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哈耶克誕辰120周年：我為什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

誕辰120周年

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知名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

以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反對凱恩斯主義和集體主義而著稱

我為什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

哈耶克

選自鄧正來編

《哈耶克讀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自古到今，自由的真誠朋友可以說寥寥無幾，而且自由所獲得的成功也始終是少數者努力的結果：他們之所以勝出，其原因乃是他們一直與其他輔助者相聯合，儘管這些輔助者的目標常常與自由人士本身的目標不盡相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聯合始終存在著危險，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因為這為反對者提供了正當的反對理由。——阿克頓勛爵（LordActon）

１. 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多數被認為是進步的運動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不斷侵蝕著個人自由，而與此同時，那些珍視自由的人士在反對這些運動的方面也傾注了大量的精力。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這些珍視自由的人士卻發現自己在很多時候竟與那些習慣於抗拒變遷的人處於同一陣線。從當下的政治現實情勢來看，他們除了支持保守黨派（the conserva- tive parties）以外，通常沒有別的選擇。但是我們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儘管我在本書中所試圖界定的立場也經常被稱作為「保守主義的立場」，但事實上它卻距傳統上這一名稱所指稱的立場之含義相去甚遠。不加辨析地看待這兩種立場，當會導致極大的危險，因為它會使人們把自由的捍衛者與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混為一談：自由的捍衛者與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之所以會共同反對那些發展趨勢，乃是因為他們各自的理想都遭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威脅，但是這裡需要明確指出的是，他們的理想實際上並不相同。因此，將本書所採取的立場與長期以來為人們所公認的——可能也是較為確切的——保守主義的立場做出明確的界分，是頗為重要的。

嚴格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乃是一種反對急劇變革的正統態度，這很可能是一種必要的、且毫無疑問也是一種廣為人們持有的態度。在法國大革命以後的一個半世紀里，保守主義在歐洲政治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前，保守主義的對立面一直是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歷史中，則不存在與此類似的衝突，因為歐洲所謂的「自由主義」，在這裡正是美利堅政體賴以建立的基本傳統：所以美國傳統的捍衛者亦就是歐洲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歐洲版的保守主義（the European type of conservatism），由於具有著一種多少有些獨特的性質，所以與美國傳統並不相容；然而，晚近那種試圖把這種保守主義植入到美國的做法，卻使得既有的混亂變得更加一發不可收拾了。更為糟糕的是，在這些人做出這類努力之前，美國的激進派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已經開始以「自由主義者」自稱了；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不盡相同的立場，加以嚴格的辨析。出於某種考慮，我暫時還是把我自己所採取的立場繼續稱作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但是我認為這一立場既與真正的保守主義立場根本不同，亦與社會主義的立場大相徑庭。我必須坦率承認，我對把自己的立場稱作自由主義的立場也憂心忡忡，所以我將在後文為自由黨派（the party of liberty）考慮一個更合適的名稱。我之所以要這樣做，不只是因為「自由主義者」一詞在今天的美國已成了頻繁導致誤解的根源，而且也是因為在歐洲，居於支配地位的唯理論的自由主義（rationalistic libera-lism）長期以來一直就是社會主義的先驅之一。

在這裡，我將首先指出那些在我看來對於那種名符其實的保守主義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反對意見。保守主義，從其性質來看，無法對我們現在的行動方向提供一種替代性選擇。它或許能通過對當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緩那些並不可欲的發展變化，但是由於它並不能指出另一種方向，所以它也就無力阻止它們繼續發展。正是基於這一原因，保守主義的命運就必定是在一條並非它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上被拖著前行。保守主義者與進步黨人之間的持久論戰，只能影響後者在當代的發展速度，而不能影響其發展的方向。但是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儘管「進步之輪需要有一個制動裝置」，然就我個人而言，我卻無法滿足於僅僅使用這個制動裝置。這是因為自由主義者必須首先追問的，並不是我們應當發展得多快、多遠，而是我們應當向哪裡發展。事實上，自由主義者與今天的集體主義激進分子間的差異，要比保守主義者與這些集體主義激進分子間的差異大得多。保守主義者對於那些不利於其社會發展的偏激影響，一般只持有一種溫和且適中的反對態度，而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卻必須以一種更加積極的態度反對為多數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所共同擁有的一些基本觀念。

