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五四新文學：他們寫下了最好的答案

今天是五四運動一百年周年紀念日。

20世紀的硝煙已經散盡，而啟蒙與救亡，「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眾聲喧嘩猶在耳畔。「五四時期」與「新文化運動」推動了白話文的普及，也造就了中國的新文學，那是現代文學的發軔之時，也是打破「鐵屋子」開啟新時代的熱血年代。

百年後再回首，這段文學史的面貌似乎濃縮成了教科書里的短短數行字，在「文學革命」和「魯巴茅郭老曹」之外，在「白話文運動」和各種論爭之外，新文學是如何產生髮展的，現代文學怎樣樹立起我們今日所熟知的規範與審美，這一切似乎總不是十分真切。在那個時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的新文學作品當中，既有流傳後世的經典，也有稚嫩青澀的探索，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想到範式，新文學走出的每一步都是「革命性」的，而最動人的則是其中飽含的熱情與理想，以及對文學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

嚴格說來，「五四運動」只能算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環，早在1915年《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之際，「文學革命」的陣地已經備好。《新青年》雜誌在1917年1月刊登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2月刊登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其後又陸續刊登了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聲援文章，1918年底刊登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則將形式上的革新進一步引向了思想上的改革。1918年魯迅發表《狂人日記》，從此拉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幕，層出不窮的新文學作品，不斷湧現的文學團體，各種各樣的文學刊物，無一不標誌著新文學地位的建立和鞏固。據不完全統計，單單1921—1923年間即出現了不下52種文學刊物，40餘家文學社團，儼然有百花齊放之態。

首發於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5號的 《狂人日記》。《狂人日記》是魯迅創作的白話短 篇小說，後收入《吶喊》中。該文諷刺了中國傳統 禮教和國人的陋俗，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同時，《狂人日記》也被公認為中國第一部現代 白話文小說（圖源：視覺中國）

《新青年》自然是彼時最重要的新文學刊物，《新潮》雜誌上也發表過不少白話小說和詩篇，而1920年當沈雁冰（茅盾）接手《小說月報》之後，這份刊物很快建立起嚴肅文學的創作標準，還捧紅或者說培養了不少作家，例如葉紹鈞（葉聖陶）、許地山、老舍、丁玲等人。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是兩家最具影響力的社團，前者提倡「為人生而藝術」，信奉寫實主義，後者提倡「為藝術而藝術」，倡導浪漫主義。這種不同的藝術取向帶來了迥然不同的文學風格，前者以周作人、鄭振鐸、葉聖陶等人為代表，後者則以郁達夫、郭沫若和張資平最為典型。在這現代文學的第一個十年中大放異彩的文學類別是小說，尤其以短篇小說最佳，但還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巨著；詩歌方面新月社的聞一多、徐志摩對新詩的發展頗有貢獻；散文方面則是以語絲社刊發的散文小品對後世影響最大。在這無數的作家作品中，有一些早已湮滅在歷史的塵煙中，也有一些在文學史上佔據了一席之地，甚至成為經典之作。這些百年前的往事並未隨風消散，而是如灰燼般一路留下了痕迹。

胡適和陳衡哲：

新文學道路上的同志

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的時候人並不在國內，他的身份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所學專業也並非文學，而是主修哲學。這個不務正業的洋博士關注白話文的普及推廣問題已有兩年，在和周圍的同學朋友討論時總得不到支持。他寫信給《新青年》的編輯，意外地獲得了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欣賞和支持。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當中提出自己「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他主張推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建立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這種主張雖好卻不免流於籠統，不能給新文學創作以十分具體的建議。胡適提出的改良八事則具體得多，特別是針對當時文言文的弊端從形式方面提出的改良建議較為實際。如：

三，「須講求文法」，

五，「務去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幾條意見幾乎是和古典文學的規則完全背道而馳了，文言文中語言美的體現很多時候即在於用典與對仗，而不用俗語俗字則是讀書人文化底蘊的體現。提倡以淺白曉暢的白話文取代典雅深奧的文言文，以「引流賣漿者」的語言取代士大夫的語言，這無疑是一種反傳統的叛逆之舉，也難怪胡適得不到朋友的支持。

有研究者認為「五四時代」具有激烈的反傳統思想，也有論調質疑正是「五四」割裂了傳統，遺失了文化。以現代人的後見之明進行回顧，這場文學革命的確有偏頗或激進之處，但在當時這種文體的改革卻是一項關乎祖國復興的重大事宜。文言文不利於傳播交流，有時不能夠準確表達詞義，在翻譯中更有許多不便。作為優美的辭章欣賞固然好，但如果以此學習數理化，制定翻譯法律條文、醫學典籍又如何呢？胡適在美留學期間正是看到了文言文的弊端才極力倡導白話文，他的觀點並不算激進，但當時周圍支持他的只有陳衡哲一人。

