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日本小川氏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為摹本 （附墨跡全貼）

論日本小川氏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為摹本

鄧寶劍

現藏於日本小川氏手中的《真草千字文》墨跡。曾先後歸日本某游化僧人、江馬天江（1824-1901）、谷鐵臣（1822-1905）、小川為次郎（號簡齋，1851-1926）所藏。1879年，谷鐵臣將其送交日本京都「古代法帖展覽」。1912年。小川為次郎購得此卷並於年底影印出版。民國初年，羅振玉影印《真草千字文》墨跡出版，此卷墨跡在中國遂廣為人知。

《真草千字文》墨跡

在《真草千字文》墨跡公佈於世之初，便有針對此帖的不同看法，有以為智永真跡者，有以為出於唐人之手者，這種分歧一直延續至當代。本文首先按照遞藏的三個階段介紹前人的考證結論，之後對此問題略陳淺見。

一、對前人結論的回顧

1.谷鐵臣所藏時期

明治（1868-1912）初年，太政官儒醫江馬天江為一游化僧人治病，僧人為表謝意，將所藏《真草千字文》墨跡本贈予江馬天江。江馬天江持示其好友谷鐵臣，谷鐵臣喜愛非常，以一部《佩文韻府》換取了這卷《真草千字文》。

（1）日下東作：「定為永師真跡無疑」

1880年，楊守敬擔任大使館隨員赴日本，與日本書法界多有交流。楊守敬藏有一本寶墨軒本智永《真草千字文》刻本，也攜至日本。1881年新春，谷鐵臣的朋友日下東作（號鳴鶴，1838-1922）在楊守敬處看到寶墨軒刻本後，致函谷鐵臣云：「昨訪清客楊惺吾。觀其所藏智永二體《千文》舊拓刻本，雲此自王陽明先生舊藏真跡入刻者。熟視之，與公所藏之《千文》神彩、形質毫髮相肖，恰如出一手。以弟所鑒，公藏帖，不是空海，不是唐人，定為永師真跡無疑。」由於這卷《真草千字文》墨跡並無書寫者名款，所以當時對其書寫者有各種猜想。從日下陳作的跋中便可見出。或猜想為空海所書，或猜想為唐人所書。日下東作將此墨跡本與楊守敬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刻本對比，確定其為智永所書，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結論。此後，學者們的鑒定，都圍繞此卷墨跡究竟是智永真跡還是後人臨摹而展開。

（2）楊守敬：「定為李唐舊笈無疑」

由於日下東作向楊守敬介紹其友谷鐵臣藏有《真草千字文》真跡，故楊守敬致信谷鐵臣請求觀看，谷鐵臣慷慨地將此卷墨跡從京都郵寄給居於東京的楊守敬。經過與刻本對比，楊守敬同樣認為此卷墨跡源於智永。但與日下東作不同的是。他認為此卷《千字文》並非智永真跡。如其在1881年夏所寫的跋文中所云：「觀其紙質墨光。定為李唐舊笈無疑。」至於是唐人的臨本還是摹本，此處並未明言。楊守敬《學書邇言》中所評則指為臨本：「智師《千文》，固不止―本也，日本亦有一冊，余得一影照本。此或唐人所臨。」

