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的魯迅

撰文：張守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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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還叫周樹人的魯迅時年35歲，任教育部僉事。

魯迅到教育部任職推薦人是教育總長蔡元培手下任職的許壽裳。魯迅和許壽裳乃同鄉同學，1902年秋，許考入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與同年4月來此學習的魯迅相識並成為好友。兩人在東京同吃同住，一起聽章太炎先生的課，一起逛舊書店，一起剪辮子，甚至一起學德語。許壽裳吃麵包不喜歡吃皮，常將皮撕掉。魯迅見了覺得有些浪費，便說自己喜歡吃皮。於是許壽裳後來總是將麵包片撕給魯迅吃。

1909年4月，許壽裳回國出任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教務長，邀請同年6月回國的魯迅來校任教。兩人一起倡導科學，與監督夏震武等人堅決鬥爭。民國成立後，許壽裳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籌建教育部，並推薦了魯迅來教育部任職。

魯迅（後右）與許壽裳（後左）1904年在日本

初到北京，魯迅幹勁十足，也希望有所作為，積极參加臨時教育會議，主講夏期美術講習會，和錢稻孫、許壽裳等同事一起設計國徽……很快，他被任命為教育部僉事，大致相當於現在的科長，但須總統欽定（當年晉謁過袁世凱），直接聽命於社會教育司司長。魯迅出差考察戲劇，參與京師圖書館、通俗圖書館的建設，籌建歷史博物館，參加讀音統一會，促成注音字母的通過，舉辦兒童藝術展覽會，忙得不亦樂乎。比如1913年10月29日，魯迅受命編造第二年社會教育司的年度預算，同日還要擬寫改組京師圖書館的建議，他在辦公室里忙了一天，不禁「頭腦涔涔然」。

在教育部的收入還可以，剛開始是220元，1925年8月月薪已達360元。因《日記》殘缺，1922年忽略不計，在離京前魯迅所領官俸累計約有3．3萬元，主要是銀元，占他當時收入的大頭。若以一塊銀元摺合現在的40元人民幣來算，平均魯迅年薪約計11萬元人民幣。而那時，每斤大米價格才大約摺合人民幣一元。

但在體制內魯迅並非如魚得水。1915年，為了幫助袁世凱復辟製造社會輿論，教育總長湯化龍受命改組民間社團通俗教育研究會，並以行政命令讓一些教育部部員入會，魯迅為小說股主任。為加緊復辟帝制的宣傳造勢活動，湯化龍明確指示小說要「寓忠孝節義之意」，並召見魯迅。然而後者堅持自己的立場，無視督辦，很快小說股主任的兼職被免去。

共和之後，人人「咸與維新」，可舊思想、舊傳統仍一波波地襲來。范源濂任教育總長後，甚至提出「祭孔讀經」。魯迅堅決反對，聯名同事寫信駁斥。結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魯迅因為身在重要崗位而幸於免於外放。

社會如此，反抗如此無力，於是魯迅逃到他的古籍里去。讀佛經，抄古碑，玩古董，沉悶之餘，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樹下搖蒲扇。天空看不見幾顆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蠶不時地掉下來。夜正長，路也正長，這樣絕望的黑夜到底什麼時候是個頭啊，心中深埋的「立人」夢想究竟還能否實現？這應是魯迅一生最寂寞無望的時期，已過而立之年的魯迅仍然業未興，愛無蹤，家殘缺。

2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魯迅的爆發始於《新青年》雜誌。

1916年8月，魯迅的同窗好友錢玄同來訪。在東京聽章太炎課時，錢玄同的話最多，而且愛在席上爬來爬去，故被魯迅稱之為「爬翁」。這位「爬翁」今非昔比，現是北京大學和北京高師的教授，兼《新青年》雜誌編輯。

看到魯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錢玄同很不屑地問：「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它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 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魯迅又問。「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錢玄同堅定地回答。

錢玄同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魯迅後來在《吶喊·自序》中如此解釋自己為何答應錢玄同。

重新提筆還是因為魯迅心中的夢想在燃燒，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鐵屋喚醒國民從而「立人」。從1918年5月《新青年》發表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加入了新文化運動陣營，從周樹人「更名」魯迅，開始了自己一生的戰鬥生涯。「魯」是母親的姓，「迅」原是他幼時乳名。《狂人日記》之後，魯迅在《新青年》的「隨感錄」專欄發表了一些雜文，並於1919年參加了《新青年》編輯工作。「五四」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共發表文章三十一篇，「其中論文一篇、詩六篇、小說三篇、隨感二十一篇。

