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的開創性意義有哪些？

梁啟超嘗說，霸政為中國春秋時候的特產！以至於，在春秋的二百四十年里，幾乎不可一日無霸主。放眼看去：在他國，或在我國的其他時候，這都是僅有的。

這霸主中的佼佼者，當然要數齊桓公了。在我看來，齊桓公不過是庸庸之輩：論「仁義」（此處講「仁義」，絕非嘲諷；不過為其被孔子盛讚「如其仁」，而已。），不及宋襄公；論用人，不及秦穆公；論才幹，不及晉文公。不然，何以有繼位之初以強齊敗於弱魯；又於管仲死後，致使易牙、豎刁、公子開方之亂。

齊、魯的「長勺之戰」，齊桓公被打懵了。既然「世道變了！」索性將國政全權交由管仲去改革；成了，自己坐享其成；得罪人了，也可拿管仲的人頭來平息眾怒。

管仲雖大權在握，卻小心謹慎得很！他讓人找來一塊石頭，刻上「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兩行字，去試探民心，又悄悄地聽取大家的議論。所以，管仲的改革是貼近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的。與後世以鐵血手腕推行的「商鞅變法」不同，管仲的改革是用一種「懷柔」地方式展開的。

土地改革

首先，管仲推行了土地改革；沒收氏族貴族的土地，收歸國君所有。與此同時，又將土地按份額分配給先前依附於氏族貴族的農民。

這與「商鞅變法」的土地改革是一致的，不過有些徹底性上的差異。不同之處在於，管仲沒有採取法令的形式，而是「勸服」貴族們心甘情願地將土地交出來。

伯氏便是一個不大不小，卻又極富代表性的氏族貴族。因為貪婪，隱瞞漏繳規定的足額的賦稅，管仲跑去給他上「思想品德」課，使他主動心甘情願的放棄了，隱瞞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作為交換，管仲免除了他的罪責。

同時，管仲還將他標榜為一個典型；進而勸服了更多的氏族貴族，交出一部分土地和人口。「商鞅變法」集結了各種仇怨，並通過流血的方式實現的「土地改革」，在管仲手中，就這樣悄無聲息地實現了。

管仲還將土地劃分為幾個等級，制定了不同的賦稅標準。這在我們歷史上也是開創性的。同時，他還通過獎勵那些，積極改良土地而獲得更好的收成的農民，極大了刺激了農民改進生產技術、改善土地品質的積極性。

現代意義上的「城市」開始形成

管仲在我們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國家法令的形式，推動了「城市」的形成。

春秋之前是沒有「城市」的。貴族的聚居地稱之為「邑」，不過具有政治、祭祀的功能。管仲主張在每一個「城邑」中設立「市」，「城邑」才開始發展為我們今天的「城市」。並且，在「城市」中，商業交換的推動下，使齊國傳統的紡織業、漁鹽之利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刺激了經濟的發展。

重構了社會階層

管仲還在我們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民」之說，並將「士」放在了首位。

我們知道，春秋及以前是氏族貴族統治的時期；諸侯國國君、卿、大夫們通過世襲掌握著國家的權力。管仲的改革，成為「士」階層開始崛起的標誌。

自此以後，在春秋戰國的歷史上出現了大批因「賢」而舉的「士」。墨子提出的「尚賢」，孟子要求「國人皆曰賢」，荀子提出「尚賢使能」，都是這個新興的「士」階層的要求和反應。更甚如墨子，提出天子都應當由人民來選出。若墨子的這一主張真的得以實行，「選舉天子」跟游牧部落「選舉可汗」，古羅馬「選舉執政官」似的，恐怕在那個歷史時期，還真的未必是人民之福。

管仲在軍事、行政上的改革，也是開創性的

在行政方面，管仲實行「國」、「野」分治。管仲將「國」分為二十個鄉，其中十一個由國君親自統領；其他的由大臣管理。「野」實行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這樣層層相連的嚴密的政治系統，可以有效組織民眾，加強國君的權力。

在軍事上，實行軍政合一的制度。規定五家為一軌，每軌設軌長一人；十軌為一里，設司里一人；四里為一連，設連長一人；十連為一鄉，設良人一人。全國設三軍，分別由國君、高子、國子三人統帥。每年春秋兩季農忙後進行軍事操練，以提高實戰水平。

以上這兩方面的改革，原本由氏族貴族管理人口及軍隊的權力被削弱，進一步瓦解了舊氏族貴族的權力基礎。

最後，管仲最有價值的治國方針，是為齊國確立了「安四鄰」的外交方略。這恐怕是我們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外交方針」了。

正是基於管仲以上的改革，齊國在五六年間便迅速強大起來，通過一系列的對外戰爭，實現了齊桓公的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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