日下東作並未受到楊守敬觀點的左右。在1902年依然為此墨跡本題寫了「永師八百本之一，天下第―本」。

2.小川為次郎所藏時期

（1）內藤湖南：「為唐人拓摹，但其摹法已兼臨寫」

谷鐵臣去世後。小川為次郎於大正元年（1912）購得此卷墨跡。並於當年年底珂羅版影印出版，書後附有內藤湖南（1866-1934）的長跋。

內藤湖南在跋文中做了兩方面的考證：其一，追溯此卷墨跡何時傳入日本：其二，判定此卷墨跡究竟是智永真跡還是後人臨摹。

關於傳入日本的時期。內藤湖南說：「……但此本傳來我邦，當在唐代，當時歸化之僧、遣唐之使所齎二王以下率更、北海、季海等法書，載在故記舊牒，班班可考，獨永師有此劇跡，而官私著錄寂焉未有之及。何也？按《東大寺獻物帳》錄拓王羲之書廿余種。中有『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淺黃紙，紺綾褾綺帶』，今此本已失去褾帶。而紙質行款並皆與獻物帳合。……綜而考之，此本為獻物帳所錄王書真草千字文殆無可疑。」日本聖武天皇（701-756）去世之後，皇后藤原光明子將天皇遺物以及自己的書法作品捐給奈良的東大寺。所捐物品的目錄稱《東大寺獻物帳》。在《東大寺獻物帳》中記載有廿卷拓王羲之書法。其中一卷下注「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云云。內藤湖南認為正是小川氏所藏的這卷《真草千字文》。明明是智永的手筆，為何《東大寺獻物帳》著錄為王羲之書？內藤湖南在跋文中說：「且永師所書八百本皆拓梁集王書。董彥遠已言之。東坡所云永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化是也。」據記載，梁武帝命殷鐵石摹拓王羲之所書千字，周興嗣編次成文，智永曾臨集王羲之書《千字文》八百本。內藤湖南認為，既然智永書《千字文》本來就是模仿王羲之的字，而且照蘇軾的看法，智永為了保存王羲之的筆法而為世人作楷范，所以對王羲之書法很忠實，那麼《東大寺獻物帳》將這卷《千字文》直接記錄在王羲之名下就不奇怪了。

關於究竟是真跡還是後人臨摹。內藤湖南認為：「……此本之矜貴，亦在其為唐人拓摹，但其摹法已兼臨寫。前輩雲，唐人往往以臨為摹，蓋不止專於形似之末，並務神理之彷彿，不得不由此法也。」他的結論很明白，此卷墨跡不是智永的真跡，也不是後人的臨本，而是唐人的拓摹。所謂拓摹，便是將真跡墊在下面，將空白紙張蓋在上面，依著下面的字樣進行複製。拓摹一般是依照雙鉤填墨的程序進行的，即先用細線勾出筆畫的邊緣，再仔細地往裡面填墨。內藤湖南特別指出，這卷《真草千字文》的摹法中已經兼有臨寫的成分。勾摹是描畫而成的，完成一個筆畫的勾摹一般要經過多次落墨。通常所說的臨寫是把字帖放在一邊。照著樣子模仿。模仿一個筆畫只需一筆完成。內藤湖南這裡所說的「臨寫」顯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臨寫，而是指拓摹的時候能夠大膽落墨，程序不那麼瑣細。在內藤湖南看來，這卷《真草千字文》的拓摹之所以帶有臨寫的成分，是為了既得「形似」，又得「神理」。

在內藤湖南的跋語刊出半年後。《書苑》雜誌發表了樋口銅牛（1865-1932）的駁議文章。樋口銅牛在以下兩點與內藤湖南的意見不同。首先，這卷《真草千字文》並非東大寺獻物帳中所載王羲之《真草千字文》的拓摹本。他認為，既然獻物帳中記載的是王羲之所書《千字文》，便不會是梁代周興嗣次韻的《千字文》。而或許是曹魏鍾繇的《古千字文》。獻物帳內的書物皆有「延曆勅定」一印，而《真草千字文》墨跡並無。其次，智永是「自書」《千字文》。而並不是模仿王羲之的字。儘管在這兩點與內藤湖南不同，樋口銅牛依然認為，這卷《真草千字文》墨跡源自智永，是唐人的拓摹本。概言之，內藤湖南認為這卷《真草千字文墨跡》是「唐人拓摹智永所臨王羲之《千字文》」，而樋口銅牛認為是「唐人拓摹智永所書《千字文》」。

（2）勞篤文與羅振玉：智永真跡

與內藤湖南等的「拓摹」說不同，勞篤文與羅振玉認為此卷墨跡是智永所書真跡。

勞篤文反覆臨寫此卷墨跡。並將其與虞世南、楊凝式、趙孟頫諸家書法以及唐人寫經相參證，認為這是智永的真跡。1920年，他在自己臨本後的跋文中說：「癸丑客青島。余始見影本永師千文真跡於叔瞍齋頭。當時以為日本贗作耳。初不識其妙，亦未嘗細玩。自去年余頗好唐人寫經字，時復臨寫數行。又於恭邸見趙文敏公手札真跡，意若有所悟。再取千文與永興《汝南公主志》、少師《韭花帖》諸影本參互比較、反覆玩味，始知其迥不可及，因得略識古人用筆之意。傾長夏無事，日臨其真書―二百字自遣。」