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

「五四運動」爆發時，魯迅沒有親身參與，但當天他仔細詢問了參加示威遊行的孫伏園，「魯迅先生詳細問我天安門大會場的情形，還詳細問我遊行時大街上的情形，他對於青年們的一舉一動是無時無刻不關懷著的」。雖然魯迅沒有親身參與「五四運動」，但無疑魯迅的文章對當時青年學生很有影響，如孫伏園所言：「在五四運動前後，用唐俟和魯迅兩個筆名所發表的幾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響是深遠而廣大的。」

其後，魯迅又在《新青年》發表了《孔乙己》、《葯》、《阿Q正傳》等白話小說，使得白話文創作得以真正立足，並深刻揭露了國民性和社會的諸多問題。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阿Q正傳》，擅長「精神勝利法」的阿Q從此成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國民的典型。到1921年8月1日，魯迅在《新青年》共發表小說、詩歌、雜文、譯文、通訊等50餘篇。《新青年》成為魯迅衝鋒陷陣的第一個思想陣地，逐漸從「奉命」敲敲邊鼓成長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3

教育部、《新青年》之外，魯迅也直接成為青年學生「導師」。1920年8月他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之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世界語專門學校等北京8所學校講課。

魯迅主講中國小說史，很受學生歡迎，在北大講課時教室總是人滿為患，沒有座位的學生甚至站在門邊、走道、窗台上聽。魯迅上課即興發揮很多，和學生亦師亦友，鼓勵大膽思考，後來成為著名詩人的馮至回憶聽魯迅課道：「我們在聽他的課，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中蘊蓄著精闢的簡介，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應時任女師大校長許壽裳之邀，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任國文學系小說史科兼任教員，由此參加了女師大學潮，並結識了許廣平。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部分女師大學生受江浙戰爭影響未能按時返校，新任校長楊蔭榆遂以此為由，勒令國文系3名平時對她有不滿言論的學生退學。但哲學系預科也有兩名學生同樣未能按時返校，卻未受到相同懲罰。國文系學生提出抗議，女師大學潮由此爆發。魯迅一直堅定地站在學生這邊，代女師大學生草擬了《呈教育部文》，歷陳楊蔭榆罪行，堅決提出「迅予撤換」要求。後魯迅又與錢玄同、周作人等七人共同簽署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為許廣平等被開除的六人打抱不平。女師大學潮後來愈演愈烈，教育總長章士釗明令停辦女師大，以國立女子大學取而代之。停辦女師大的命令頒布後引發社會巨大反對。魯迅也於8月13日正式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準備與女師大共進退。

不料第二天，在教育部兢兢業業工作了十四年的魯迅忽然被章士釗罷了職。被罷職後，魯迅和章士釗撕破了臉，他一方面向平政院狀告章士釗免職令「程序違法」。因為貴為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的章士釗太急於打擊魯迅，「乃競濫用職權，擅自處分，無故將樹人免職，顯違《文官懲戒條例》第一條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條之規定」。經過幾輪答辯，平政院的裁決書下達，主文是「教育部之處分取消之」。

在打勝「科長告贏部長」官司的同時，魯迅還在另一戰線為被停辦的女師大戰鬥。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的他在家中收留了幾名被趕學生，並不顧自己肺病發作，和其他委員一起開闢新校址，設臨時辦事處，募捐經費……1925年11月28日，北京學生和市民數萬人上街大遊行，明確提出推翻段祺瑞政府，並抄了章士釗等人的家，被稱為「首都革命」。受「首都革命」鼓舞，第二天魯迅率領女師大學生「複課鬧革命」。師生們打著寫有「女師大萬歲！」、「勝利歸來」等字的小旗，將章士釗題寫的「國立女子大學」校牌塗掉，重新掛上女師大校牌，隨即闖進校門。次日，女師大舉行復校招待會，魯迅出席會議並講話。

