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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槍杆子說話:蔣介石如何收服國內大小軍閥

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名義上是中央,但無權威可言,當時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後,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

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歐美的多個國家氣喘如牛。歐美各國自顧不暇,本應是中國人振作的大好時機,但苦難的中國積重難返,無窮無盡的「內耗」使1930年代中國的危機並不亞於歐美各國。

而日本人則從此中找到了侵略中國的縫隙,駐紮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選擇南京政府無力他顧的時候下手了。1950年11月初,中國人民志願軍在西線重創美國精銳的騎兵第一師,擊破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這一年,距中日甲午戰爭中國軍隊在半島慘敗56年;這一年,距英國人為鴉片貿易入侵中國東南沿海110年;這一年,距看似太平盛世實則危機四伏的1750年整整200年。在傷心欲絕了200後,與世界第一號強國在戰場上的較量,讓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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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槍杆子說話

東北易幟後,中國全境均懸掛起青天白日旗,然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這樣的統一徒有其名並無其實。北伐戰爭後期,所有參加北伐的軍事力量被編成四個集團軍。北伐成功以後,除由蔣介石指揮的第一集團軍受國民政府節制之外,虎踞中原的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扼守華北的閻錫山第三集團軍,控制兩廣的李宗仁第四集團軍,還有據守關外的張學良東北軍,均自成體系。

他們在各自控制的地盤上,把持軍政、財政甚至外交大權。雖然他們一再表示服從中央,但中央政府於他們素無權威可言,軍政號令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一概無效。他們所依仗的,當然是手中的槍杆子。

南京國民政府直接控制的範圍只不過長江中下游數省而已,名義上是中央,實際上與一個地方政府無異。但是,這個不能號令全國的中央政府,卻要承擔中央政府的責任;這個不能從全國其他地方取得財政收入的中央政府,卻要負擔這個國家如天文數字一般的外債。

可以想見,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何等的尖銳。在北伐中取得了政治資本的蔣介石雖然看上去勢頭很猛,實際上在國民黨中央以及國民政府中的地位並不鞏固。一向以孫中山繼承人自居的汪精衛以及一批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1925年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部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非法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參加這一全會的國民黨政治人物,被視為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西山會議派」的國民黨元老級人物,對蔣介石一人獨攬軍政大權心存憂慮,因而多方掣肘。這種情勢下,依靠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蔣介石在他的政治才華髮揮殆盡之後,也只有拿起手中的槍杆子。

稍有區別的是,蔣介石以中央為憑藉,以統一為名號舞刀弄槍。當日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後,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有過一次重新洗牌。

1928年底至1929年春於南京召開的軍隊編遣會議,因在兵力裁撤的數量上分歧太大而無果而終。蔣介石與各軍事集團尤其是馮玉祥集團的矛盾公開化,各方遂積極備戰,準備開打。其他軍事集團當然不想背負反對中央政府的惡名,於是打出了反蔣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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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

1930年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團軍57位將領聯名通電促蔣下野,次日,通電推舉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武力討伐蔣介石。

4月5日,蔣下令討逆,中原大戰爆發。雙方都封遠在關外的張學良為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以籠絡這位對戰爭成敗至關重要的東北少帥,但少年老成的張學良一言不發,坐觀成敗。戰事沿隴海線、津浦線、平漢線展開。

初期,聯軍進展順利,尤其是馮玉祥的西北軍,驍勇善戰,勝果累累。但聯軍雖非烏合之眾,卻各懷異志,相互之間不能配合,後勤供應缺乏保障。至8月間,戰爭形勢發生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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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

9月18日,看準了風向的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11萬東北大軍揮師入關。11月4日,閻、馮於全線敗退之後通電下野。張學良入關之前,蔣介石除許以1000萬大洋之外,還答應在閻、馮垮台後,將華北和青島交與張掌管。