羅振玉在1922年跋云：「真草千文一卷為智永禪師真跡，學者於此可上窺山陰堂奧，為人間劇跡。顧或以為與關中石本肥瘦迥殊而疑之，是猶執人之寫照而疑及真面也。」

3.小川為次郎遺族所藏時期

小川為次郎於1926年去世之後，此卷《真草千字文》由其遺族收藏。在此期間，亦有學者針對其真偽屬性進行討論。有以為智永真跡者，以啟功、台靜農兩位先生為代表。有懷疑其為臨本或摹本者。李郁周先生的討論頗為詳細。王壯弘、朱關田、葉喆民諸先生皆認為此本並非智永真跡。但語焉不詳。

（1）啟功：「當為永師真跡」

關於這卷《千字文》的來歷，啟功先生認同內藤湖南的觀點。認為這就是東大寺獻物帳所載的那捲拓王羲之千文。並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內藤湖南曾引《東大寺獻物帳》所載「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為，淺黃紙，紺綾褾綺帶」，與本卷《真草千字文》墨跡對照。發現可以大體相合。《東大寺獻物帳》中的原文為「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淺黃紙紺綾褾綺帶紫檀軸」，內藤湖南省略了其中的「紫檀軸」。現存的《真草千字文》墨跡是冊頁，無軸。啟功先生說：「從硬黃紙色上看，前數行中間橫斷有些處紙色較淡，當是裸帶勒系的痕迹，是為原是卷子後改成冊之證。」如此，除了這卷《千字文》墨跡比《東大寺獻物帳》的記載少一行（共二百零二行）之外，便沒有其他不吻合的地方了。

關於這卷千字文的時代、作者屬性。啟功先生不同意內藤湖南的觀點，而認同羅振玉的判斷，認為它就是智永當年所書八百本中的其中一本。早在二十多歲時，啟功先生便有論書絕句一首云：『硯臼磨穿筆作堆，千文真面海東回。分明流水空山境，無數林花爛漫開。」既稱許其為「千文真面」，又盛讚其美。當然，「千文真面」的說法比較含糊，未必即是斷言其為真跡。而在日後的論述中，他斷定這卷墨跡為智永真跡。《論書絕句》第三十六首云：「永師真跡八百本，海東一捲逃劫灰。兒童相見不相識。少小離家老大回。」在《說〈千字文〉》一文中，亦申說了同樣的看法。1989年4月，啟功先生到日本京都小川氏家中獲觀原跡。見其墨色鮮活，因而愈發肯定自己的結論。

啟功先生斷定這卷墨跡為智永真跡，有如下依據：「持較北宋長安刻本及南宋群玉堂帖刻殘本四十二行，再證以六朝墨跡，知其當為永師真跡。」「其字每逢下筆墨痕濃重處時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猶有內亮之色，更可知絕非鉤描之跡矣。」與六朝墨跡相較，可知這卷《千字文》符合智永所處時代的書風，並非唐人之筆，這是第一重論證：與北宋長安刻本與南宋《群玉堂帖》殘本相較，又可證其出於智永而非他人筆下，這是第二重論證：墨色鮮活，以此證其為書寫而成，而非勾摹之筆，這是第三重論證。

台靜農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撰文。亦同意羅振玉的結論，認為小川氏所藏《千字文》墨跡是智永所書八百本之一。他又將小川氏所藏墨跡本與敦煌蔣善進臨本進行比較。認為二者之不同體現了時代的差異，「校以小川簡齋舊藏永師真跡，則蔣之真書，已無永師之凝鍊，純是初唐風範，略似虞永興。其草書雖具永師形象，不若永師之能精神內斂」。由此證明小川氏所藏《千字文》墨跡是智永的真跡。台靜農先生的討論。類似上述啟功先生所提出的前兩重論證，即證明其確屬唐以前的書風，亦是出於智永。但是，若要判定其為真跡而非摹本，其實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明。

