前的境遇,年近70的他遇到文帝後,命運大不相同。馮唐在文帝朝被遷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景帝時馮唐做到了楚相,到武帝時90多歲的他還被舉薦,終因年老不復為官,但兒子卻因此而得恩蔭「為郎」。

綜上所述,在古代人眼裡,有才有德之人,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必須封侯將相、「萬戶侯」才算是出人頭地,功名有成,因此,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慨嘆自是諸多失意人士借古喻今的寄託,而歷代文人墨客哀嘆時運不濟、命運多舛是可以理解的,但決不能片面理解「馮唐易老」現象。縱觀馮唐一生沉浮,與其個人因素、西漢初期的政治生態環境和用人政策制度有很大關係,三者之間的矛盾衝突,是馮唐易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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