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五四」百年，一場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借口英日同盟宣布對德宣戰，出兵進攻駐紮在中國山東膠州灣的德軍，妄圖奪取中國山東，從而產生了領土爭議，並引發了日後的五四運動。下圖為1914年，日軍在中國山東青島炮擊德軍。

從1917年7月起，時任交通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於國務總理段祺瑞以出賣主權的代價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1918年，曹汝霖與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濟順兩路路權為抵押，借款三千萬日元（約合268,793.1189美元），並密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簽字。

下圖為《每周評論》上刊發的關於山東問題的文章，《每周評論》與《新青年》相互補充成為了五四運動時期最重要的報刊之一。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對顧兆熊所說的「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作出了更為準確鮮明的歷史定位。羅家倫在5月26日《每周評論》第23號上發表的《「五四運動」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運動」這個詞，比「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的提法更嘹亮、更簡潔。

《新青年》雜誌是在1910年代末期中國一份具有影響力的革命雜誌，在五四運動期間起到重要作用。陳獨秀、李大釗等主要撰稿人在《新青年》上發出了時代吶喊：要擁護「德先生」（民主），不得不反對舊禮教、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科學），不得不反對舊思想、舊文化。以陳獨秀為旗手的先進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掀起了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猛烈批判運動。

1919年1月18日舉行巴黎和會前，中國以一戰戰勝國身份，派出陸征祥（中）、顧維鈞（右上）、王正廷（左上）、施肇基（右下）、魏宸組（左下）等組成的全權代表團，參加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舉行的「和平會議」。下圖為《東方雜誌》刊登的中國參與歐洲和會全權委員。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開幕。會議前，美國總統威爾遜曾表示各國要互相保證政治自由和領土完整。然而會議上，由於英、美、法三國首腦：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喬治·克萊蒙梭操縱會議，中國代表提出的各項有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議案均遭否決。只有山東問題案，因西方各國欲趁此機會限制日本勢力，才被列入議程討論。

1919年1月27日，巴黎和會召開最高會議，討論中國山東問題。日本以1918年9月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簽訂的「山東密約」為借口，拒絕交還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並稱日本為剪除德國在遠東的勢力作出巨大犧牲，理應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權利。

1919年3月6日，梁啟超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外交委員會委員汪大燮、事務長林長民，報告他從巴黎和會上獲知的日本借款和山東問題。4月24日，梁啟超致電國民外交協會，發布歸還青島通電。下圖為梁啟超，在中國代表團赴巴黎前，日本駐華代理公使芳澤特意宴請他，試圖探聽他對處理山東問題的態度。梁啟超向芳澤明確宣示：德國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強行「租借」的膠州灣必須無條件地交還中國，決不可以交給日本「繼承」。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會議。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於5月4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

5月4日上午10時，北京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3時，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3,000餘名學生彙集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反對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出賣中國主權。

學生們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抵制日貨」、「還我青島」、「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拒絕合約簽字」等口號，並在集會上宣讀了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下圖為學生們舉著「誓死力爭，還我青島」、「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打倒孔家店」等條幅的油畫。

總指揮傅斯年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隊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羅家倫、江紹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隨後發生學生大規模遊行。下圖為1919年5月4日，向天安門進發的北京大學遊行隊伍。

在「外爭國權」而不得的情況下，隊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賬去！」矛盾遂轉向「內懲國賊」——學生開始向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的趙家樓曹宅所在地移動，學生們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下午兩點多鐘，大規模遊行隊伍到達曹宅，數百名軍警早把衚衕口封住了，隊伍不得入內。學生向軍警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裡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軍警於是放行。學生進入衚衕，發生暴亂痛打了在曹家串門的章宗祥，併火燒曹宅。下圖為點燃的趙家樓。

隨後北京軍警給予鎮壓，並逮捕學生代表32人。在廣大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北京政府最終被迫讓步，釋放了被捕的學生。下圖為1919年5月12日，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界遊街大會被拘留之北京高師愛國學生七日返校時攝影。

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蔡元培、朱家驊等「歐美同學會」會員（時會長蔡元培）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務農人員。下圖為五四運動期間，愛國學生在北京街頭派發傳單和向群眾演說。

北京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抗議活動。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5月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5月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下圖為身在天津的學生們組織起來支援北京。

巴黎和會外交失敗引發了中國全國性的抗議浪潮。中國民眾開始抵制日貨，由拒用日本銀行票據，從日本銀行撤走資金開始。隨後，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下圖為中國民眾在五四期間焚燒日貨。

學生們在北京痛毆親日官員，甚至放火焚燒其住宅。而在海外，如新加坡等地，當地經營日貨和為日方服務的華僑紛紛收到匿名恐嚇信，警告他們與日本斷絕關係，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鋪也被搗毀，激進的華僑青年甚至與當地警方發生流血衝突，造成4人死亡8傷。日貨在新加坡的銷售量比往年同期減少七八成。下圖為1919年，中國上海學生在遊行時舉著寫著「打倒購買日貨的漢奸」的橫幅。

學生運動愈演愈烈。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下圖為五四期間走上街頭抗議的學生們。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 6月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中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6月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下圖為被捕的學生在去監獄的路上。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唯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

1919年6月28日，原定簽約之日，中國駐地代表團被留學生包圍。中國全權代表顧維鈞在和會上發言，拒絕在和會上發表聲明。顧維鈞引用威爾遜的觀點，強調各國應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的根本權利。他把孔子比作耶穌，把山東比作耶路撤冷，強調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放棄耶路撒冷。顧維鈞一席妙語，引起美、英、法各國代表讚賞。下圖為1919年巴黎和會後，國際聯盟草創，中國代表顧維鈞協同參與擘劃。五四運動的直接目的勝利達成了。

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使青年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傳統，1939年，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規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藝術家滑田友製作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五四運動》浮雕，把五四精神鐫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大理石浮雕中。

五四運動，爆發於民族危難之際，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磅礴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极參与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鬥爭登上歷史舞台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