２．人們一般就上述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三方的相對立場所給出的圖景，與其說是釐清了他們間的真正關係，不如說是更加掩蓋了他們間的真正關係。人們通常都將他們三方的不同立場置於一條水平線上加以理解：社會主義者在左端，保守主義者在右端，而自由主義者則在中間的某個位置上。這種圖景可以說造成了最大的誤導。如果我們真的需要圖解，較為恰當的做法乃是用一個三角形來表示他們間的關係：保守主義者已佔據其間的一角，社會主義者竭力把他們拉向另一個角，而自由主義者則試圖把他們拉向第三個角。但是，由於社會主義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能夠強力拖拉，所以保守主義者一直趨向於追隨社會主義者的方向，而不是自由主義者的方向，並且在一定的時距內接受那些因激進主義者的宣傳而謀得尊重的觀點。保守主義者不僅向社會主義者妥協，而且還常常掠其之美，這已經成了一種慣常之事。保守主義者由於沒有自己的目標，所以只能是「中間道路」（the Middle Way）的倡導者，而且他們也只為一種信念所支配，這個信念就是真理一定存在於兩個極端中間的某個地方——結果，不論哪一翼出現一種更為極端的運動的時候，他們都會隨之轉移其立場。

因此，在任何時候，欲恰當地描述保守主義的立場，都要視現行發展趨勢的方向而定。由於過去數十年中的發展主要是沿著社會主義方向進行的，所以從表面上看，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都在竭力延緩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速度。但是，就自由主義而言，其要害在於它試圖邁向另外一個方向，而不是處於原地不動。的確，自由主義曾一度得到了人們較為廣泛的接受，它的一些目標也幾近於實現；正是這個事實在今天常常使人們產生這樣一種印象：似乎自由主義正在逆行，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這種印象與事實不符，因為自由主義從來就不是一種向後看的學說。毋庸諱言，自由主義的理想從來就沒有獲得過充分的實現，而且自由主義也從來不曾停止過追求或展望對既有制度的進一步改進或完善。自由主義並不反對進化和變革；凡是在自生自發的變革被政府的控制所窒息的地方，自由主義便要求對政策進行重大修改。就目前的大多數政府行動而言，當下世界的自由主義者幾乎沒有理由期望維持現狀，亦不可能不要求變革。實際上，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在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國家或地區，最為迫切需要的乃是徹底清除對自由發展所構成的一切障礙。

在美國，人們仍然有可能通過捍衛長期確立起來的制度來保護個人自由，但是我們絕不能以這個事實來掩蓋上述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區別。對自由主義者來說，美國的那些制度之所以極具價值，主要不是因為它們已確立久遠，也不是因為它們是美國的，而恰恰是因為它們符合自由主義者所珍視的理想。

３．在我對自由主義者的態度與保守主義者的態度之間所存在的主要的明顯區別進行討論之前，我必須首先強調指出，長期以來，自由主義者亦從一些保守主義思想家的著作中獲得了頗多教益。我們（至少是在經濟學領域之外）從他們對於業已確立的各種制度的價值所進行的令人尊敬的和值得稱道的研究工作中，獲得了諸多對我們理解一個自由的社會來說具有真正貢獻的精闢洞見。不論柯勒律芝（Coleridge）、Bonald、De Maistre 、Justus Moser 或 DonosoCortes 這些人在政治上有多麼反動，他們還是在現代科學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徑發展起來以前，就已經對種種自生自發形成的制度（如語言、法律、道德和風俗等等）所具有的意義做出了頗為深刻的理解，而自由主義者極可能已從中得益良多。但是，保守主義者對自由發展的讚譽論說，一般來講只適用於過去的那些自由發展。他們的特點就是缺乏勇氣去迎接同樣屬於不是出於設計的種種新變化，而正是在這些變化中會生髮出人類奮鬥所依憑的各種新工具。

