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古今人表》考論

《漢書·古今人表》一向是研究《漢書》的學者所注意的篇章。有學者認為〈古今人表〉並非班固（32-92）所撰，而是其妹班昭（約49-約120）之作；對〈古今人表〉不列漢人，又被人評為體例不純；不書漢人而稱為《古今人表》又認為是名實不乎。中國史學史上的斷代史始祖《漢書》，其〈古今人表〉是否確有上述問題？本文欲一一探討。

一

《漢書·古今人表》受學者批評，是史學史上已經討論很久的問題。〈古今人表〉的作者是否班固其人，多被學者質疑。學者趙連穩認為《漢書》的八表是班昭所創。宋衍申亦持此論，認為班固卒時，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由班昭續寫。學者多持此論，大抵因《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傳》中認為班固作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若考〈古今人表〉的作者是誰，當從兩大途徑分析：一是從八表中對比其他《漢書》篇章的用詞有否不同；二是從八表的撰述動機入手。八表中，可見出作者用詞的其實只有序言，而序言的篇幅亦不算長，難分是否出自班固之手。再考其撰述動機，八表都是配合整本《漢書》而成的，是道出了西漢發展的歷史過程。從《後漢書》中，我們找出班固撰《漢書》篇章的兩個不同版本，先是《後漢書·班彪列傳》中記載班固寫《漢書》乃撰「紀、表、志、傳凡百篇」，這句肯定與班昭及馬續（70？-141）續寫《漢書》有出入，但卻說明了班固時已有志於寫成此體例，後人應是增補其內容。另考《後漢書·列女傳》，當中就只記載了班固死時未書八表及〈天文志〉。

再考鄭鶴聲（1901-1989）編的《班固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0年），我們找不出班固在何時寫成《漢書》那些篇章，我們只好找尋最原始的《漢書》史料。在《漢書·敘傳》中，班固已雲其作《漢書》之志乃在四體例：

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顏師古的注認為，班固在此文之下的敘傳，「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說明了其實此四體例在班固之時已經確定，雖然未考出是否出自班固之手，但班昭創〈人表〉之說，大抵不確。從班固入獄而死（時為漢和帝﹝劉肇，79-105；88-105在位﹞永元四年，92年），《漢書》既然沒有表及〈天文志〉，而和帝命班昭續寫一事，再證明了那時在《漢書》的基礎上是有表的概念，只是未能成事而已。

我們不能否認班昭和馬續對續寫《漢書》的功勞，但亦不能否定表的創始是起於班固。事實上，〈古今人表〉的作者是誰，在整個史學史上並非重要一環，更要討論的是〈古今人表〉在《漢書》的地位上的重要。《漢書》被奉為中國史學史的斷年史始祖，是因為《漢書》以整個朝代（西漢）為史，劉知幾（661-721）讚譽為「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興廢，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說明了劉氏認為《漢書》當以斷代為史。所以他對《漢書》有不從「斷代」而成的篇章大有批評。

二

劉知幾認為《漢書》當為斷代為史，面對〈古今人表〉時，劉氏不禁說：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

又說：

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羸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乎？劉知幾強把當時的斷代觀念加在未有斷代的漢朝。班固寫《漢書》時，有否說明定當以整個西漢歷史寫入書中？非西漢歷史的人或事就不能入《漢書》？要知道《漢書》成書之際，斷代概念含糊，我們把《漢書》列為斷代史始祖，蓋後人判斷的斷代概念，「斷代」一詞，亦非班固所創（但他肯定有斷代概念），至唐代，斷代概念成熟時，劉知幾批評《漢書》此病，實乃以今非古，無視《漢書》寓通於斷的偉大史觀。班固應不會想到他的《漢書》會被後人奉為斷代史的始祖。〈古今人表〉的撰述，亦不會因這個「斷代」概念而荒廢。