章士釗

魯迅斥責章士釗為「是凶獸樣的羊，羊樣的凶獸」。章士釗創辦的《甲寅》周刊封面是只老虎，因此章士釗被人稱之為「老虎總長」。辭任教育總長後章成了「死老虎」，吳稚暉、周作人、林語堂等人認為應對事不對人，當放過「死老虎」。魯迅隨之寫出名文：《論「費爾潑賴」應該緩行》，主張應該窮追猛打章士釗等「落水狗」。除了與章士釗論戰，魯迅還與說「閑話」楊蔭榆辯護的「現代評論」派主將陳源展開持久的罵架。魯迅的《華蓋集》有一半的內容、《華蓋集續編》有三分之一的內容都「獻」給了陳源。陳源可謂魯迅最憎恨的一個人，因為陳源曾造謠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積极參与女師大學潮，還促成了魯迅和許廣平的愛情。早在1925年3月11日，魯迅就收到了「小學生許廣平」寫來的請求指導人生的信，很快兩人開始經常通信。魯迅在信中稱許廣平為「廣平仁兄」，許廣平則稱比自己大18歲的老師為「嫩棣棣」。但兩人畢竟年齡相差巨大，且魯迅已有家室，所以兩人只能一直暗通款曲，不敢捅破那層紙。

正是女師大學潮的爆發，楊蔭榆、章士釗對許廣平等學生領袖的開除，讓魯迅參與進了學潮，並在並肩戰鬥中和許廣平升華了「革命友誼」。在被巡警趕出學校後，許廣平曾住在魯迅家中幾天，此後更是有空便來幫魯迅謄寫稿子。1926年3月18日，正是要幫魯迅抄寫稿子，許廣平才躲過了「三.一八慘案」。經學潮一役，志同道合的魯迅和許廣平基本確定了戀愛關係，在報紙上互相發文暗秀恩愛。許廣平在《風子是我的愛……》一文中大膽寫道：「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同類也罷！異類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於我們不相干，於你們無關係，總之，風子是我的愛……」

4

但這段時間魯迅也有不少遺憾，最大的一個遺憾應該是他與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周氏兄弟的失和是20世紀文壇最大的疑案之一。

失和後兩人都未透露原因。1923年7月14日這一天。魯迅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五天後，周作人託人送給魯迅一封信，信中寫道：「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魯迅看完信後，想請周作人來問個明白，但周作人沒來。

等了一周，周作人還是「不至」，魯迅準備搬家。7月26日，「上午往磚塔衚衕看屋。下午收拾書籍入箱。」 7月29日，「終日收書冊入箱，夜畢。」 8月2日，「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衚衕六十一號。」事情並沒有就這樣輕易結束，魯迅1924年6月11日日記記載：「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從此，魯迅與周作人決裂，老死不相往來。而之前，魯迅與周作人被世人並稱「周氏兄弟」風靡天下。他們同住一個屋檐下，同在北大任教，同在《新青年》發力。兩人協同作戰，珠聯璧合，互供彈藥，很多文章相互配合，甚至互用對方筆名，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吶喊》是周作人編的，而周作人則為魯迅一手提攜。

但失和對魯迅也有利好的一面，即魯迅開始重新選擇生活，毅然決然地和許廣平私奔，經濟上也更加寬裕自主。而沒有了引導、鞭策的周作人自顧自地 「聽談鬼」、「學畫蛇」、「玩骨董」、「吃苦茶」，選擇了「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的享樂主義人生道路，最終從「老人」滑向了「漢奸」。

魯迅與《新青年》同仁也逐漸分道揚鑣。「五四運動」之後不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因為散發反政府的傳單被捕入獄，《新青年》隨之停刊。等陳獨秀很快出獄後，《新青年》編輯部隨陳獨秀遷到了上海，《新青年》雜誌內容也隨陳一起越來越「色彩過於鮮明」，因此引發了與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等人的矛盾。胡適等人主張《新青年》雜誌不談政治，「我盼望《新青年》『稍改變內容，以後仍趨重哲學文學為是』」，而陳獨秀還是自行其是，魯迅則主張「索性任他分裂」，於是《新青年》便不可避免地解體了。

從此，曾經並肩作戰的《新青年》同仁們便有了各自的道路，如後來魯迅所言：「五四運動的風暴已過，《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魯迅自己則繼續前行、戰鬥，像他文章《過客》中的「過客」一樣勇往直前，像他文章《這樣的戰士》中的「戰士」一樣不斷地舉起投槍。

（作者授權刊發，原文見《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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