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城市的理解缺少什麼，又是什麼促進了繁榮？｜城市問題讀書筆記（下）

城市在我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多時候，它往往就是我們生活本身。每個人都會表達對城市的理解——某種意義上就是對這個人對生活的理解。

我們的推薦，可以理解成是一個索引；我們希望它所能傳遞的，並不僅僅是這些先行的思考者所得出的結論，一如既往，可以促進我們的思考。

前情提要：

在我們對城市的理解中，什麼缺失了，什麼是模糊的概念？比如說，什麼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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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社會層面缺失的學術探討從 1980 年代算起已經有很多了。學者項飆以浙江村為研究對象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從田野調查角度去看社會微觀，是絕對值得一看的著作。

這本書 2018 年出版了修訂本，幾個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序言被認為極其精彩。在這幾篇文章中，項飆進一步給出了一些觀察結論：中國社會缺失問題經過幾十年後，並沒有改善；隨著政府權力擴張，社會空間進一步變小，還原成為「物理空間」；行政系統高度「地域化」；政府對社會存在根深蒂固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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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飆在 2016 年寫成的序中說，雖然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購買了中高檔商品房，也擺脫了服裝生產的簡單勞動，在生活方式上和北京其它城市居民沒有明顯差別——「城市化和市場化似乎確實促進了一體化」。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構成城市活力和創造力那一部分的功能已經消失了。

但是，浙江村的社會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組織和創新能力也消失了。像 1995 年前那種自發興建住宅小區、成立愛心小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了。

儘管今天大多數浙江村人買房上樓，但是依然沒有北京戶口，孩子上學要進高檔私立學校或者靠交高額贊助費進公立學校；我們看到的一體化，並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會的整合，而是他們作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費者與城市市場的交易。同時，當地的區鄉政府比以前擁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預和資源汲取的權力，「浙江村」則完全失去「倒逼」政策變革的能力。

在 1990 年代，媒體對「浙江村」的報道多含有對城市政府的批評，而 2000 年代中期之後對「浙江村」的報道，則幾乎是一邊倒的對政府產業提升、舊城改造的應和與鼓吹。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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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對比的是將近 20 年前，1990 年代末他曾經的判斷：「一定領域內，中國已經出現國家和社會的分野」，但這種分野是「有名無實」的，「在事實中存在，卻並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會意義上的明確認可」。

20 年後的情況可能更像是「有名無實」：「浙江村人」作為註冊的投資人、購房者在名義上是獨立的經濟和法律主體，但是他們不再構成一股實際的社會力量。

「浙江村」所經歷的正規化是中國大陸社會變化的一個普遍趨勢。

自 1990 年代以來，各類認證、審批在程序上越來越透明，但是行政權力也越來越大、越來越繞不開。政府和國企重新成為大學畢業生的擇業首選。社會結構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潔、坐車的方便同時發生的，甚至是通過後者而得以實現並掩蓋其內在矛盾的。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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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社會空間變成了純粹的「物理空間」。

「浙江村」的正規化把一個萌生中的「新社會空間」還原成了一個物理空間。

社會空間里的主體是人，構成社會空間的是錯綜複雜從而也不免雜亂的關係；物理空間里的主體是地，起主導作用的是行政框架下的單一化的市場規劃。

面對社會空間，政府要談判、妥協、學會共存；處理物理空間的手段則簡單明了：拆，遷，賣。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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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對隔離的偏愛。這種隔離來自於政府管理方便的需要，穩定的需要，同時也滿足了中產階級「鄰避」需求。雖然，隔離在全球各地都會以不同形式出現，但赤裸裸、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還是令人吃驚。

自發人口流動誘發的社會緊張歸根結底是由行政體系的總體特徵造成的，戶籍制度只是這個行政體系中的一小部分。中國行政體系嚴格依據地緣邊界（尤其是省級）劃分權利和責任。比如北京市政府在 1995 年清除「浙江村」時，發布了一條特別禁令：嚴厲禁止北京任何區和縣接納「浙江村人」，以期把這些流動人口徹底推出北京的行政邊界。 令人費解的是，這一政策甚至得到了國務院的認可。

