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往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翁章

公元前1122年，毗鄰燕山山脈的平原地區，被周武王封給滅商有功的召工，這塊被稱為「薊」的區域就是未來的北京。

經過了從幽州到北京，再到京師和京兆的演變。新中國成立後，這個下雪後就變成北平的城市，終於成為了實質意義上的北京。

歷史的風味不曾被驅散，但「薊」所在的房山區，早已不是曾經的統治中心，與無數個北漂青年的夢想相呼應，誰曾想「薊」的最高房價也能一口氣飆到5萬8/平。

改革開放的80、90年代至今，北京對於北漂才成為這一時代特殊的身份限定詞。

對於安土重遷的中國人，政治、軍事不再是遷移的必然動力，教育鴻溝的填補，對於智力這一生產力的重新分配，以及在經濟發展下一級城市大規模的勞動力凹槽，成為當下中國人口移動的重要動因。

沒有人天生愛飄蕩，只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不得不流浪。

80年代末的民工潮

難以說清，更好的生活具體指什麼。但城市終歸比農村好，是上一代人對美好生活的深刻烙印。

「春運」、「民工潮」，89年春節的北京、上海、廣州火車站提前感受到了大規模人口遷移導致的運力緊張。雖然，在88年北京鐵路運輸法院對高價倒票的黃牛進行了公開判罰，但當時怕是誰也沒想到，89年之後直到2019年，國人將與春節搶票展開永久性的拉鋸。

也在那個時候「民工潮」，通過運輸工具這個微觀的層面，向媒體宣告一個新的人口遷移時代的到來。

廣州「首當其衝」，其次就是北京。

自從1970年冬，袁隆平在海南三亞農場將雜交水稻始祖「野敗」帶回湖南，75年開始大範圍推廣雜交水稻後，整個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人終於告別了吃不飽飯的日子。

再加上「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出台，農村的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對於農村地區，糧食產量提升的必然趨勢之一就是生育率的提升。畢竟，吃飽了飯才有心思干別的事，而傳統的農業粗放型增長，也需要更多的勞動力。

人們被饑荒折磨太久了，在實現飽腹後，過剩的勞動力反倒沒有了寄託。

慶幸的是，改革開放吹起的暖風和84年後持續的戶籍改革，讓過剩的勞動力有了釋放的窗口，農村人口也因此有了嚮往更好生活的政策資本，93年取消糧票制度後，北京成為河南、河北、山東、安徽、黑龍江、湖北、四川，人口流入的主要方向。

從10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河北來京人口最多佔到了155.9萬，在所有外來人口中佔比22.1%，其次是河南、山東。與80-90年代相比，安徽、四川、湖邊的排名逐漸上升，構成了來京人口的又一主力。

很難想像，第一批湧入京城的北漂對於偉大的首都有怎樣的遐想，但不再是因為失地而流離的農民，構成了北京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

「基礎設施建設」是80年代-90年代北京乃至全國的主題詞，而基建也是吸引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的低成本方式。

體力難有門檻，有活等於活得下去。

尤其是，構成如今北京勞動力運輸網的地鐵。真正意義上跑得通的1號線，及其環線，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修建完成。

沉寂10年的地鐵，直到80年代才開始復工重構，81年國家正經驗收交付後，市民才享受到了「地下出行」的快感。而此後的10年，北京這一核心的交通網才正式拉開了基建的大幕。

找不到一個能作為事例的個體，但相信此時來京的北漂民工一定參與其中，他們或許承擔了一線挖掘工的角色，或許在吃完炸醬麵後又開始對鐵軌進行組裝，又或許他們曾恐懼於北新橋那個鎖龍眼的傳說。

但與現在的北漂一樣，一切也都是為了生活。

地面上，如今的國貿CBD也在80-90年代開始醞釀。大北窯作為曾經的老舊工業區，在此時正在謀求轉型，84年大北窯作為工業基地，號稱工業鐵十字地區，囊括了金屬結構廠、機床廠、儀器廠等大型工業廠房。

一切的改變來自於立交橋的修建，地下的地鐵同步動工的同時，京城地面上的立交橋也正在拔地而起。與西長安街接壤，連接東三環幹道，大北窯橋（如今的國貿橋）不知在多少民工的奮力工作下被建起，此時，工業區轉型成為必然。

國貿大廈和中國大飯店作為CBD崛起的地標，被拿上市政規劃議程，直到國貿一期、二期完工，北京才有了大城市的樣子。

有趣的是，80年代-90年代的北漂，用體力為千禧年後來京的我們搭建起了現代意義上的北京，也讓我們能夠坐在他們搭建起的城市中回顧北漂的過往。

也沒曾想到的是，也是因為有了80年代末的民工潮，我們這些之後的「北漂」才承接上了故人的情愫，而這種人口遷移的動作，也因此成為當代來到北京的工作者揮之不去的情緒。

然而，15年中國人口流動的規模達到拐點。14年全國流動人口總數達2.53億，15年開始下降，16年流動人口已降至2.21億。其中，與構成人口流動主力的民工在10年後外出人數增幅放緩，不無關係。

除了整體經濟發展下行，導致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建築業，用工需求減少。其實，筆者認為也是民工作為一個特殊歷史人群，其承擔的角色使命也走到了盡頭。

