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曾在此辦公，這個百年建築如何成五四運動策源地

在北京東城區五四大街29號，距離遊人如織的故宮北門咫尺之遙，熙熙攘攘的道路旁，一幢紅色磚木結構的百年建築似乎並不像附近的景點那樣顯眼。不過，這裡卻是一個擁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地方，100年前的5月4日，北京大學進步學生們就是在這幢樓後的廣場集合，走向天安門廣場，從而爆發了影響深遠的愛國運動。

這幢人稱「紅樓」的建築，始建於1916年，1918年落成，曾是北京大學校部、文科及圖書館所在地。建築通體紅磚砌築、紅瓦鋪頂，平面呈工字形，東西寬100米，總面積約1萬平方米，堪稱當年北京城最有現代氣息的建築，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

1918年初，李大釗在這裡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1919年到1920年，毛澤東曾在樓內圖書館工作。許多著名學者和新派人物也曾在這裡講過課。深厚的歷史和人文淵源，使「北大紅樓」歷經時代變遷而始終令人矚目，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為建「紅樓」借了22萬元大洋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作為百日維新失敗後僅存的「新政」，這座中國近代第一所高等學府最初選址在與紫禁城咫尺之遙的景山東側，也就是今天的沙灘后街55號院。但隨著學科的增加及辦學規模的擴大，原有預科宿舍不敷使用，學生多僑居在外漫無約束，經過與法國公使康德商妥，向比利時儀品公司商借大洋22萬元，在漢花園新建一座大樓作為學生宿舍。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大總統黎元洪任命為北大校長，他上任後，決定把紅樓改成教室。1918年8月31日，紅樓竣工，用作校部、圖書館和文科教室，被稱為「北大一院」。

紅樓通高四層，有半地下室，帶有典型西洋風格的洋風建築，正立面上部檐口的三角斷山花、頂層的大拱券窗、入口處的塔什干柱式門廊以及兩側坡道的渦卷護欄。置身其間，時代氣息撲面而來，在當時的北京實屬罕見，非常壯觀醒目。

以紅樓為中心，北大的大小師生公寓散佈於沙灘多個街巷，形形色色的商鋪林立，一派繁華、熱鬧的景象。在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的北大紅樓，從使用的當年就開啟了其輝煌的歷史篇章。

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在此辦公

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倡學術自主、教學自由、百家爭鳴，對教授的選聘不拘一格，只要有真才實學，不在乎政治立場、資歷和年齡。

1915年9月，以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為標誌，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狂飆。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使在北大紅樓工作或學習的眾多先進知識分子與《新青年》編輯部，成為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要陣地。蔡元培三顧茅廬，請來《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做文科學長，《新青年》的編輯部也從上海搬到了北京。

北大落榜生梁漱溟研究佛學發表了一篇文章，他看到後給予高度重視請來北大做教授，拖著辮子的保皇派怪儒辜鴻銘他也請來，並告訴學生好好跟他學英文，千萬別學復辟。

1918年以後，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周作人、劉半農等曾先後在此任教任職。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期間，在此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表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當時紅樓二層樓上國文教員休息室和紅樓一層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是師生們聚合辯論的場所，兩處房子被分別稱為「群言堂」（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語）和「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大家持處士橫議的態度，裡面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熱烈地開展對文學革命的討論和對舊社會制度、舊思想的掊擊。

北大向來堅持向社會開放，形成了獨特的旁聽傳統，旁聽生中湧現出成舍我、瞿秋白、丁玲、沈從文、台靜農等傑出人才。

毛澤東當年既是在紅樓一層圖書館工作的助理員，也旁聽了許多課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對他思想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

張申府、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黃日葵、范鴻劼等北京黨組織主要成員都是北大學生，他們曾經坐在同一間教室里上課，可見北大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早期發展提供了堅固的組織基礎和領導力量，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精神在這裡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五四運動遊行從這裡出發

1919年5月1日，一些北大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了大會。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

最後，大會定出了四條辦法：1，聯合各界一致力爭；2，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合約上簽字；3，通電各省於1919年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行示威運動；4，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13校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議下午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學生隊伍的出發地點正是北大紅樓。

遊行運動的總指揮、肩扛大旗走在隊伍最前面的傅斯年後來成為北大代理校長、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台大校長，開啟了中國新史學的篇章。白話宣言《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的起草者羅家倫後來成為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文言宣言的起草者許德珩後來成為北大政治系教授、九三學社中央主席。

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後來，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還引發了「火燒趙家樓」事件。

燒掉趙家樓的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洋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各地學生也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鑒於五四運動的巨大影響，1947年，胡適校長宣布把5月4日作為每年北大校友的返校節，5月4日這天後來也成為今天的北大校慶日。

成立北方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

五四運動後不久，李大釗等人在紅樓建立了北方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成為北方革命活動的中心。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指導下，鄧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學秘密成立馬克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又稱「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第二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登出啟事，對外宣告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在一次「社會主義是否適宜於中國」的辯論會上，李大釗上台演講，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就好比雛雞破卵而出，是必然之理。此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迅速增加，研究會19名發起人中，至少有15人在1923年前加入中共黨組織。

1920年2月，陳獨秀離京南下上海，李大釗秘密護送，途中他們商談了建黨工作，由此留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分手後，他們倆分頭開始建黨籌備工作。

不久，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出全權代表維經斯基、秘書馬馬耶夫及翻譯楊明齋一行來華。在維經斯基等人的推動下，上海、北京建黨的步伐加快。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中國共產黨」率先成立。

8月底，北大學生張國燾到上海與陳獨秀商談建黨工作，陳獨秀希望李大釗「先組織北京小組」。9月中旬，北大講師張申府去上海接來華講學的英國哲學家羅素，住在漁陽里二號陳獨秀家，又同陳獨秀談起了建黨之事。下旬回到北京後，張申府把和陳獨秀談話的情況告訴了李大釗，兩人一致認為要儘快成立組織，發展黨員。

1920年10月，在北大紅樓一層東南角的李大釗辦公室，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這是北京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11月，張申府去法國里昂大學教書，北京共產黨小組只剩下李大釗、張國燾兩人，隨後又吸收了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袁明熊、華林、王競林6位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小組。不久又發展了劉仁靜、羅章龍等人加入小組。李大釗從自己每月120元薪俸中捐出80元，作為小組活動經費。

不久，小組內的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產生嚴重分歧。無政府主義者主張自由聯合，不贊成全國性和地方性的領導，反對黨的紀律和分工；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認為權力、法律及政府是一切罪惡的根源。經過一番爭論，除陳德榮外，其他5位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小組。於是，李大釗將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骨幹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等轉為黨員。

1920年11月，北京共產黨小組舉行會議，將北京共產黨小組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被推選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

中共北京早期組織的建立，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北方的傳播，與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結合，引導了一批先進分子迅速成長，為建立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準備條件。

（文章資料來源：北京日報、中國文物報、北京城市廣播、中國紀檢監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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