看來，連中央政府也沒有意識到，這些流動人口是中國公民，將生活在中國，簡單地把他們從一個行政區驅逐到另一個行政區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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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飆進一步指出核心癥結所在。

在地域化的行政體系下，地域和空間界限本身並不重要；地域顯得重要，是因為體制相信，把人限定在具有明確行政邊界的地域之內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關鍵的不是一個地方和另一個地方的關係，而是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只要這種立場不變，戶籍改革不會減少因自發流動人口增加而造成的社會緊張。

就拿「浙江村」的例子來講，大院（流動人口自發興建的集居住、生產為一體的小區）是一種特殊的空間，本來可以在政府和流動人口之間充當中介調解者的角色，優化管理。當地的大紅門派出所也意識到這一潛力，希望通過大院來遏制「浙江村」的犯罪團伙。但是，這一以大院為獨立的社會管理單位、和大院老闆合作的嘗試卻得不到上級政府的認可。這倒不是因為這一嘗試不適合地域化的行政管理，而是因為政府擔心這些大院老闆會因此獲得更多權力。

任何提高社會自治的措施有可能降低犯罪率，但是在長期也可能引起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結構性變化。當政府面臨選擇：是靠「壓」來解決突發性問題，還是進行結構性的調整時，政府總偏愛前一種。換句話說，真正的問題出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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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飆在 2018 年底的一次公開演講中，重新梳理了 2017 年以來新的階段的疏解，提出一個新的論斷：這一階段的疏解，實質上正是對上一階段，即 1995 年以來，通過疏解進行資本積累的邏輯的反叛。

他通過自己發起的調查發現：對於政府的行動，一般老百姓，甚至大部分被疏解的流動人口，在理性上表示可以接受政府的行動。他們和政府共享了一些關鍵詞，比如「大局」、「升級」和「淘汰」。

「不淘汰低端，就沒有高端的發展。淘汰誰呢？淘汰我們唄。」離開者當然不歡迎如此，但同時也並不認為裡面有不正確性。

離士紳化還遠，從社會功能、社區形成這些最基本層面來看，這個結論應該沒有什麼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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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繁榮，在這段時間裡，城市面貌發生了徹底的變化。這其中既包括城市市容上的變化，也包括經濟繁榮對於城市經濟景觀的改變。

在上海，城市再開發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市級和區級政府強大而直接的力量。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地方商業街是被政府選擇性的忽視所塑造的。許多商業街底層公寓的所有者將沿街房間改為零售用途，或者占街開店。儘管這種做法嚴格意義上講是不合法的，地方政府卻選擇因為社會性原因忽略它們。這些本地商店讓許多人，尤其是下崗工人、退休員工和流動人口找到了工作。店主們付的租金為工人階級的房東提供了多餘的收入，補充了他們的退休金和失業保險。

莎倫·佐金、菲利普·卡辛尼茲、陳向明，《全球城市地方商街：從紐約到上海的日常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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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繁榮是放權的結果。這期間因為包含了上海大量下崗工人，社會矛盾比較大，政府以相對包容政策對下崗工人的商業嘗試採取支持態度。當然，自然街區的商業形態與大多數城市的商業演變一樣，先是本地人開店，繼而包給外地來上海做小生意的人員，而本地失業下崗工人則從經營者變身為房東。

這是市場規律的一部分。

但當外地人生活「打擾」到本地人生活的時候，房東的利益和其它居民的利益就會產生矛盾；進一步，當外地人的人口比例和影響力日趨增加的時候，本地原住民和外地人之間也會有矛盾產生。

比較典型的是田子坊。

在《全球城市地方商街》中田子坊作為上海兩個街區案例之一，作者做了較多分析，雖然大多停止在幾年前。

不過，對於城市發展來說，這種類型的矛盾其實都無傷大雅，並不會由實質性的影響，隨著新居住者和原住民之間的融合，繁榮本身並不會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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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面項飆多年對北京「浙江村」的觀察一樣，對移民的態度——不論是出於管理上的需求，還是出於對原住居民的「保護」（當地居民和政府官員在立場上往往有相近的地方），上海或者北京從政府層面更願意代表本地人利益，這讓他們忽視了城市繁榮的真正原因，更違背了政府提供公平服務的本質。

