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播——以李大釗、李達為例考察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7年的十月革命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啟蒙，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推動這一傳播在前期積累的基礎上實現了質的飛躍，升華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使之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筆者主要以李大釗、李達兩位馬克思主義啟蒙思想家和經濟學家為例，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傳播之間的內在歷史關聯。

李大釗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播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在1917年以前主要宣傳西方的民主和科學，1917年以後進入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而1919年「五四」運動更是著重宣傳馬克思主義，為當時的進步青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糧。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播方面，《新青年》也起到了引領作用。延續1918年紀念馬克思誕辰100周年、各國馬克思研究之風復興之勢，李大釗在1919年依託《新青年》編輯了「馬克思研究號」（李大釗還曾協助陳溥賢於1919年5月5日在《晨報》開闢了「馬克思研究」專欄），將相關研究成果資料結集出版。他本人當年在《新青年》第6卷5、6號連載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是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傳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文獻。

李大釗亦是「五四」後國內傳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傑出先驅。《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實則通篇圍繞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展開，文章開宗明義便稱在評述馬克思主義之前，「先把『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說一說」。李大釗將經濟思想史上的經濟學派別分為三類：亞當·斯密為鼻祖的「個人主義經濟學」、馬克思為鼻祖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和主張「以愛他的動機代那利己的動機」的「人道主義經濟學」。他認為，其時「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改造世界的新紀元」，個人主義經濟學「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不足取，「以後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往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經濟學發展。在隨後的論述中，李大釗將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要點總結為兩大塊：一是屬於「經濟靜學」的余工余值說，二是屬於「經濟動學」的資本集中說，並用數學公式推演了與剩餘價值說相關的「平均利潤率論」。

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釗的倡導下，北京大學成立了馬克斯（今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於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招募會員，明確研究會「以研究關於馬克斯派的著述為目的」。該研究會的成立和運行在校內不是沒有反對之聲，且反對聲音不可謂不大，但還是得到了時任校長蔡元培的支持。1922年2月19日，李大釗在該研究會第一次公開講演會上發表演講，演講記錄稿由黃紹谷記錄，後以《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為題刊載於《晨報》。在演講中，李大釗沿著「何為馬克思剩餘價值說」—「剩餘價值之來源」—「資本集中」與「階級自覺」—「社會主義發生」的邏輯鏈條，其間夾雜馬克思相關學說與亞當·斯密的比較闡述，並倡言「馬克思的大著作是《資本論》。……我們要去研究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只僅僅地讀過一遍就不容易」。

對於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一職人們比較熟悉，然而對他同時兼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卻很少知悉。通過前面的介紹可以發現，李大釗有著深厚的政治經濟學功底，並且他不獨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門，而是將其放置到整個經濟思想史譜系中去考察。儘管「五四」之前梁啟超、馬君武、朱執信等對於馬克思及其學說也曾附帶提及，但無疑李大釗依託北京大學對於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說所做的宣傳介紹最為系統，對當時青年的影響也最為廣泛、深遠。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的19位發起人均為北京大學的學生，專業覆蓋了法學院、文學院、中文系、英文系、德文班、物理系等。

李達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播

近代西方經濟科學知識傳入中國，大多取徑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也是如此，國內學者的著述引源中來自日本的撰述占很大比重，且逐漸集中到若干研究馬克思主義名家，尤以京都帝國大學河上肇教授為代表的著作。河上肇對於《資本論》的研究也是從1919年開始的。在此過程中，他發現只有掌握唯物辯證法才能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真髓，轉而精研馬克思主義哲學，並對中國形成重要影響。據李大釗研究專家、日本信州大學後藤延子教授考證，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即以河上肇1919年初在日本《社會問題研究》雜誌連載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文為藍本而作。河上肇之影響可見一斑，而師從河上肇的李達因其所接受的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訓練，成為「五四」之後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傑出代表。

在日讀書期間，李達深入研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第一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五四運動使李達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奉者和積極宣傳者，他在日學習期間即積極投書國內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並開始嘗試翻譯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1919年6月18日、19日，李達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什麼叫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目的》兩篇文章，從經濟史觀的層面闡述了自己對社會主義的初步認識，對社會生產、分配和財產所有制關係作了簡要說明。李達認為，馬克思社會主義「可分為歷史觀、經濟論、政治論三部分。歷史觀與經濟論屬於理論的方面，政治論屬於實際政策的方面。歷史觀之根柢為唯物史觀說，經濟論之根柢為剩餘價值說，政治論之根柢為勞工專政說」。

1920年李達回到國內，同年《新青年》即從第8卷第1號開始變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機關刊物，馬克思主義成為刊物宣傳的主體內容，李達與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等人一道參與編輯部工作。自此，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又上了一個新台階。1921年1月，李達在《新青年》第8卷第5號發表《馬克思還原》，該文所要「還原」的是被修正主義誤解或歪曲了的「馬克思的真面目」，以把握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和統一思想認識。他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歸納為五個重要原則，即「唯物史觀」「資本集中說」「資本主義崩壞說」「剩餘價值說」和「階級鬥爭說」，並強調「馬克思的政治學說和經濟學說，均詳備於此五原則之中」。同年9月，李達主持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先後組織出版了包括《工錢勞動與資本》《〈資本論〉入門》等經濟學類書目在內的10餘種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成為許多共產主義者的啟蒙讀物。

李達認為，「社會革命不是在哲學中探求而得的，乃是發生於現社會的經濟狀態之變動」。或許正是基於此認識，李達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播和研究。一方面，他翻譯了大量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典論著，如德國考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1920年被李大釗發起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列為閱讀文獻之一）、日本河上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1930）、蘇聯拉比拉斯等《政治經濟學教程》（1936，與熊得山合譯）等。另一方面，他撰寫的《經濟學大綱》（1935年作為講義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刊印）及《中國現代經濟史之序幕》（1935）、《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1935）等，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向度及將其應用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作了深入的探索。李達的經濟學研究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力求建立能夠指導中國經濟改造的「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有民族特色的具體理論。這在「五四」後的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並不多見。

與李大釗一樣，李達也有在大學從事經濟學教學的經歷。1932年，他即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經濟系主任講授經濟學，《經濟學大綱》是其講課時編撰的講義。在該書中，李達敏銳地對1932年才首次全文公開發表的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國民經濟學批判》予以關注，認為該手稿闡明了唯物辯證法的勞動—實踐概念，完成了馬克思的實踐唯物論基礎，準備了《資本論》的「雛形」。李達的這一研究再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立過程以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該過程中的歷史地位。

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為中國與時俱進破解發展難題提供了重要的行動指南。李大釗、李達等「五四」先賢在推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傳播方面所作出的探索，至今依然閃爍著耀眼的思想光芒。

（本文繫上海財經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近代學術中國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學構建研究」（201711072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

原標題：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播——以李大釗、李達為例的考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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