上文所論使我們看到了保守主義者的傾向同自由主義者態度間的第一個根本區別。正如保守主義論者自己也常常承認的那樣，保守主義者的態度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恐懼變化，怯於相信新事物，而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則是基於勇氣和信心，基於一種充分的準備，即使不能預知變化將導向何方也要任它自行發展。如果保守主義者僅僅是不喜歡制度和公共政策發生迅猛激烈的變化，那麼我們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大加反對的；而且僅就這點而言，主張謹慎、穩健和漸進的觀點，也確實很有說服力。但是，事實上保守主義者卻傾向於根據他們怯懦的思路運用政府的權力去阻止變革或者限制變革的速率。在對未來進行展望時，保守主義者又對自生自發的調適力量缺乏信任，然而正是對這種自生自發調適力量的信任，使得自由主義者毫不猶豫地接受各種變革，即使他們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必要的調適。事實上，自由主義者認定，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市場所具有的自我調節力量無論如何都能夠做出適應新情況的必要調適，儘管任何人都無從預見這些力量在每一個具體的情勢中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人們之所以常常不贊成任由市場自發地起作用，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乃是人們無力想像離開了審慎考慮的控制以後如何能夠在需求和供給、出口和進口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上達致某種必要的平衡。保守主義者，只有在確信有某種更高的智慧在關注和監督著變革進程的時候，只有在知道有某個權力機構在負責使變革「有秩序地」（orderly）展開的時候，才會感到安全和滿意。

保守主義者這種不敢相信無法控制的社會力量的特點，是同它的另外兩個特點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是它對權力機構的偏愛，二是它對經濟力量的不理解。由於保守主義者不相信抽象理論和一般原則，所以它既不理解一項自由的政策所依憑的那些自生自發的力量，也不擁有一個制定政策性原則（principles of policy ）的基礎。在保守主義者看來，秩序乃是權力機構不斷加以關注的結果；因此，為實現秩序這一目的，就必須允許權力當局根據特定情況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而不能用僵化的規則將它束縛起來。遵從原則，實則預設了對社會各種努力得以協調所依憑的一般性力量的理解，但正是這樣一種關於社會的理論，特別是有關經濟機制的理論，是保守主義明顯缺乏的。保守主義者在如何維持社會秩序的一般認識方面是如此地貧乏，以致於他們的現代追隨者在試圖建構一個社會秩序的理論基礎時，都會毫無例外地發現他們所求諸的幾乎全是那些自視為自由主義者的著作家。麥考利（Macaulay）、托克維爾、阿克頓勛爵和萊克（Lecky）等人，當然都認為自己是自由主義者，而且也為人們所公認；即使是埃德蒙?伯克，自始至終也是位「老輝格黨人」，而且他如果知道有人會將他視作托利黨人的話，那麼他也定會感到不寒而慄的。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主要的問題上做進一步的討論：一是保守主義者對業已確立的權力機構所採取的行動往往表示出一種特有的親善態度，二是保守主義者的主要關懷乃在於如何使這種權力機構的權力不被削弱，而不在於將它的權力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這種態度和關懷很難與維護自由的立場相容。從一般的層面上看，我們或許可以說，只要強制或專斷的權力被用來實現保守主義者認為是正確的目的，那麼他們就不會反對這種強制或專斷的權力。他們確信，如果政府掌握在正派人的手中，它就不應當受到太多僵化規則的束縛。既然保守主義者在本質上是機會主義者且毫無原則可言，那麼他們的主要期望也就必定依賴於明智善良者的統治——然而，這種統治所依據的不僅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希望見到的那種示範，而且還要依靠人們賦予他們並由他們強制實施的權力。如同社會主義者一般，保守主義者較少關注應當如何限制政府權力的問題，他們更為關注的則是由誰來行使這些權力的問題；同時，如同社會主義者一樣，保守主義者還認為自己有權將他們所持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其他人。

當我說保守主義者沒有原則時，我並不是想說他們沒有道德信念（moral convic-tion ）。事實上，典型的保守主義者通常都是具有極強的道德信念的人士。我說保守主義者沒有原則，實是指他們並不具有這樣一些政治原則，亦即那些能夠使他們與持有不同道德價值的人進行合作以建立起一種雙方都能遵循各自信念的政治秩序的原則。正是對這類能夠使不同的價值共處共存的政治原則的承認，才使得人們有可能在使用最少的強力的情況下建立起一個和平的社會。對這類原則的接受，意味著我們同意寬容善待許多我們不喜歡的事情。當然，較之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保守主義者的許多價值觀念，對我更具吸引力；但是對一個自由主義者來說，他個人賦予特定目標的重要性，並不足以構成強迫他人去追求這些目標的充分理由。我相信，我在本書第三部分所做的討論，將被我的一些保守主義的朋友們視為對現代流行觀點的「妥協」，並且會對此感到震驚。但是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儘管我可能同他們一樣不喜歡現行的一些措施，並可能就這些措施投反對票，但是我知道，事實上在這方面我還拿不什麼一般性的原則，可以使我說服那些抱有不同觀點的人，並向他們指出在我們彼此共同期望的受一般性原則指導的社會裡，是不能允許人們採取那些措施的。欲與他人一起成功地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忠誠於一個人自己的具體目標，而且還需要對某種類型的秩序有一種智識上的承諾，在這種秩序中，即使在那些對某個人來說是根本性的問題上，也應當允許其他人追求不同的目的。正是出於這一原因，自由主義者認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強制所能施加的恰當對象，但是不無遺憾的是，無論是保守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都不承認強制所應當具有的這種限制。我有時覺得，自由主義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它認為，那些關於行為善惡的道德觀念，並不能證明強製為正當，因為這些道德觀念本身亦不能直接干涉或侵入他人確受保護的領域；而正是自由主義所具有的這一特徵，使其既明顯區別於保守主義，也根本區別於社會主義。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翻然悔悟的社會主義者在保守主義老巢里要比在自由主義陣營里更容易找到新的精神家園。