（2）李郁周：「不是智永的親筆」

李郁周先生從墨跡本的草法進行考察，認為其中若干字不符合草法，因而判定「《真草千字文》墨跡本不是智永的親筆。甚至非其真跡的第一手摹本或臨本」。

李郁周先生所舉「麗」字的草書字形最值得推敲（圖11、12）。

「麗」字上部反覆纏繞，如同走迷宮一樣，很難理清運筆的次序。但是。我們之所以很難走出迷宮。是因為在拿後世慣用的草法來揣摩《真草千字文》墨跡本中的草法。如孫過庭《書譜》和懷素《小草千字文》中的寫法。李郁周先生在《修復放大碑帖選集?陳智永草書千字文》中，將原帖的草書「麗」字做了修改，亦是遵從後世慣用的草法（圖2.1-2.3）。

李郁周先生在文中還舉出其他的字例，但是依筆者愚見，這些字例尚不能構成充分的證據來判定這卷墨跡是真跡還是出於臨摹。儘管如此，李郁周先生考察問題的思路是有價值的。

二、從筆畫間的呼應、連帶考察

《真草千字文》墨跡

在書法中，人們對一個詞耳熟能詳――「筆斷意連」。大概意思是說，筆畫與筆畫之間雖然是斷開的。但其中的意趣動勢又是連貫的。筆者在此並無意於討論筆斷意連的審美意味。而是要用「意連」來指稱前人墨跡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在連貫書寫的過程中，一個筆畫收筆處的出鋒和下一個筆畫起筆處的入鋒往往是在一條路線上的。這條「意連」的路線並沒有呈現於紙面上。但它是一條隱在的軌跡。而且，上一筆的出鋒和下一筆的入鋒相鄰越近，「意連」就越嚴格。

在墨跡本《真草千字文》中，有以下幾處細節讓人感到蹊蹺（圖4.1-4.4）。

「號」字末尾兩筆，是「巾」的「橫折鉤」，以及上下貫穿的「豎畫」，但是「橫折鉤」末尾的出鋒和「豎畫」起筆的入鋒明顯不在一條路線上。這種現象是怎麼造成的？顯然，這不像是智永自然而然地寫出來的。相較而言，「虢」字末尾兩筆的呼應關係就自然多了。

「聽」字的部件「心」。卧鉤的收筆與中間點的起筆相隔非常近，本應軌跡連貫，但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二者並不在一條路線上。再如「兒」字部件「臼」，橫折鉤與平點之間呼應不暢。智永的真跡應該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既然不是真跡。那麼是臨寫還是拓摹？所謂臨寫，是照著範本進行書寫，而拓摹，則是將原作墊在紙下進行複製。二者和書法家原初的書寫節奏皆有不同，但是臨寫比起拓摹來更加接近自然書寫的情形。上述情況，顯然是拓摹所致。拓摹者努力要把原帖中筆畫與筆畫之間的呼應關係複製出來。但是在個別地方沒有對準路線。所以導致筆斷而意亦斷。

以上所舉。是筆畫間因呼應不暢而導致「意斷」。另有一種情形是。筆畫間出現冗餘之處，連帶關係交代不清（圖5.1、5.2）。

「青」字第一筆寫橫，第二筆寫豎，豎的末尾既向左上方挑出，又連帶下一個橫畫，交代不清。「韓」字最後的豎畫，既和上一筆末尾相連，又像是重新起筆。智永真跡不該如此，而臨本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亦極小。這些瑕疵應出於拓摹的失誤。當然也有可能底本在這些地方就不清晰。拓書人無從做出明確的判斷。

接下來面臨的問題是，這是一卷拓摹本，但為何筆意如此鮮活自然？啟功先生便因其墨色鮮活自然而判為真跡。墨色是否自然，對一件墨跡的鑒定自然十分重要。但這只是判斷一件墨跡為真跡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或者說，即使墨色自然，也有可能不是真跡。比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懷素《自敘帖》的墨色就非常自然。但我們無法確定它是真跡。墨跡本《真草千字文》墨色鮮活，是由於拓摹時用筆果斷、自然，而不是在雙鉤的輪廓中一絲一絲地填塗。內藤湖南所說的「摹法已兼臨寫」庶幾近真，看似「模稜兩可之論」，其實說的就是摹，只是摹的手段略有不同而已。