大城市原住民和政府並未意識到移民作用。在大家津津樂道的世界級城市中，紐約的移民率是最高的，在我們前面已經有所引用。

通過在地方商業街擺攤開店，移民總能在一座城市的經濟體系中尋找到一席之地。他們的行為不一定合法，因此與地方政府的關係處在風險之中。但是在最好的情況下，地方商業街上的外來者為長期居住在本地的人以及與自己一樣的外來同鄉提供有用的服務，從而促進了社會融合。而且地方商業街不僅是經濟交易的空間，也是文化交流的空間，說不同語言或帶有不同的口音的人們，能在那裡得到接納。簡而言之，地方商業街由日常生活中多樣的社會和文化空間組成。這些空間在一條街道上的拼接——文化多樣性體現於某個空間內部或空間與空間之間——形成了全球城市的世界主義特色。

莎倫·佐金、菲利普·卡辛尼茲、陳向明，《全球城市地方商街：從紐約到上海的日常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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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錯誤地總結經驗，認為繁榮是政府所為，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少作為，不擾民」帶來繁榮。

而這個錯誤總結的經驗，用在士紳化過程當中，既沒有保護租戶利益——租戶很大程度上不是政府眼中的「市民」——比如在楊浦的外來移民，永康路上的餐飲業經營者；也沒有保證房主的利益——雖然如前所述，房主很多是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它們可能並不在意租金收入，而普通的私有房主則在這個偽士紳化過程當中，喪失了自己的租金收入。

上海的本地論壇中，本地人經常表達吸引高端人才到上海。

雖然地域歧視在官方管理中也是不被允許的，但實際上從官方到本地普羅大眾，對外來移民持的否定態度，確切地說以穩定的名義禁止了地域歧視言論的出現，但相比而言，對「移民貢獻、窮人在大城市的生活工作權」，支持這一說法的聲音更沒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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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倫·佐金等人通過這本書得出一條最重要的結論，「儘管從紐約到上海的六座城市，以及它們的政府，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城市治理系統，但是它們之間有一點驚人相似，那就是規劃者發揮的作用都很有限」。

即使在中央統一領導比較明顯的的中國，它的兩條街道也得益於政府在一些關鍵時刻選擇性的放權。私人公寓業主可以創建商業用途的空間，農民工可以在這些空間開辦小店，所有這些並沒有得到政府官方批准。

莎倫·佐金、菲利普·卡辛尼茲、陳向明，《全球城市地方商街：從紐約到上海的日常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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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不同地區的幾位作者不露聲色地探討了六座城市士紳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但總的來說，還是一種相對樂觀的態度。對於繁榮、對於政府在調控一個地區的租金等商業環境上的作為、對於如何「保護」那些傳統街區中的元素——「是商店，是店裡的人，還是空間尺度？什麼樣的政策最有效，規劃，分區，租金管制，定向招商還是排除特定的商店」——他們表現出了一種相對樂觀的態度，畢竟，商業形態、街區里的人、各個市場主體在這幾個城市中表現出了充分的多樣性和活力。

當然，如果他們的調查時間持續更久一些，或許會看到更多的不那麼樂觀的變化。

這也說明在對城市的理解上，中國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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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上充滿著生活的氣息，而在刻意的維護下，大街上顯得很寧靜。街中間是車馬走的地方，旁邊是人行道、導水的明溝和行道果樹。有幾條大街寬度可達 130 余米，相當於紐約第五大道的 4 倍。 不過街邊上沒有商場，相比於城市的人口規模而言，大街上也沒有多少車輛往來。我們看到的大街與我們想像中的有些微妙的不同。與其說它是把城市各地區居民聯繫起來的紐帶，不如說它是把他們分隔開的鴻溝。如果說白天大街上僅僅是通勤量小，那麼到夜裡它就完全沒有存在意義。一旦到了晚上城門關閉，生活就歸匿於房帷之內了。」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中為我們描繪的荒誕景象說的是中國唐朝的長安城。

長安城作為政治型的城市，反映出了皇權至上的文化理念。在唐代的後期，隨著中產階層的力量擴大，訴求增加，皇權至上的理念逐漸淡化。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鬆。城西的市場突破了其邊界，與周邊的居住區相融合。到了晚間，大門也不再關閉了……