最後，保守主義者的立場還依賴於這樣一種信念，即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存在著一些受到公認的優越者，他們所承襲的生活標準、價值觀念和社會地位應當受到保護，而且他們對公共事務也應當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響力。當然，自由主義者並不否認某些優越者的存在——這是因為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平均主義者——但是，他們卻不承認任何人擁有判定誰是優越者的權力。保守主義者傾向於捍衛某種業已確立的等級制度，並且希望權力機構能夠保護他們所看重的那些人的社會地位；然而自由主義者卻認為，任何對業已確立的價值的尊重，都不能證明下述做法為正當：為了保護這些優越者免受經濟變革力量的衝擊而訴諸特權、壟斷或任何其他源出於國家的強制性權力。雖然自由主義者充分認識到了文化精英和知識精英（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s）在文明進化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但是自由主義者還是認為，這些精英並不具有特權，他們必須在同樣適用於所有其他人的規則之下通過對自己的能力的證明來維護其地位。

與此緊密相關的乃是保守主義者對民主的一般態度。我在上文已經明確指出，我並不認為多數統治是一種目的，相反，我認為它僅僅是一種手段，甚或可以認為它是我們所必須加以選擇的諸種統治形式中所具危害最小的一種形式。但是，我相信，當保守主義者把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弊端歸罪於民主制度時，他們實際上是在自欺欺人，因為毋庸置疑，首惡乃是無限政府（unlimited government）。這意味著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行使無限的權力。現代民主政府所擁有的權力，坦率言之，若是為某些少數精英所掌握，會更加令人難以忍受。

我們應當承認，只是當權力為多數控制的時候，人們才開始認為對政府權力做進一步的限制是不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講，民主制度和無限政府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聯繫。但是，我們所要反對的並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無限政府。同樣，我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使我們認為，我們不應當像限制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那樣，去學習限制多數統治的權力。無論如何，與任何其他制度的優點相比，民主制度作為一種和平變革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具有更大且更多的優點；因此，我無法對保守主義的反民主傾向抱有絲毫同情。對我來講，實質性的問題不是誰來統治，而是政府有權做什麼。

保守主義者反對過多的政府管制，絕非出於原則的考慮，而是其關注政府的特定目標所致，這一點在經濟領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保守主義者通常都反對工業領域中的集體主義措施和指令主義（directivist）措施，在這方面自由主義者常常能夠與他們結盟。但是與此同時，保守主義者通常又是保護主義者（protectionists ），且頻頻支持農業領域中的社會主義措施。儘管今天在工業和商業中所存在的種種管制措施，主要是社會主義觀念的結果，但是在農業領域中所具有的同等重要意義的那些管制措施，通常卻是由保守主義者在更早的時候提出並採用的。此外，許多保守主義領導人還曾同社會主義者爭搶風頭，竭盡各自之能事，對自由企業大加貶損。

４．我在前文中早已指出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在純智識領域裡的種種區別，但是我在這裡必須把它們再提出來進行討論，這是因為保守主義者在這個領域中的特殊態度並不只是保守主義自身的一個嚴重弊端，而且還傾向於損害任何與之結盟者的目標和它自己的目標。保守主義者想當然地認為，是新觀念而非其他任何東西更能引起變革。但是，從保守主義者的觀點來看，他們之所以懼怕新觀念，乃是因為保守主義者自身並沒有獨特的原則可資抗拒這些新觀念；更有進者，由於保守主義者不相信任何理論，並且除了接受那些已為經驗所證實者以外對未知事態又毫無想像力，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在思想的鬥爭展開之前就已丟失了自己的武器。與自由主義對觀念具有長遠影響力的根本信任不同，保守主義被種種從某個特定時期繼承來的觀念所束縛。而且，既然保守主義並不真正相信論辯的力量，那麼它最後的依憑通常就只能是訴諸某種更高的智慧（superior wisdom），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智慧之所以是「更高的」，實是以某種自我妄稱的優越品質為基礎的。