1920年8月，任鴻雋（左）、陳衡哲（中）在訂婚日，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園內與胡適（右）合影。 任鴻雋、胡適在五四的科玄爭論中同為科學派的「戰友」，他和妻子陳衡哲均為胡適好友。陳衡哲為中國 近代第一位女教授（圖源：視覺中國）

陳衡哲是清華庚子賠款第一屆留美的女學生，也是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用楊絳的話說是「陳先生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這位「莎菲女士」雖然沒有參與胡適同梅光迪、任鴻雋等人關於文學的筆戰，但卻同情胡適的主張，並以白話小說的創作來支持他。事實上，陳衡哲的《一日》可以說是最早的一篇現代白話小說。只是這篇小說發表在1917年的《留美學生季報》上，並未獲得如《狂人日記》一般的矚目。這篇小說體例很新，通篇白描，有點類似英美的獨幕劇，別有一種風味。比起胡適身體力行創作的白話新詩，陳衡哲的小說實在要好太多。胡適的《嘗試集》大多只是實驗性質的寫作，很難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詩。例如他的「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來江邊」今日讀起來就顯得不倫不類。

陳衡哲最好的作品恐怕要算是《洛綺思的問題》，男女主人公都設定為洋人，但其實談的是知識女性或職業婦女的事業與婚姻。這篇小說被讀者疑心是緬懷與胡適的一段情緣而作。小說的女主人公洛綺思因為學業事業的考慮而遵循「獨身主義」，最終錯失了她的愛人，這與陳本人的情感經歷頗有類似，不過陳衡哲與任鴻雋的婚姻極為幸福美滿，並沒有終身貫徹她的「獨身主義」。胡適給自己的女兒起名素斐顯得頗有深意，而多年後陳衡哲曾在胡適來訪後告訴楊絳一件「連鍾書也不能告訴」的私隱，他們是新文學道路上的同志，也始終有一點「友達以上」的曖昧。

魯迅：

最好的小說和散文

在「五四時期」貢獻最突出的文學家無疑是周氏兄弟。魯迅作為小說家，周作人作為文學理論家和散文家，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力幹將。一個家庭內出了兩個如此優秀的人，如果不是周作人抗戰時期犯下大錯，他們也許會像蘇軾、蘇轍兄弟一樣成就一段文學史上的佳話，可惜歷史永遠不能假設。

1918年5月《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發表，被認為是新文學的開山之作。雖然白話文學的淵源可以追溯至宋元話本，但在魯迅的這篇小說問世之前，人們並不知道新文學的白話小說應當是怎樣的作法。相比起現代文學初期許多作品中稚嫩的新文藝腔調，濃重的說教意味，魯迅一起手就是別人一生難以企及的高度。《狂人日記》明顯受了俄國作家果戈理的影響，表達的卻是對中國禮教吃人的控訴。這篇小說序言採用文言，主體內容則使用日記體形式的白話，不講故事，不說寓言，但卻以一種狂人囈語的方式將亦真亦假、如夢如幻的歷史真相訴諸筆端，結尾「救救孩子」的呼聲更是深入人心。

魯迅半身肖像，攝於1925年5月28日的北京。該照片為《阿Q正傳》俄文譯本發行所攝。此時，魯迅在北洋政府任職，並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學校兼課。魯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常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力幹將，也是此時貢獻最突出的文學家（圖源：視覺中國）

《阿Q正傳》以其藝術價值享譽國際，更因其揭露了國民劣根性，帶有深刻的自省而為國人所看重。阿Q的精神勝利法在今天也未完全喪失現實價值，這種怯懦可憐又自命不凡的自我慰藉，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種民族性格，而這種性格形塑的深層原因則是國家百年來被凌辱的歷史。今日通讀過魯迅小說的人或許不多，他的作品也有逐漸退出教科書的趨勢，但他小說中的人物早已融入了中國語言，「祥林嫂」「阿Q精神」「人血饅頭」已經成為國人耳熟能詳的辭彙。

由許幸之改編的《阿Q正傳》劇本封面，收入 《中法劇社戲劇叢刊》。魯迅創作的《阿Q正傳》 被公認為現代白話小說的傑作之一。小說深刻揭 露和檢討了國民劣根性，帶有深刻的自省，以其 獨特的藝術價值享譽國內外（圖源：視覺中國）

