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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嬰兒醜聞後,中國學者《Nature》呼籲重啟生物醫學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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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5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科學與生物倫理學教授邱仁宗、華中科技大學人文與生命倫理學院生物倫理學教授雷瑞鵬、中國生物倫理學會會長翟曉梅教授和復旦大學應用倫理學中心副教授朱偉在《Nature》上發表了一篇中國在處理「CRISPR嬰兒醜聞」後對生物醫學研究異常坦率和批判性的評估。

四位生物倫理學家呼籲對中國生物醫學實驗的監管、監控和註冊方式進行徹底改革,並對違反規定的研究人員進行嚴厲處罰。他們寫道:「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政府必須做出重大改變,以保護其他人免受魯莽人體實驗的潛在影響。」

作者們表示,由於賀建奎在2018年11月創造了世界上第一批基因編輯嬰兒,因此中國現在正在進行一場「靈魂探索」。自從賀建奎在中國香港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上描述了生殖細胞系編輯實驗後,就再也沒有公開發表過言論。何建奎後來被解僱了,他當時稱,這樣做的目的是為這些女孩「進行基因接種」,使她們不會對病毒敏感。

在《Nature》雜誌的評論中,作者們批評了他的保密性,以及國家給其創造的環境。他們寫道:「在我們看來,越來越越多的中國科研人員被名利驅使,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渴望研究探索。將技術或方法轉化到臨床並不總能得到基礎研究的支持。此外,那些能夠宣稱自己是亞洲乃至世界上第一個發現某些東西的研究人員,在同行評議、招聘和資金籌措方面,都會得到不成比例的回報。」

其他國家的生物倫理學家對這篇社論表示印象深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生物倫理學家Alta Charo說:「我認為,他們在如此重要的期刊上發表了這篇文章,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Charo是世界衛生組織召集的一個專家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的目的是評估如何更好地監管生殖細胞系編輯。

美國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的生物倫理學家Arthur Caplan表示,他很欽佩這篇文章,認為他的中國同事如此直言不諱實屬勇氣可嘉。

四位倫理學家認為,科學研究應該由國務院管理,而不是由現在負責監督的政府部門來管理。他們還敦促政府正視一小部分中國學者一直堅持的優生思想。

今年一月,新華社公布了由廣東省衛生健康委員會對賀建奎調查的初步結果,並對他提出了強烈批評。生物倫理學家建議政府應該進行更廣泛的調查,建議一個由國際知名基因編輯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對其研究數據進行評估,並為這對雙胞胎女孩一生的健康監測提供計劃。

《Science》雜誌通過電子郵件與邱仁宗教授就圍繞著爭議實驗展開的調查進行了溝通。以下這是這次溝通的編輯版本:

問:據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稱,對賀建奎的調查是「初步調查」,這意味著調查尚未完成,或者至少還有另一起調查正在進行。是這樣嗎?

答:沒有跡象表明另一項調查正在進行。因此,我們建議進行更加深入和廣泛的調查。

問:在美國、西歐、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國家,對科學家不當行為的調查,幾乎總是導致一份透徹的報告公之於眾。廣東省衛生健康委員會只發給新華社一份新聞稿。你的評論也並未要求將來的任何報告公之於眾。你認為這些報告應該公開嗎?

答:當然,我認為這些報告應該公開。似乎沒有關於是否以及如何報告違反規定案件調查結果的規定。我和我的同事建議建立一個關於基因組編輯的中央登記處,這是對公眾開放的。登記處也可以成為發布違反規定案件調查結果的平台。

問:你們中有沒有人被要求協助調查?

答:消息傳出後,國家衛健委立即要求翟曉梅和一些委員會官員前往深圳進行調查。翟曉梅當時不能去,因為她要參加香港的峰會。我曾兩次受到政府智囊團的邀請,就賀建奎的案子提供建議。我建議政府進行徹底調查,特別是參與該實驗的政府官員和賀建奎中國和美國的同事以及合作者的,包括試管受精診所的人員。因為賀建奎不可能是這起事件的唯一負責人。目前還不清楚是否有政府官員參與了這起事件,但他確實與一些政府官員有關係。

問:您的社論呼籲重新啟動道德治理。如果有政府官員或政府資助的機構,以某種方式支持或表示同意他的生殖系編輯,廣東衛生健康委員會或政府機構領導的其他調查結果都會公開這一情況嗎?你對此是否有信心?

答:對不起,恐怕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關於調查組的成員是誰、他們遵循了哪些程序或他們發現了什麼,一直不是公開的。總的來說,我贊成政府組建由獨立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我不知道是否會披露更多調查結果,但我認為全世界都應該知道真相。在我們確切知道發生了什麼之前,我認為我們必須要阻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我不相信這件事政府參與其中。我與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部長以及科學和教育部的一些官員有過接觸,我認為他們不僅是誠實的人,而且還像我們生物倫理學者一樣遵守國際準則。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接受了我們關於起草或修訂相關法規的建議。但是,我不能排除某些部門的政府官員參與其中。

問:你認為調查小組的獨立性很重要嗎?在中國有可能嗎?

答:對於像我和中國許多其他生物倫理學者來說,這是必須的。當然,調查應該既獨立又透明。這件事的嚴重性我們都能意識到。中國如何處理它將決定國家及其科學和生物倫理團體的聲譽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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