徐邦達先生說：「摹是最易得其形似的。摹書有三種方法：先勾後填；不勾徑自影寫；勾摹兼臨寫，又修飾之。第一種，古法先用塗熨黃蠟較透明的紙（稱為硬黃）蒙在原跡上面，以淡墨作細線依筆法勾出一個字的輪廓來，然後取下"以濃淡乾濕墨填成之，所以也稱為雙鉤廓填。第二種，以紙蒙在原件上，徑用濃淡墨依樣摹寫。第三種，先勾淡墨廓後，再用筆在廓中摹寫（有異於不見筆法的填墨）。碰到虛燥筆鋒處才略為填作。」第一種摹法最為小心翼翼，所以相對而言更容易將筆畫形狀摹得準確，但是由於在勾畫輪廓中多次描畫，所以比起後兩種來，墨色難於表現出流暢自然的感覺。第二種和第三種摹法，其實都可說是「摹法已兼臨寫」。小川本《真草千字文》墨色鮮活，顯然不是出自第一種摹法，或者主要不是出自第一種摹法。

關於勾摹的破綻，徐邦達先生說：「這三種方式也往往都有缺點，例如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書的寫法，有時會將牽絲的筆畫搞錯。例如唐摹王羲之《喪亂帖》中的『泳』字，《奉橘帖》中的『餘』字，等等，很容易明顯看出來。同時，又容易在起筆處顯得不太自然（特好的例外）。」觀察牽絲是否自然合理，確實是辨別墨跡之真偽屬性的重要途徑。當一件墨跡的墨色自然鮮活的時候。這個途徑便尤為重要。

通過對小川氏所藏《真草千字文》墨跡中牽絲的觀察，我們不僅將它與真跡區別開來，而且將它與臨本區別開來。結合墨色的情況，又可將它與徐邦達先生所說的第一種摹法區別開來。

餘論

古來所傳智永《真草千字文》還有摹本和真跡相摻的情況。米芾《書史》載：「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拓書。內一幅麻紙，是真跡。末後一幅上有雙鉤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真跡一卷，各以一幅真跡在中，拓為數十軸，若末無鉤填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荊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婿也。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如果米芾的判斷無誤。那麼在他所見的這卷智永《真草千字文》摹本中，竟然夾有一幅真跡。米芾料想，有人將真跡拆開"分裝在數十軸摹本中。那麼，小川氏藏本是否夾有真跡？在沒有明確的證據之前。還是稱其為摹本比較穩妥。

米芾《寶章待訪錄》亦載：「右唐粉蠟紙拓書。有古跋雲『契闊艱難，不敢失墜』，信好事也。在前國子監直講楊褒處。得於外舅王安國。某元豐五年過金陵見之。內二真字雙鉤填者，然人猶未信為拓焉。」這卷《千字文》應當就是《書史》中所記的那捲。此處沒有提及卷中夾有一幅真跡。而是從大處著眼稱其為「拓書」。米芾在《書史》中說發現卷尾有一字為鉤填。在《寶章待訪錄》中說發現其中有兩個真書為鉤填。看來，若不是個別字露出勾摹的痕迹，連米芾都覺得「固難辨也」，可見唐人拓摹技術之高超。對於小川本《真草千字文》而言，儘管我們發現其中的某些牽絲不甚合理，但並不能因此認為這卷墨跡的拓摹水平不高。畢竟。如此長幅，字數眾多，出現瑕疵在所難免。米芾甚而以為，唐人拓摹有時露出馬腳，乃是由於『不肯欺人」。米芾如此「善解人意」，拓書人若有知，定會倍感欣慰吧。

智永上承王氏家學。其書含蓄深穩、典雅有則，將八百本《千字文》施與浙東諸寺，又授筆法於虞世南，對當世及後世影響極大，真可謂承上啟下之關鍵人物。六朝名家真跡傳世極少，唐人摹本便成為研習古賢筆法的上佳之選，正所謂「不見唐摹，不足以言知書者矣」。唐摹草書尚有《初月》《遠宦》《寒切》等，行書亦有《喪亂》《奉橘》《蘭亭》等。留存至今的六朝名家楷書摹本則唯有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和小川本智永《真草千字文》的楷書部分了。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在楷、行之間，僅有四行，智永《千字文》則蔚為大觀。學書者由《真草千字文》墨跡悟入，或可曉晉知唐，貫通刀筆，正如啟功先生所說：「非獨智永面目於斯可睹，即以研求六朝隋唐書藝遞嬗之跡，眼目不受棗石遮障者，舍此又將奚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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