魯迅的《祝福》《故鄉》《葯》等作品秉持的是一種寫實主義的態度，但在《野草》《故事新編》中，甚至在《狂人日記》中隱隱可見他瑰麗且漫無邊際的想像，這一點或許和他對科幻小說的喜愛不無關係。其實早在1903年魯迅已經翻譯了法國科幻作家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他一直對科幻小說抱有濃厚的興趣。在想像「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戰禍又起」的時候他也不忘自我代入，覺得在這種亂象中或許「冥冥皇族，可以興矣」。時刻惦念著「中華之崛起」的魯迅無法真正走上科幻的道路，我們也難以想像如果生長在另一個年代他的作品會是何種面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代五四的作家自發地將自己的創作與民族、國家的理想捆綁在一起，始終自覺地承擔起文以載道的責任。這種創作的初衷伴隨著嚴肅認真的態度，同時也限制了創作的路徑，不然我們或許可以看到更多樣化的作品。

《風箏》是魯迅收在《野草》中的一篇文章，講述了作者由北京冬天的風箏而聯想到多年前在故鄉時他阻礙小弟弟玩耍，並將風箏毀去的情景。當時的他自以為做得很對，阻止了弟弟做一些無聊的、沒出息的事。但多年後他才了解到遊戲是兒童最自然的天性，是不應當被壓抑，被扼殺的。如果說《狂人日記》是正面地向吃人的禮教開火，那麼《風箏》則在脈脈親情中寫出了封建專制的積習對人的影響：加害者的無知無覺，被害者的「全然忘卻」，這種麻木感正是現代文學想要「啟蒙」的內容。

郁達夫和徐志摩：

沉淪抑或想飛？

郁達夫和徐志摩一個是創造社的主力幹將，一個是新月派的代表詩人，兩人的作品均洋溢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兩位作家本人的感情生活似乎也多姿多彩，精彩和傳奇的程度絲毫不遜於一部小說。及至今日，當人們想起郁達夫和徐志摩，腦海中浮現的彷彿只剩下一段才子佳人的艷情，早已塵封的民國八卦和幾幀像素不佳的老照片，他們自身的才華和志向，在那個時代中的沉浮與掙扎則漸漸被人遺忘了。郁達夫的一生有一種孤寂者的漂泊，徐志摩的一生則為感性所支配，他們都曾懷抱理想，曾是那個年代新文學的弄潮兒，然而最終都是悲劇收場，未能善終。時也？運也？命也？

創造社主要成員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和成仿吾（從左到右）在國立廣東大學的合影。創造社是 「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社團，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團體之一，他們在文藝思想 上崇自我、重個性、抒發內心，追求「藝術至上」

郁達夫和徐志摩都是浙江人，他們中學時同在杭州第一中學念書，有同窗之誼。在郁達夫日後的回憶文章中，徐志摩是一個「頭大尾巴小，戴著金絲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他成績很好，愛讀小說，有時喜歡捉弄人。由於不同的家境，兩人的性情相差甚遠，一個公費去日本留學，一個自費去歐美留學，卻都在文學界闖出了一片各自的天地。

魯迅曾在《孤獨者》中調侃那些訪問魏連殳的青年「大抵是讀過《沉淪》的罷」，可見當時郁達夫和《沉淪》的影響之大。這部小說是一部自傳體式的小說，取自郁達夫在日本的留學生活，事實上他所有的小說都是自傳式的。

作者本人曾說過：「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沉淪》講述一個青年在日本留學時期的憂鬱心境，主要是「現代人的苦悶」，即「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他在鄉間誦讀華茲華斯的詩歌卻仍不能排遣性的苦悶。除了夜晚的自慰，他還忍不住偷看了樓下主人家的女兒洗澡，之後內心又充滿自責。他在鄉間散步偶然聽見一對日本男女的偷情，在感到強烈的刺激後青年光顧了日本的風月場所。他醒來後感到無比羞愧，覺得背負了祖國的恥辱，走到海邊對著祖國的方向喊了幾聲後便投海自盡了。

《沉淪》封面。該短篇小說出版於1921年，是創造社成員郁達夫重要作品之一，以講述一個青年在日本留學時期陷入苦悶，最終投海自盡的故事，展現了「現代人的苦悶」以及「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圖源：視覺中國）

今天看來《沉淪》的情節似乎無非是描寫一個青年的情慾，屬於身體寫作的自我暴露，小說的語言也難脫新文藝腔調，似乎談不上是什麼上乘之作。但郁達夫創作的初衷卻是以嚴肅的態度書寫一個向來被社會認為是禁忌的主題，青年人的性苦悶似乎從來就不值一提，更不能公開地討論。以描寫自我的方式將性和情感聯繫在一起，這在當時是頗具勇氣的書寫，也是對傳統禮教的顛覆和挑戰。