上述區別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這兩種傳統對知識增進的不同態度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顯示。儘管自由主義者並沒有把所有的變化都視作進步，但他們確實把知識的增進視為人類奮鬥的主要目標之一，並期望在知識的增進過程中能夠逐步解決那些我們希望解決的問題和難題。一如我們在上文中所述，自由主義者並不只是因為新事物是新的才偏愛它，而是意識到創新乃是人類成就的本質所在。自由主義者時刻準備接受新的知識，而不會考慮這種知識的即時性影響是否為他們所喜歡。

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保守主義者的態度中最應當加以反對的一點，就是它拒絕接受有充分根據的新知識的傾向，而他們之所以採取拒絕的態度，僅僅是因為他們不喜歡這種新知識似乎會帶來的某些後果，換言之——或者更為直截了當地說——僅僅是因為他們所具有的那種蒙昧主義所致。我並不否認科學家也同其他人一樣會受流行時尚的影響，而且也不否認我們在接受他們從最新理論中得出的結論時完全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警省。但是，我們在謹慎對待這些結論時所依據的理由，其本身卻必須是理性的，而且也不能因為憤恨新理論推翻了我們所珍視的信念便對它們加以拒斥：理性與情感必須分離開來。一些人之所以反對——比如說——進化論或者所謂的對生命現象的「機械論」解釋（mechanistic explana- tions），其原因只是他們不喜歡某些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這些理論所導致的道德後果；對於持這種態度的人，我幾乎無法忍受。對於那些甚至把人們追問某些問題的做法都視作違背本分和大不敬的人，我就更不能忍受了。由於拒絕面對現實，保守主義者只能削弱其自身地位。另一方面，唯理主義者因其預設的緣故，而致使其從新的科學洞見中所得出的結論，也常常與事實和這些洞見根本不符。眾所周知，唯有通過積极參与對新發現的後果進行分析或闡釋，我們才能了解它們是否適合於我們的世界圖景，如果適合，那麼我們也需要通過分析和闡釋，以認識它們是如何適合於我們的世界圖景的。如果我們的道德信念真的被證明為是建立在一些已被認定是錯誤的事實性假設（factual assumptions）之上的，那麼通過拒絕承認事實的方式而頑固地捍衛這些道德信念，就很難稱得上是道德的。

由於保守主義者對新穎和陌生的事物不信任，所以他們也會敵視國際主義，並強烈傾向於民族主義。這是保守主義在思想鬥爭中之所以脆弱無力的另一個根源。其實，保守主義的態度並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正在改變著我們文明的種種觀念，絕不會承認任何國界的限制。但是，如果一個人拒絕接受新觀念，那隻能使其喪失在必要時有效抵制這些觀念的力量。顯而易見，觀念的豐富和增進，乃是一個國際過程，而且只有那些充分參與這些觀念討論的人，才能對此一進程施以重大的影響。僅僅宣稱一種觀念是非美國的，非英國的或是非德國的，就不予接受，這顯然不是一種真正的論辯；同樣，僅僅因為一種錯誤的或邪惡的理想出自於本國一位愛國者的構設，就將它說得比其他理想都好，當然也不是真正的論辯。

關於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間的密切聯繫，我們還可以做更為詳盡的討論，但我不想就這一問題再做發揮，因為有人可能會認為，是我的個人境況使我不可能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予以同情。在這裡，我只想指出一點，即正是這種民族主義的偏見常常為保守主義架起了通向集體主義的橋樑：根據「我們的」工業或資源進行思考，可以說與要求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把這些國家資產置於國家管制或指令之下，只距一步之遙。但是僅就這一點而言，從法國大革命導源出來的歐洲大陸自由主義並不比保守主義好多少。不言自明的是，這種類型的民族主義乃與愛國主義（patriotism）相去甚遠，而且反對這種民族主義與珍重一個民族的各種傳統亦是完全相容的。但是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我珍愛並敬重自己社會的某些傳統這一事實，並不能成為我對陌生的和不同於這些傳統的事態抱有敵意的理由。