到了宋代，社會向商品經濟發展的潮流並未停歇，而且在逐漸加速。南宋的都城杭州，這座城市早在承載帝王基業之前就已經是商貿業的重鎮。

雖然長安和杭州都是人口眾多的巨型都市，但它們所擁有的城市生活方式卻正好相反：前者拘謹，保持著皇家氣度，後者散漫，追求著時尚新潮。這種區別從人口密度上也可見一斑：長安城人口密度是 1.25 萬人/平方公里，杭州這一數字是 4.55 萬人。

段義孚，《戀地情結》

雖然現在這樣的長安城已經不見了，但這種政治意味很濃的城市基因似乎並沒有完全絕跡。上一部分項飆提及的城市改造中出現的若干種政策偏好和管理方式，都與政治型城市的遺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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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這種政治型城市景觀也與規劃相關。揚·蓋爾是《人性化的城市》的作者，也是人性化城市一直以來的鼓吹者。他在提到 20 世紀巴西首都巴西利亞這個著名城市規劃時指出城市「非人性化」的基本特徵。

這是指城市規劃只關注前兩個層面上的尺度，而忽略了最小的人性化尺度，而不幸的是，這個做法反而被當成一個規劃原則廣泛傳播。三個層面是指，建築，空間和生活。

從上空鳥瞰，巴西利亞城市的輪廓分明，像一隻巨鷹，政府建築在鷹頭，兩翼則庇護著各類住宅建築和機構建築。政府辦公區設計線條精確，建築高大，周邊有寬闊的綠色區域，最後是議會大廈，景觀讓人印象深刻——當然，這是要從合適的遠距離觀看。

在人性化景觀方面，巴西利亞是一個可悲的失敗。城市空間過於巨大，對人完全不友好，道路又長，又直，又無趣，在城市各處，停放的汽車擋住了行人去路，讓人無法體驗步行樂趣。

揚·蓋爾，《人性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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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巴西利亞相對比的是揚·蓋爾生活的哥本哈根，他說：「從飛機上看，哥本哈根的聯排住宅區千篇一律，面目無趣。但是如果從視平層面看，這些聯排住宅則優點眾多，運轉良好，因此該市大部分建築師及其家庭都居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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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非人性化」城市，我們會發現從大的宏觀角度更容易入手發現問題所在；而在說到「人性化」的城市時，很多時候都是細微處的小的設計和具象的舉措。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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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景觀是指城市中利於人們行走、坐下、傾聽、交談、觀看的場景。

這些基本活動與人類的感覺、活動器官緊密相連，如果這些基本活動能夠在良好條件下進行，那麼在人性化景觀之中，它們以及其他相關的活動就能夠相互交織組合，實現一切發展的可能性。

它的核心在於「小尺度」。

……

鼓勵市民在城市空間中步行和騎車只是一個開始，遠非大功告成。還必須鼓勵人們坐下，長時間在城市空間中停留。

停留活動不僅僅對構建富有生機的城市而言是關鍵因素，而且對構建真正令人快樂的城市而言也同樣重要。人們在一個地方停留，是因為這個地方美麗、有意思、宜人。

好的城市和好的聚會有很多類似之處：客人留下來，是因為他們在聚會中享受快樂。

……

適合會面的城市，指的是三種基本人類活動提供良好機會的城市：看，聽和談。

……

城市中最重要、最吸引人的一個方面就是對城市生活的觀看。無論我們在走路，站立還是坐下，我們都會持續進行一種非常普遍的活動：看人。

如果長凳和其他座位能夠提供很好的「看人」視野，那麼它們的利用率就肯定能得到保證。

揚·蓋爾，《人性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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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期間，洛克菲勒廣場前 40 英尺的空間里，雲集了 15 個小攤（大部分都是出售爆米花的）。

城市管理部門對此大傷腦筋。有很多法令規定，無論這類小攤是否有營業許可證，做室外經營活動都是不合法的，雖然那些地方的生意不錯。坐商們一般都會配合警察，執行這類法令。