《沉淪》中的青年將與異國妓女的歡愉看作是對理想和志向的背棄，同時也是對飽受歧視的祖國的背叛，這種自咎的愧疚感最終導致他走向自我毀滅。如果只是將《沉淪》看作是作者對情慾的描寫而看不到個人際遇與祖國榮辱的糾纏，那便不能理解作者的苦心。事實上郁達夫的自傳也都是文學，他個人的生活一直踐行著「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念。在醇酒婦人的頹喪生活之外，郁達夫曾經瘋狂追求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稱的王映霞，並最終抱得美人歸。然而正如他的小說中一般，主人公從女性身上不是想獲得救贖，便是想實施拯救，唯獨不能夠安穩度日。恰如屠格涅夫筆下的零餘者，郁達夫始終如同邊緣人，難以融入家庭或團體，在人生旅途上孤獨地漂泊。抗戰時期他流落至南洋，在蘇門答臘光復前夕被日本憲兵殺害，零餘者最終成了犧牲的烈士。

與郁達夫的敏感自憐相反，徐志摩在朋友眼裡是一個生龍活虎的人。他自信熱情，充滿朝氣，出身浙江硤石的富貴之家，小說家金庸和園林專家陳從周都與他沾親帶故。徐志摩最轟動的是他的情感經歷，以已婚身份熱烈追求朋友之女（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稱徐志摩為小友），和育有兩子的張幼儀離婚，與有婦之夫陸小曼相戀……在影視劇的塑造下，在網路傳播的作用下，徐志摩不是溫柔多情的英俊才子就是背叛婚姻的花花公子，他在詩歌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反倒黯淡了。

作為新月派的核心人物，徐志摩與聞一多在新詩的創作方面探索出了一條新的路徑。由於中國悠久的詩歌傳統，崇尚音韻格律的古典詩詞深入人心。在新詩的探索階段，雖然胡適、俞平伯等人做了許多嘗試，但白話詩的美感似乎總是不盡如人意。例如俞平伯寫過的兩句詩：「被窩暖暖的，人兒遠遠的。」今天看來很難說這是詩歌。徐志摩和聞一多受到歐美詩歌的影響，在新詩創作中提出新格律詩的寫作，即詩歌必須有音律美，但這美感可以通過節奏和音韻來實現，不一定要按照古體詩詞的平仄韻部來限定。除了膾炙人口的《再別康橋》，徐志摩在《雪花的快樂》中寫道：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

飛揚，飛揚，飛揚，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徐志摩的詩真摯溫柔，有一種特有的嫵媚，但又不是頹喪的，總是有一股生機。他的古文功底也好，寫的雖然是新詩，但詞句中又會不經意地夾雜一些文言辭藻，比如《再會罷康橋》裡面的「渺茫明滅」「黛薄荼青」「輕柔暝色」等等令人讀起來有一種雅馴的感覺，不顯得突兀，還增加了詩的美感。

徐志摩像。作為新月派的核心人物，徐志摩與聞一多在新詩的創作方面探索出了一條新的路徑。新月社為當時的文學團體之一，由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陳源等人於1923年創建，其名來源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新月集》

俊美的面龐，優裕的家境，浪漫的詩歌，再加上傳奇的情史，徐志摩總是被當作一個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一個縱情任性的紈絝子弟。對於這種說法，梁實秋認為是不公道的。他覺得徐志摩國學和西學方面都下過大的功夫，幾年內發表了包括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翻譯在內的那麼多著作，一個紈絝子弟能做到嗎？「他給梁任公先生做門生，與胡適之先生為膩友，為泰戈爾做通譯，一個紈絝子弟能做得到么？」

青年時代留學美國的時候，徐志摩曾為自己制定了嚴格的作息計劃，每天早上6點起床，晚上十點半睡覺，「日間勤學而外，運動跑步閱報。」他是一個刻苦的學子。然而和他的朋友郁達夫一樣，徐志摩的文學創作、單純信仰與現實生活糾纏在一起，他是「一個徹底的浪漫主義者」。胡適說他信仰的是愛、自由和美。梁實秋說他信仰的是三者的結合，落在現實里這理想即是「與他所愛的一個美貌女子自由的結合」，也是徐志摩對老師梁啟超的自白：「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在散文《想飛》裡面徐志摩說：「是人沒有不想飛的。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到雲端里去，到雲端里去！」在另一首詩《黃鸝》里他說：「它飛了，不見了，沒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熱情。」這真是一語成讖，1931年飛機失事，36歲的徐志摩飛「沒了」，消失在一團火焰里，他終於飛出來這圈子，到雲端里去了。

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中國的知識分子希望借文學改變祖國積貧積弱的局面，正如魯迅所說「於無所希望中得救」。無論是留美派還是留日派，無論是人生派抑或藝術派，每個作家、每部作品都是時代與歷史的印跡。胡適對白話文的推動與新詩的嘗試，陳衡哲的聲援與踐行，周氏兄弟所達到的文學及理論的高度，郁達夫在沉淪之下的努力，徐志摩在浪漫之外的理想……這只是眾聲喧嘩的五四文學的一隅，然而卻代表著他們嚴肅而認真的思考與實踐，共同走過那個時代。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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