我們認為，保守主義者所具有的那種反國際主義的傾向，還時常與帝國主義聯繫在一起；的確，這一論點初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但是人們只需稍加思考，便能理解此一道理；這是因為人越是不喜歡新穎陌生的事物、越是認為他自己的方式優越，就越是容易把「教化」別人當作自己的使命——其方法並不是通過自由主義者所欣賞的那種自願的且自由的相互溝通，而是以那種賜予別人以有效統治的恩惠的方式加以實現的。頗具意義的是，在這方面我們又能經常發現保守主義者同社會主義者聯手對付自由主義者的現象，這不僅發生在英國或是德國，而且還發生在美國。在英國，韋伯夫婦（the Webbs）和他們所領導的費邊主義者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帝國主義者；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和殖民擴張主義同流合污，並得到「社會主義者爭取議席運動」集團的支持；在美國，即使是在老羅斯福執政時代，人們也可以看到：「沙文主義者同社會改良者聯手，並組織起一個政治黨派；它甚至威脅要執掌政府大權，並運用此一權力去實現他們的凱撒式家長政制（Caesaristic paterna- lism）的綱領。這個危險之所以在今天看來是被躲過了，乃是因為其他黨派只是以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和在相對微弱的程度上接受了他們的綱領」。

５．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說自由主義者佔據著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中間的位置，因為他們既與保守主義者常常訴諸的那種神秘主義（mysticism）相去甚遠，也與社會主義者所採用的那種赤裸裸的唯理主義相距千里；社會主義者居然想根據其自己的理性開出的模式來重建所有的社會制度。然而，我所描述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與保守主義者有一共同點，即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不相信理性：自由主義者極其清楚地認識到人們並不知道所有的答案，而且自由主義者也並不能確信他們所知道的答案就是正確的答案，甚或也不能確信人們能找到所有的答案。同時，自由主義者也極樂意從任何已經被證明為有價值的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制度或習慣中尋求幫助。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願意正視這種無知，並承認我們所知甚少，但卻不會在其理性所不及的地方聲稱存在著一個掌握著超自然的知識淵源的權威。我們必須承認，從某些方面來講，自由主義者基本上是懷疑論者——但是，除此之外，它似乎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懷疑，以便讓其他人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追求他們的幸福，以便一以貫之地堅持作為自由主義本質特徵的寬容。

我們沒有理由認為，自由主義者的這種懷疑和自我懷疑，就一定意味著自由主義者缺乏宗教信仰。與法國大革命的唯理主義不同，真正的自由主義與宗教並無衝突，而且我只能對那種在很大程度上激勵了１９世紀歐洲大陸自由主義的好戰的且本質上屬於非自由主義的反宗教主義（antireligionism）感到悲哀。自由主義之本質並不反對宗教；自由主義的英國前輩——老輝格黨人，就清楚地標示出了這一點：這是因為老輝格黨人與某種宗教信仰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就這個問題而言，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之間的顯著區別，就在於前者從不認為自己有權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強加於其他人，而不論他們的精神信仰有多麼深奧神聖，而且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精神領域和世俗領域乃是完全不同的領域，絕不應當加以混淆。

６．上文所述，已足以說明我為什麼不把自己視為一個保守主義者的道理了。然而，很多人會認為，我在上文所表明的立場很難說是他們慣常所稱的「自由主義」，因此，我現在必須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即自由主義這一稱謂在今天是否仍可確切地適用於自由黨派。我已經指出，雖然我一生都把自己視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晚近以來，每每當我稱自己為一自由主義者時，所感到的疑慮亦愈來愈多，這不僅是因為自由主義這一術語在美國常常會引起誤解，而且也是因為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我的立場與歐洲大陸的唯理論的自由主義之間，甚至與英國的功利主義者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of the utilitarians）之間，都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1827年，一位英國歷史學家曾把1688年革命說成是「諸原則的巨大勝利，這些原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自由主義的原則或憲政的原則」。如果自由主義在今天仍然具有這位歷史學家所意指的含義，或者它仍然具有著阿克頓勛爵所說的含義（他曾經將伯克、麥考利和格拉斯通視作三位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或者它甚至還具有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所意指的含義（他把托克維爾和阿克頓勛爵視為「１９世紀至關重要的自由主義者」），那麼我用這種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來標示自己，我將對此感到不勝榮幸。儘管我也極想把歐洲大陸大多數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義稱為真正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必須指出，他們所主張的那些觀念，乃為上述諸位偉大的自由主義者所強烈反對；而且我還必須指出，歐洲大陸式的自由主義者所欲求的乃是將一種前設的理性模式強加於世人，而不是為自由發展提供機會。英國那些自封為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取向也大致如此，而這種情況至少從Lloyd George 的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因此，我們當有必要認識到，我所謂的「自由主義」，與今天那些打著自由主義這一旗號而進行的任何政治運動都無甚關聯。而且那些在今天依舊用這個稱謂進行統合的歷史上的組織或黨派，是否有助於任何運動的成功，也同樣大有疑問。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是否應當努力排除這個術語的種種誤用並還其原本含義，亦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然而，我個人越來越覺得，不加詳盡解釋或限定就使用這個術語會引起大多的混淆，同時我也感到，作為一種標誌，自由主義這個術語所代表的更是一種心理上的安慰，而不是一種力量的源泉。