相比，78年改革開放後，大規模的基建和製造業的博興，如今已經不再是靠市政改建擴大GDP的時代，隨著電商等新經濟模式的發展，民工回歸本地，種植、養殖業的再次發展，決定了這一批北漂，或者說大規模的外出體力勞動者終將成為一段可敬的往事。

中國人口遷移的模式，應該說由純勞力的盲目轉移，變為了由教育和大城市虹吸效應並行的有序流動。

千禧年之後

如果說90年代之前的「北漂」，不知道自己是「北漂」的話。那麼千禧年之後，北漂一詞隨著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們步入社會，逐漸成為了一個群體的代名詞。

不同於民工們，滿足溫飽並攢錢回家蓋樓，是他們對於自己這一群體目標的認識。千禧年後的北漂，已經有了很深的群體認知，他們知道自己不屬於這個城市，但在迷茫和無奈下，大部分人通過自我的奮鬥，讓自己活成適合這個城市的樣子。

更有甚者，通過早期地產市場的資本積累，早早實現了人生自由。而在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崛起下，他們又不斷為北漂注能，使得北漂看上去就像彼時風行一時的「美國夢」。

從變革來看，新時代的北漂，不再是被動實現眼前價值的廉價勞動力，相反，他們身上有了更深的自我的覺醒，並相信在中國的改革大潮中，奮鬥終有出路。

這一奮鬥的來源，不再是因為農村已經無地可種，也不是由於迷戀城市戶口，更不是作為富餘勞動力在家無事可做。這一代被稱之為80後、90後的北漂青年，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教育遷移」的目的，即：來到北京的首要需求是接受進一步的高等教育，並堅信知識改變命運。

現實也是如此，伴隨著「教育遷移」，前置的是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高校擴招開始。就全國來看，99年當年的大學招生人數增幅達到了史上最高的47.4%。

此後，中國開始了為期近13年的本科擴招。這一國策的落實，讓中國未來的發展的擔子，不再是由體力勞動者承擔，更是一種讓智力人才成為發展中堅的轉型。

北京作為中國高等學府的密集地之一，也再次展現了作為首都的地緣魅力。來首都讀大學，成為當時許多莘莘學子的夢想。

正如趙寶剛的《奮鬥》中一樣，80後們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事。而實際上，在06年的一份針對當時應屆畢業生的調查報告中，也可以看出，其中近5成受調的同學覺得通過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工作，而在沒有互聯網企業的當時，外資和國企仍是畢業生的首要選擇。

這個時候在90年代孕育了近10年的地產市場，也逃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隨著溫州炒房團北上。亞運村板塊、方庄片區、萬柳等所謂的富人區在當時成型，後悔沒去成外企和國企的北漂們不再懊惱，因為下海房地產市場後，不少人掘到了第一桶金。

然而，在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北京申辦奧運會的間隙，京城的地產也迎來了蕭條，07年，遠洋沁山水賣18000元/平米，2008年跌到11000元/平米。雖然從現在來看，正是抄底的好時候，但就像《奮鬥》中的向南，北漂們無時無刻都要面對買房的壓力，以及對自己的孩子是否會淪為社會底層而深深擔憂。

如果說房地產市場，是一場財富的再分配。那似乎這個分配是與受教育程度無關的。房產催生出很多泡沫，也讓這些泡沫成為很多來京務工人員揮之不去的重負。

與此類似，11年開始的搖號，更是與你有多少錢沒關係，一切都得看命。此後，北漂在背上了買房壓力後，還得與概率作鬥爭，以期望實現來到這個城市，最初那個有車有房的人生理想。

買房難，沒想到搖號更難。

當然，北漂也必然是有成功的。18年胡潤百富榜中，北京的企業家仍佔多席，張一鳴、程維、張邦鑫、宿華等，也代表了掌握了新技術的發展方向，北漂確實可以作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進入更高的領域。

他們讓人相信在北京一定能成功。

可茫茫人海中，在後廠村午夜的燈光下，在總感覺做不到頭的10號線中，在每個買豆腐腦油條的清晨，在無奈的23：00打車時，作為無數個北漂的你，又有誰是值得去相信的呢？

戶口、買房、子女教育，終究成為壓在北漂群體身上的三座大山，一如第三次布匿戰爭後，湧入羅馬的同盟國市民渴望羅馬公民權，在北京奮鬥多年的北漂一族也慢慢對自己的身份愈發迷失。

以至於更遠的未來，來到北京北漂的年輕人，他們的目的會是什麼呢？

最後

「北」是一個表示方向的詞，「漂」則代表了動作，「北漂」不過是整個中國大發展下，人口遷移的縮影。無論是民工潮，還是教育遷移，大規模的人口的向南或者向北移動，在歷史的背景下，都會帶著濃濃的命運色彩。

這種命運不單單是由於，我們在經濟發展中的逆流而上，更在於個人的微末與城市之大的切骨掙扎。因此，在個人讀懂了這一命運色彩後，到底為什麼一路向北更值得思考。

畢竟，不解決思想上的這個問題，再開放多少可落戶的二三線城市，回歸到個人的奮鬥，依舊會讓人感到盲目。

80年代-90年代的民工潮給了回答，千禧之後的畢業生用奮鬥給了回答，那之後呢？「北漂」到底是什麼？

或許，我們在思考往事，未來我們也將成為一段往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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