如今,張學良除接管了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之外,還受命改編閻、馮之軍隊。東北少帥在此次中原大戰中坐收卞莊刺虎之利。這也是他接掌東北兩年多來最為輝煌的一次勝利,然而,這卻是少帥最後的輝煌。

以張學良的才智,掌控局勢複雜的東北,已屬不易。日本人垂涎東北久矣!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東北的圖謀,1915年《中日新約》簽訂以後,關東軍虎視眈眈,蓄意挑釁事件時有發生,

日本人吞併東北之心,路人皆知。張學良居然置東北之燃眉於不顧,染指華北。僅此一點,即見這位而立之年的少帥年輕氣盛有餘,而深謀遠慮不足,令人心驚!一年之後,張學良還在為華北地區滾滾而來的稅捐興奮得忘乎所以的時候,日本關東軍在張學良的大本營尋事生變,武裝佔領東北。馮玉祥是中原大戰中的大輸家。

戰後,閻錫山、李宗仁都保住了自己的軍隊和地盤,唯有馮玉祥,不但丟掉了所有地盤,其慘淡經營二十餘年的西北軍也被肢解。蓋因馮的多變素為他人所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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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

閻錫山曾經告誡蔣介石:請你翻開歷史看看,哪個人沒有吃過馮的虧?馮的西北軍是由北洋系一個混成旅發展而來,最初依附直系。馮雖與直系巨頭吳佩孚不睦,卻為另一直系巨頭曹錕所賞識。然而,曹錕最後成了馮的階下囚,吳佩孚也因馮臨陣叛變而在直奉大戰中慘敗。

此後,馮與奉系張作霖聯合控制北京政府,在張需要支持的時候,又倒向在北伐中風頭正勁的蔣介石。馮初與蔣如膠似漆,還要在鄭州為蔣塑銅像,而最終仍未免反目。

馮的心腹部將韓復榘、石友三在中原大戰前叛馮投蔣,或許就是一種報應。舊式軍人的如此行止,當然不能簡單地以道德標準一評了之,在軍閥混戰的年代,擇木而棲實乃不得已而為之。馮玉祥,不懂政治。他直來直去的思維是:勝則到江南組織政府,敗則不惜同歸於盡。他在政治上不為自己預留後路,而是相信車到山前必有路的生存哲學,往往在大難臨頭而沒有迴旋餘地的時候,就只有出爾反爾了。

中原大戰爆發前,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至電馮玉祥,勸罷干戈,馮回電:頃接先生元電,迴環讀之,不覺啞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復先生一電,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吳稚暉先生,不言黨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問民眾之痛苦,如此行為,死後何面目見先總理於地下乎?」等語,豈不太不好看乎?請先生諒之。

但馮不失為一個標準的軍事領袖,他所統率的西北軍素以善戰而聞名。西北軍雖在中原大戰後被肢解,但在以後與日本人的戰爭中,我們依然能看到西北軍的雄風,如二十九軍等,也能聽到西北軍將領的鼎鼎大名,如宋哲元、張自忠等。穩操勝券的蔣介石於當年的10月10日——「中華民國」的國慶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不無得意地宣稱:「此戰之中,逆軍集全國各派反動之大成,而終不免於覆滅,則此戰之後,絕不致再有軍閥復敢破壞統一,叛亂黨國。」

不過,今日之「反動派」、「軍閥」,昔日卻與蔣系親密之同志,有的還換過金蘭拜過把子。戰爭初期,蔣之左右不無擔心地說,今天消滅甲,明天消滅乙,鬧得人人自危,這樣發展下去,將來何以善其後呢?蔣憤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說,只要人們要官要錢,我就有辦法。蔣在政治手段上,的確高出張學良、馮玉祥之輩一百倍還不止。因為他一眼就看穿了人性中的弱點,並大加利用。既可以用幫會中磕頭換譜之類的把戲與人結盟,又可以在兄弟反目之後毫不留情地拿起槍桿,還可以在血流成河之後以高官厚祿善後。在胡蘿蔔和大棒之間,縱橫捭闔,簡直妙不可言!