在美國，按我理解的那種意義使用「自由主義者」這個稱謂，現在已是不可能了，美國人傾向於用「嚴格限權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取而代之。這可能是個解決辦法，但是我個人以為該術語毫無吸引人之處。就我來看，它帶有過多的人造術語的和代用品的味道。我所希望的乃是這樣一個術語，它可以被用來描述一個極具生命力的黨派，亦即一個贊成自由發展和自生自發進化的黨派。但是不無遺憾的是，我雖說已絞盡腦汁，試圖發現一個能夠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描述性術語，可是最後還是沒有成功。

７．然而，我們應當牢記，當我努力加以重述的那些理想最初在西方世界傳播的時候，代表那些理想的黨派擁有著一個得到普遍承認的名稱，這便是「輝格」。正是英國輝格黨人的理想，激勵了在整個歐洲展開的那種後來被稱之為自由主義的運動，並為美洲殖民地的開拓者提供了種種思想資源，他們把這些理想帶到美國，並用它們來指導獨立戰爭和創建憲政。事實上，這種傳統的性質後來因具有全權性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和社會主義傾向的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的增加而被改變了，然而，在這個傳統的性質被改變以前，自由黨派便一直是以「輝格」這一名稱而著稱於世的。

這個名稱後來之所以在它的誕生地消聲匿跡，部分原因是輝格這一名稱所讚頌的諸原則曾一度不再是某一特定政黨的鮮明特色，另一部分原因乃是一些具有輝格這個名稱的人士已不再忠誠於那些原則了。在１９世紀的英國和美國，一些輝格黨派中的激進主義者最終也都不再信賴這一名稱了。但是更為重要的事實卻是，由於自由主義只是在自由運動吸收了法國大革命所弘揚的赤裸裸的和好戰的唯理主義之後才取代了輝格主義，又由於我們的任務主要是把那種輝格傳統從侵入其中的唯理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種種影響中拯救出來，所以，從歷史上看，輝格主義才是我所信仰的那些觀念的確當稱謂。我對思想觀念的進化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真切地認識到我簡直就是一個至死不悔的老輝格黨人（Old Whig），而這個名稱的重點在這個「老」字上。

承認自己是一個老輝格黨人，當然並不意味著我想重新回到１７世紀末去。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表明，那些在１７世紀末首次提出的原則，直到七八十年以前還一直在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儘管它們在當時已不再是一個獨立黨派的主要目標了。而且從那時起我們又學到了很多東西，從而使我們能夠以一種更令人滿意的和更為有效的形式重述這些原則。但是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雖然我們必須根據目前的知識重新陳述它們，可基本的原則還依舊是那些老輝格黨人的原則。確實，以輝格命名的這個黨派的後來的歷史，甚至會使一些歷史學家都感到懷疑：過去是否真的存在過一套獨特的輝格原則？關於這個問題，我同意阿克頓勛爵的觀點，即雖然許多「原則的倡導者，最初只是一些最不知名的人士，但是由輝格黨人最早提出的市政法之上存在著一種更高級法的觀念，則是英國人的最高成就，也是輝格黨人留給這個民族的最偉大的遺產」，對此，我們還可以做一點補充：這一觀念也是輝格黨人留給世界的最偉大的遺產。此一原則構成了盎格魯一薩克遜諸國共同傳統的基礎；它是歐洲大陸自由主義從中吸取的最具價值的一部分；它也是美國政府制度賴以為基礎的根據。在美國，它的純粹形式並不是經由傑斐遜的激進主義為代表的，也不是通過漢彌爾頓甚或約翰?亞當斯的保守主義為代表的，而是通過「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思想反映出來的。