《漢書·古今人表》並非以斷代為史，班固別出心裁地把通於古今的概念來說明他撰〈古今人表〉的動機。班固先沒有說《漢書》只能書漢朝人事，即可以上至黃炎兩帝，下至東漢，都在《漢書》的範圍，事實上，〈古今人表〉的範圍已打破斷代為史的局限。不只〈古今人表〉，再考《漢書》的志，都是通史性質，班固深明歷史發展的演變是有前後關係相連的，在志的有關制度及社會生活的記載中，班固定當述說上下古今的情況，「為了說明漢代何以是這種情況，還必須向上追溯其來源」，這種通古今的史學精神，在《漢書》其他篇章也適當地流露出來，這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清人馬驌（1621-1673）對〈古今人表〉都有相類似的批評。馬驌於《繹史》中認為後人對〈古今人表〉有三點主要的批評：「一曰甲乙紛錯；二曰記載不悉；三曰前代人物，無關漢事也。」主要批評〈古今人表〉的學者都是認為〈古今人表〉的體例不純。其實，表自《史記》首創，至《漢書》時只有此兩本史書有表。若考《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前135-前90）認為表的創立是因為「並時異世，年差不明」，即反映表可以縱橫上下，對史事有始末的列出。表同樣是時間先後為其排序。觀乎《史記》十表，都是貫通了「古今之變」的史學思想。

《漢書》的八表中，前五表是從《史記》演變而來，後三表包括〈外戚恩澤侯表〉、〈百官公卿表〉與〈古今人表〉都是班氏所創。筆者愚見認為，八表中都是反映了貫通的思想，一如〈百官公卿表〉是因為「漢迪於秦，有革有因。」而作，而〈百官公卿表〉亦有載漢以前的人物，為我們提供了秦漢時官制系統的面貌。班固對錶的體例是合符《史記》司馬遷所說「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的思想，《漢書》的表同樣是貫通上下，寫出古今之變，只是後人對班固欠缺了解，不明班固的心意。

三

〈古今人表〉從宓犧氏開始，寫到秦嬴之際，被後人詬病在於他不列漢人，有古無今。作為一本以漢代為核心的史書，不列漢人的主因在那裡呢？歷代學者作了不同的總結。顏師古認為是「其書未畢故也」，徐朔方即認為顏氏之說，「未免過於天真」，〈古今人表〉未列漢人，如果真是未完成的話，其後人班昭和馬續大可續成，假若此表是班昭首創的話，班昭就是有意讓此表止於秦嬴之際？故更不應理解為「未畢故也」。清人梁玉繩（1744-1819）認為：「若表今人，則高祖諸帝悉在優劣之中，豈孟堅所敢出哉」，梁氏從政治角度分析班固未列漢人之故。班固自漢明帝（劉庄，28-75；57-75在位）元年（58年）開始私撰《漢書》起，至永平（漢明帝年號）五年（62年）被人告發下獄，翌年才被明帝批准可繼寫《漢書》，我們不能考證此短短五年，班固寫了那些篇章，但「明哲保身」作為他不表漢人之由，未嘗不可。清人錢大昕（1728-1804）亦認為〈古今人表〉已經完成，他說：「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為今人之鑒，俾知貴賤止乎一時，賢否著乎萬世，失德者，雖貴必黜，修善者，雖賤猶榮，後有作者，繼此而表之，雖百世亦可知也。班序但云究極經傳，不雲褒貶當代，則知此表首尾完具，顏蓋未喻班旨。」錢氏考慮到〈古今人表〉是借古人為今人作為借鏡，使今人從人表中得悉貴賤黜榮之理。其實，幾位學者都是向顏師古之說提出更正。要有效了解〈古今人表〉不表今人之由，先從班固的撰表動機說起。