「關余」即每年收取的關稅先交給列強作為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賠償款,餘下的才發還給中國政府。此一戰,「成果」不可謂不多:個人方面,蔣介石樹立了在黨國中的威信;軍事方面,最大的對手馮玉祥煙消雲散,閻錫山、李宗仁俯首稱臣,東北王也被成功地安撫;經濟方面,國民政府在戰後取消「厘金」、廢除「關余」實行關稅自主;外交方面,中央政府自此成為對外交往的唯一合法主體。但是,由此造成的負面效果也很大:參戰各方共動用了150餘萬兵力,死傷30餘萬;消耗民財無數,黎民之苦痛,不忍記述;擁兵自重的現象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各軍事集團只不過又重新洗了一次牌而已;政治問題也沒有因拿起槍杆子而迎刃而解。因之,僅僅看到蔣介石在取得勝利之後的喜不自禁,則未免過於簡單。

頗具政治遠見的蔣介石,於此時即已看出,中日之間將來不免一戰,而當日之中國尚不具備與日本一戰的能力,因而整頓國力成了當務之急。蔣介石深信「攘外必先安內」,他當然知道「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道理,但於己、於國、於將來,他昧著良心行事,他明知濫用武力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但還是拿起了槍杆子。

1930年的除夕之夜,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無父無母之身又過一年矣。人只知我體面尊榮,誰知我處境之痛苦乎?若非為國家為民族為主義,則此身可以還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還諸我生者,詩曰:「毋忝爾所生」。我其以此自念哉?(引自《蔣介石日記:揭秘》,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個人日記,理應排除作秀之成分。

殺人如麻的蔣介石,為何在中原大戰塵埃落定之後,作如此之感嘆?就是這樣一個矛盾、複雜、難以揣摩的蔣介石,操縱著中國這艘千瘡百孔的大船,行駛於驚濤駭浪的1930年代。1929年8月,國民黨編遣實施會議在南京召開。這是與會期間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合影,但他們貌合神離,原因是蔣氏仍然企圖以壓縮他人實力來擴張自家實力,從而進一步激化了各大軍事集團間的矛盾,導致了會後不久便爆發了中原大戰。中原大戰沒有解決異常紛亂的中國政治問題,因而蔣介石於此後還要不斷地拿起槍杆子,其中影響甚大的就是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的圍剿。

1927年國民黨「清黨」和「分共」之後,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即進入低潮,但還是有部分力量迅速發展,並很快在國民政府控制薄弱、也最為貧困的局部地區取得成功。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部隊在進入江西的大山之後,在此時還只有三十幾歲的湖南人毛澤東的領導下,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尚處農業系統的中國,其最根本的改造在於基層,在於土地。這一點已於此時為毛澤東和他的同道們看出。由於這一嶄新的社會改造運動,為百餘年來所未見,因而,他們的改造工作富有成效,江西中南部的井岡山以及周邊地區進入了一個火紅的年代。江西與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僅咫尺之遙,蔣介石自然不樂意在中央政府的身邊還有一個政府與之相抗衡,故而,他又一次拿起槍杆子,從1930年10月起,先後五次對「蘇區」實施武力圍剿。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於幾年前即已將心狠手辣的蔣介石看透,也深知「槍杆子裡邊出政權」。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後拿起武器反抗國民黨的屠殺,紅軍在不斷發展壯大,紅色根據地在不斷發展。對圍剿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由於共產國際的指導上的失誤,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瞎指揮和王明奉行的錯誤略線,造成了紅軍極大的損失。中國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工農紅軍,於1934年踏上了長征的道路。千錘百鍊的長征隊伍中,約有五萬精華後來到達陝西北部,稍作休整之後,抗日戰爭爆發。為了民族大義,為了國家利益,中國共產黨遂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再度合作,加入到這場偉大的全民族抗戰之中。

來源:近代史話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告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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