……

應該善待小販。小攤販被默認為是給城市室外生活提供食物的人。他們之所以生意興隆，是因為常規商業設施不能滿足社會需要。

廣場特別適合這類小攤生存。在建設這些廣場時，幾乎不會留下任何一個小餐館。於是，小攤販填補了空白。一旦趕走小攤販，這個空白就特別明顯。廣場空間上的許多生氣隨著小攤而去。

……

紐約市並不是一個規定太古板的地方。許多城市不僅立法禁止在室外出售食物，還禁止室外用餐。如果我們去詢問官員這個問題，他們會告訴我們，一旦放棄這類限制，可能發生的可怕事件——不衛生食品的危險，令人恐懼的垃圾問題，等等。

過去 10 年，部分因為這些限制，大部分廣場和綜合大樓都沒有建任何室外餐飲設施。

……

食品吸引那些會吸引更多人的人。

威廉·H.懷特，《小城市空間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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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H.懷特是《財富》雜誌的編輯，也是一位社會學家，以《組織人》這部作品而知名。他的這本《小城市空間的社會生活》正確的理解是「小-城市空間」，而非「小城市」。

在這部精緻的小書中，威廉·H.懷特講了各種小空間里究竟什麼是人性化。比如座椅寬度——台沿和空間達到兩個臀部的寬度時，可以讓更多的人坐得舒適一些，而少於這個寬度則不然，0.76 米可以，0.91 米更好些；比如下沉式廣場為什麼總是讓人厭煩——在那裡，「我們找不到幾個人」，「如果下沉式廣場里有商店，很容易讓櫥窗展示遮掩了那裡事實上的空閑狀態。除非它通往地鐵，否則，為什麼要造一個下沉式廣場呢」？「我們一旦身處其中，會覺得到了井底。人們可以看到我們，我們卻看不到他們」。

還有街頭公園的視線、鐵柵欄（可以確切地說沒有人喜歡它們）……

他也提到了擁擠問題。

概括起來講，容量是自我調整的。這個觀點需要反覆重申。許多規劃部門擔心承載容量，擔心更多的公用設施、更多的坐凳空間，會刺激更多的人來使用，造成更大的步行擁堵。

然而，他們應該擔心的恰恰是另一面：擔心使用不足，而不是過分使用，使用不足才是主要問題。

大部分城市空間的容量遠遠高於它們的使用量，而例外所提供的經驗是令人鼓舞的。承載最多人的地方是那些最有效地使用空間的地方，也是最令人愉悅的地方。

正是人們自己決定了擁擠水平，他們在決定擁擠水平上做得非常好。

威廉·H.懷特，《小城市空間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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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不受歡迎的人。這可能是對於城市理解中分歧最多的那一個了，不論是李·斯金格的提問，還是朱利安尼的信誓旦旦，那麼在一個城市規劃觀察者和人性化城市主張者，應該是一種什麼態度？

答案很簡單。

無家可歸者是一個象徵，一個人指不定哪天會變成這樣的無家可歸者，這個符號不是為了恩典而制的。對於零售商來說，不受歡迎的人的名單相當長：乞討的婦女，在公共場合行為舉止怪誕的人，嬉皮士，青少年，老人，街頭音樂人和所有類型的小販。

……

以不信任心態設計的地方得到的是他們正在尋求的東西，很可笑的是，我們果真很有可能在那裡看到一個酒鬼。我們會發現別的地方也有酒鬼，當然，那是他們喜歡的空空如也的地方，正是在那樣空空如也的地方，那些酒鬼才引人注目——這類公共場所的設計彷彿真是為酒鬼定製的，無意識地讓他們得到了他們青睞的無人之境。

……

處理不受歡迎的人這類問題的最好辦法是，讓一個地方可以吸引所有的人。

威廉·H.懷特，《小城市空間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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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人性化的城市也很簡單。

我並不是要說，讓廣場成為最美的地方，成為社會的指導者。沒什麼規矩挺好的。簡單地講，我所提出來的是，讓這些城市公共場所比較友好一些。我們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在空間的設計和管理上，我們有許多種辦法讓人們更容易在這些城市公共場所里交流和相會。朝這個方向邁進的想法總是好的。