先從〈古今人表〉的序言來看，班固認為〈古今人表〉是：

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雲。

認為要考究經並要籍，並按次排序。若再考《漢書·敘傳》，班氏云：

篇章博舉，通於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

在其〈敘傳〉中的「通於上下」一句，最為可圈可點。「上」、「下」是上下至何時呢？不論其確實時間，至少可以肯定，班固認為〈古今人表〉的撰寫，並非為斷代而設，而是刻意會通上下，說班固此表體例不純，倒不如說班固有「通古今之變」的精神。問題在於，班固親說是「通於上下」，而在〈古今人表〉中不表「今人」，是自壞其言，已非「通於上下」，但再考其序言，班固有這樣說法：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

班固寫〈古今人表〉是要記載曾出現在經書上的人物，都一一按時間排序，並加以品第。明顯，他的目的是要彰顯所表之人的「善」「惡」，以「勸戒後人」。所謂「後人」應當是指自東漢人及成書之後的所有讀者了。班氏借所表的人，評定他們的善惡標準，給予不同的品第，要完成上古至今世的人物，就必須「博採」了。

班固在《漢書》的〈古今人表〉和〈敘傳〉中，均有說明他撰〈古今人表〉的原因。若比較兩文，其原因是一致的。〈敘傳〉中所謂「篇章博舉」與〈古今人表〉中的「自書契之作」和「究極經傳」是同一意思；〈敘傳〉的「通於上下」與〈古今人表〉的「總備古今之略要雲」又是相同。簡單而言，班氏撰作的動機，就是要從古往今來的經典中，表出人物，來讓後人借鑒。

班固是有意寫至秦嬴之際就完表的。何焯（1661-1722）認為〈古今人表〉已道出了今人，「今人則褒貶具於書中，雖雲總備古今之略要，實欲因古以知今也。」〈古今人表〉就是借古以寓今。此說頗得學者認同。既然〈古今人表〉之名有「今」，但其內容連西漢人也不表，表面上是名實不乎，但暗藏玄機的是，班固有意借表的「古人」，來寄寓「今人」。綜觀《漢書》，西漢人物多有紀和列傳，但各方因素，難以直書，雖然《漢書》有揭露漢朝黑暗一面，不失史家直書的精神，但對於一個曾坐牢之人來說，留下命來續寫具「弦外之音」的〈古今人表〉，更能暗示作者的史學思想。班固如果要美化漢室，要對漢朝大力宣揚的話，他不妨把西漢人也列於表中，甚至東漢的人也可以。班固沒有這樣做，明顯是有意把品評的工作，放在「古人」身上，以「古人」來對比「今人」的品第。

班固在〈古今人表〉所列之人，分為九等，他本身並無指出哪類人該入何等。對「聖人」、「仁人」、「智人」、「愚人」也毫無定義，純粹由讀者猜測。《漢書》最後乃官修史書，但班固不無有「貶春秋，退諸侯，討大夫」之思想，《漢書》「宣漢」思想之餘，中國史學的傳統他也不敢忘記。學者認為〈古今人表〉品評之法，以德、智、功為依據，未有表於表中的「今人」，就以同類的古人為準，暗示出「今人」該列何等。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前246-前210在位）是一個頗難品評的人物，他統一六國，結束戰亂，是其「功」，但在位施行暴政，民怨載道，班固把他列於第六品，相對漢朝的皇帝，同樣功過參半的，在〈古今人表〉中就可以暗示出來，反映班固把這（些）皇帝列於何等。這種撰述方法，既表達了褒貶人物，微言大義的精神，同時避免政治上的壓力。

〈古今人表〉表面上是名實不乎，但綜觀全表，他不但經濟地以表的形式，述說上古以來的人物，同時對今人的褒貶亦寄寓其中，「通於上下」是班固始終貫通的精神。〈古今人表〉始終是《漢書》的一部份，亦是我們研究《漢書》及班固史學思想的重要一章，從〈古今人表〉的結構、內容，反映出漢代社會對價值觀、善惡智愚的看法，對漢代思想有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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