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與小吏：古代王朝政治中的死循環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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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政治上的結構性難題。

所謂的官與吏，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如同住在不同的世界的人。但他們確實都生活在同一個體系內，發揮著相互影響的作用。作為古代王朝政治的血脈，他們的行為準則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王朝政治的健康程度。

原則上，官是指科舉及第由天子直接任命的人，而吏則根本不可能有此殊榮。當然，也有用金錢賄買的官職，這些大抵是政府財政艱難時才能順利賣到。只是賄買來的官，在行業中比較不受重視。

考試優勝者要留作京官 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官的內部還有任職中央與地方之別。科舉及第未必能夠立刻就被任命為地方官，因為沒有缺額就無法派任。通常而言科舉殿試的前三名，大都直接留在中央任職，但要擔任肥缺就須向原來的大員行賄。

其他大部分新官都會被派到地方。但是任所的決定相當為難，因為既有城市與鄉間不同，也有富裕和貧瘠之別，更有難治與易治之差。因而，任所的決定等於決定了新任官員的未來命運。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推薦人的實力非常重要，也是官僚結黨分派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現象在很多朝代都相當嚴重，最後不得不實施抽籤決定任所的制度。

官員的赴任之路就耗資巨大

官員赴任也是一件麻煩事。因為赴任時政府不給赴任津貼，官員自己還要僱用私人秘書或僕從。這些人員被稱為幕賓，最少需3人,分掌文書、法律跟會計。幕賓們本身還都有家人、仆隸，因此1個官僚至少需負擔3位幕賓的家庭，數達50人以上的費用，其負擔之大就可想而知。

此外，科舉考試只講求對古籍的了解跟筆法的優美。考試優勝者們雖有看似高深的學養，卻對實際事務卻一無所知。因此,清初大儒顧炎武把科舉考試喻作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流官們都須迴避在自己的家鄉任職，每三年再轉換一次任所。結果,官員們在初任職的三年中，不僅要償還赴任時的借貸款項，還要為下一次調職準備儲蓄。期間，負責為官弄錢的吏便表現的非常活躍。

官員在地方上必須依靠吏來辦理事務

吏也稱為胥吏，大都是本地人，而且是職務世襲。吏沒有正式的薪俸，但是要擔任胥吏須出權利金。所以，胥吏的形成跟清代的租稅制度有密切的關係。

中央政府握有備徵稅用的各類賬簿。賬簿上都用十進法的兩、錢、分、厘等單位，精通這賬簿的只有胥吏。所以，哪怕是朝代更替，胥吏的世界卻依然鞏固如昔，不變亦不動。胥吏們也非常清楚本地的一切事物，新任的官沒有他們就不能辦事。

中央對於地方的管理也幾乎全部仰仗吏來實施

中央政府根據官定賬簿來決定國稅的總額，然後再把它分攤給各省。省政府再把它分攤給府，府又把它分攤給州縣。一般所謂租稅是指國稅，地方稅並不包括在內。地方官為維持基本費用，常在國稅上附征地方稅，中央政府也默認地方官這樣做。因此，上自省，下至縣，經常任意決定地方稅的總額。地方稅往往超過國稅的10倍，由此也可以知道人民的負擔有多重。徵稅的事務基本上也大都由吏負責。

有這樣的官僚組織，當然無法讓人民信賴朝廷。皇帝及其他上層對此並非一無所知，但離開了吏這個階層，他們就等於徹底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這是任何帝王都承受不起的損失。

古代帝王根本不敢做死貪官污吏

所以，對於所謂的貪官污吏，皇帝等人往往是加以限制、引導，而不能徹底做死。在土地矛盾比較緩和的朝代初期，這樣的平衡遊戲還能順利展開。到了矛盾尖銳的中後期，就往往面臨失控危險。末代皇帝們無論是縱然還是嚴格打壓，都已經無法解決根本上的結構性難題。

這也是古代王朝很難有坐江山超過300年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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