一些最宜人的空間可能是剩餘的空間，凹進去的空間，零星的空間和空間的盡頭，它們的存在純屬偶然。57 街和麥迪遜大道交叉口，有一家銀行，這個建築有兩個窗檯。這兩個窗檯都很低，人們可以坐在上面，因為是凹進去的，所以，可以避風。那裡整天陽光明媚，人們從那裡匆匆走過，建築的拐角處，有一個出售新鮮果汁的小攤。這是一個非常美的城市場所。還有其他一些此類場所，大部分是一不留神而形成的。如果有人刻意去規劃這類空間，可以想像後果會是什麼樣的。

威廉·H.懷特，《小城市空間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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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人類居住史中，住宅區都是從人們經常使用的小路和場地開始發展的。然後有了商販的貨攤，修起了建築物，再後來才有了更複雜的城市建築。城市始自生活，開普敦的各個重要城市空間也不例外。這裡的規劃方法就是按照規劃原則來持續地改善貧窮地區。

在人們最需要尊嚴，需要會面場所的地區，開展「有尊嚴的地方」計劃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這也是一個可供效法的策略。

……

重要的是對於人、尊嚴、生活熱情以及作為會面場所的城市的關注。在上述方面，世界各地的人們的夢想和渴望沒有多大差別。而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也驚人地相似，因為說到底共同的基本出發點還是人。

所有人都具有行走能力、感知能力，都有類似的運動技能和基本行為模式。未來的城市規劃必須以人為起點，其程度遠比我們今天所想到的更高。

揚·蓋爾，《人性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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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那個紐約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怎麼樣了？

就像「去士紳化」的修辭很快刪掉了士紳化的暴力色彩那樣，1990 年代的再士紳化討論強化這種擦除作用。 所以，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於 1992 的重新開放，不出所料地伴隨著媒體對湯普金斯廣場歷史、地理和文化進行自然化處理。媒體注意到其 1930 年代與中央公園的相似之處（解讀：忘了 1988 年到 1991 年間的事情吧），《紐約時報》隨即宣告重建的湯普金斯廣場是「閃亮的綠寶石」。 其實，在這一年中，媒體對這一街區的美化進行得如火如荼，年輕白人中產階級家庭再次享受公園的照片充斥著媒體。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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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最後還是要靠發展和擴張來解決它所存在的問題。

「老天爺，必須做些事情改變這幅光景」。

如果沒有經濟的持續擴張，這一切都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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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此之外，我們漫長的敘述中，我想一定會留下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它屬於李·斯金格的那個問題——作為人類的我們是如何彼此相關的。

我們值得再強調一遍：它是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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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懷特的一段話。

在這一點上，我不想替紐約辯護。許多人定居這裡，可能只是為了逃避而不是面對現實。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稀罕的饋贈，我想它對紐約人的創造力產生了積極影響——所謂創造，一定程度上，不過是懂得如何放棄大大小小的誘惑。

……

這數百萬異鄉人代表了不同種族、信仰和民族，紐約因他們之間的碰撞與融和，成為世界大同的常年展台。紐約公民的寬容，不僅是天性，而且是必須。這座城市必須保持寬容，否則就會在仇恨、怨憤和偏執的輻射雲中爆炸。人們稍微偏離平和與豁達的心路，城市的火氣就會躥得比風箏還高。紐約鬱積了各類種族問題，但引人矚目的不是這些問題，而是大家相安無事。哈萊姆本身就是一座城，象徵了種族隔離，但紐約的黑人生活，很少有黑人差別待遇的明顯跡象。

……

龜灣的這座新的人類之城，向西一兩個街區，有一株大柳樹，枝條密匝匝遮蓋了庭院。這是一株傷痕纍纍的老樹，經磨歷劫，攀爬過度，靠鐵絲捆紮才不致摧折，但知道的人都對它很有感情。在一定意義上，它象徵了這座城市：在艱難中存活，在困境中生長，在混凝土中蓄養元氣，兀然挺立，迎向日光。如今我每次見到它，感覺飛機冷森森的陰影，都會想：「必須拯救它，拯救這一棵樹。」如果它不復存在，一切都將隕滅——這座城市，這個怪異而又神奇的典範，如果抬頭望去，消失不見，人將心如死灰。

E.B. 懷特，《這就是紐約》

題圖為電影《再次出發之紐約遇見你》，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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