我不知道復活那個古老的名稱是否符合實際政治的要求。不論是在盎格魯一薩克遜世界，還是在其他地方，對於人民大眾來說，這個名稱很可能是一個與當下的生活並沒有明確關聯的術語，但是我們需要指出的是，這或許是一個優點而不是缺陷。對於那些諳熟思想觀念史的人士來說，它很可能是唯一能確切表達這個傳統所具有的意蘊的名稱。對於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尤其是對於許多從社會主義者轉變而來的保守主義者來說，輝格主義是最令他們厭惡的名稱，而這也表明了他們的本能傾向。輝格主義始終是一個一貫反對各種專斷性權力的唯一一套理想的名稱。

８．人們完全可以追問，這個名稱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在美國這樣的國家，總體上仍然是自由政體，因此在那裡，保護現存事態常常就是保護自由。如果在這樣的國家裡，自由的捍衛者自稱是保守主義者，的確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儘管僅僅根據傾向而將他們與保守主義者聯繫在一起的做法也時常會引起很多麻煩。即使人們贊同相同的制度安排，我們也必須追問，他們贊同這些制度安排，究竟是因為這些制度安排已經存在，還是因為這些安排本身是可欲的。的確，不同取向的人雖然都全力反對集體主義潮流，但是我們卻絕不能因此一表面現象而掩蓋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對完整自由（integral freedom）的堅信，乃是以一種在本質上是前瞻性的態度為基礎的，而不是以任何懷舊的情感為基礎的，也不是建立在對既存事態的羅曼蒂克式的贊慕的基礎上的。

然而，如同在歐洲許多地方所展現的情況那樣，在保守主義者已經接受了大部分集體主義的綱領——這種綱領長期以來一直左右著政策，以致於與之相關的許多制度都已經被人們視為當然而接受下來，甚至還成了創製這些制度的「保守主義」黨派的驕傲之本——的地方，要求對自由的捍衛者與保守主義者做出明確的區分卻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正是在這裡，自由的信奉者定將與保守主義者衝突交火，而且他們也只能採取一種本質上激進的立場，以反對種種流行的偏見、業已確立的立場和根深蒂固的特權。愚昧和濫用，絕不會因為已成為業已確立的政策性原則而有所改觀，變成善事。

對於政治家來講，「不要擾亂已然確立的事務」（quieta nonmovere）的原則雖說有時是一明智箴言，但它卻絕不會令政治哲學家感到滿足。政治哲學家可能會希望政府小心謹慎地推進政策，並且也可能主張在未得到公眾輿論支持之前不要輕易地推行政策，但是他們卻絕不可能僅僅因為當下的輿論支持某些安排就接受它們。在當下的世界，一如１９世紀初期的世界那般，主要的任務乃在於將自生自發的發展進程從那些因人的愚昧而造成的障礙或困擾中解放出來，所以政治哲學家的希望就必須立足於說服那些——根據傾向來看——「進步」的群體並贏得他們的支持：儘管這些群體目前可能正在一個錯誤的方向上尋求變化，但是他們至少願意用批判的眼光去檢視現狀，並且願意在必要的時候去改變這種現狀。

我在考慮那種捍衛一整套知識原則和道德原則的群體時，偶爾也用「黨派」（party）這樣的術語來指稱它們，但我不希望因此而誤導讀者。任何一個國家的黨派政治問題，不屬於本書的討論對象。我們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本書中試圖通過將一種破碎的傳統拼合起來的方式重新建構一系列原則，這是一個方面的問題，然而，如何將這些原則轉變成為大眾歡迎的綱領，則實屬另一個問題；不無遺憾的是，政治哲學家必須把後一個問題留給那些「世故且狡猾的人去處理，他們的俗稱便是政治家或政客，而且他們的決定往往會受到即時性的變幻不定的情勢的支配」。政治哲學家的任務只能是影響公眾輿論，而不是組織人民採取行動。只有當政治哲學家不去關注那些在當下政治上可行的事務，而只關注如何一以貫之地捍衛「恆久不變的一般性原則」的時候，他們才能夠有效地完成他們的使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懷疑是否真地存在著一種所謂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a conservative politcal philosophy）的東西。保守主義可能常常是一種具有實際效用的箴言，但是它卻無從為我們提供任何能夠影響長期發展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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