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移民歐洲，如何從經濟藥方演變成社會難題

【「邊界觀察」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趙萱在界面新聞開設的專欄，基於田野調查經歷，講述他對於全球邊界地區的觀察和思考。】

大量的媒體頻繁地傳播著這樣一種令人擔憂的信號：「穆斯林恐懼症」正在歐洲乃至全球蔓延。「入侵」、「佔領」、「建立斯坦」等基於軍事和領土的辭彙也被廣泛地套用到對於歐洲穆斯林移民和難民的描述。許多人習慣地將一些先入為主的、偏離真實的文化外衣以轉喻（metonym，以局部代替整體）的方式強加在穆斯林群體的身上。雖然，我們必須承認，由難民所定義的穆斯林移民重塑了歐洲的移民景觀，但在我看來，困擾歐洲現實的顯然並非文化意義上的穆斯林，而是移民「實用性」（utility）問題的爆發。

距離突尼西亞首都市中心哈比比·布爾吉巴大街向西約1公里的地方便開始有連片的老舊住宅，夜色下的圍牆上橫七豎八地布滿塗鴉，流浪的貓狗在蕭條的街巷中遊盪，藍白色的門窗以及密集的民宅透露出這裡往日的繁榮。每次從附近的城鐵哈達爾門站走回住所的途中，我總會產生疑問：為什麼如此擁擠的住宅區夜幕降臨後總是罕有人煙——從窗戶投射的燈光就可以判斷出這裡入住率極低。而在白天，最令人印象深刻並不是富有特色的阿拉伯城市和集市，而是隨處可見的現代學院，它們大多與教育提升和技能培訓為主，包括電腦、駕駛、汽修、語言以及政法等專業。不難想像，這些以職業技能為導向的學院大多並不是為了本國所準備的，而是為了地中海彼岸的歐洲。

在進入齋月的前一天，我拜訪了位於突尼西亞中北部地區的凱魯萬古城。初夏的炎熱籠罩著凱魯萬老城，迷宮一樣的老城街道里門窗緊閉，鮮有行人，北非歷史最為悠久的奧克巴大清真寺（甚至被譽為三大聖寺之後的第四大聖寺）歷經1300年仍屹立於此。同樣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儘管臨近周末正午的禮拜，大殿內居然空無一人，只有一位年邁的寺院管理員在此迎客。雖然突尼西亞在伊斯蘭世界裡相對世俗化一些，但清真寺里空蕩蕩的景象依然讓我感到詫異。

有著30餘年駕齡的老司機阿卜杜拉是第一位進入清真寺禮拜的人，他饒有興味地與我談起他對多門外語的掌握，「你知道嗎？我會四門語言，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德語！我在多年以前就去過歐洲很多的國家，義大利、德國……」在他掰數國家的同時，我有意將話題轉向了本地的宗教生活和革命以後的突尼西亞，他聳了聳肩，有些無奈和不置可否。

2010年末興起的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揭開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為這個古老的國家帶來了人民口中的「自由」，也帶來了近十年的政黨更迭，今年他們將迎來新一輪的總統大選。人們已經從當初的自豪與亢奮中平靜了下來，世俗黨派與宗教黨派以民主之名的纏鬥根本提不起他們的興趣，而近年來飛漲的物價和高攀的失業率正在消耗著這個國家以及整個北非地區的活力。

「汽油貴了一倍（相較一年多以前），烤羊肉的價格已經貴了4倍（相比革命前），而海魚更貴，差不多7倍！我有4個孩子要養，購買房屋花費了我15萬歐元，一個月下來根本沒有剩下什麼！對了，這幾天突尼西亞（首都）在鬧罷工，石油工人、教育行業都在罷工，收入太低了。」阿卜杜拉開始抱怨。此類的抱怨似乎充斥著突尼西亞的街頭。正如任何一個正在遭受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的國家一樣，就業、收入，而不是宗教，成為民眾日常主要談論的話題；前往歐洲，已經成為了突尼西亞人從北到南的普遍願景和必由之路。

老阿里居住在突尼西亞南部扎尓其斯市的農區，家中有著幾畝土地，種植著小麥和橄欖，他曾為我算了一筆極為現實的經濟賬，「如果在家中務農，一個月全家只有500突尼西亞第納爾（按照5月初的牌價1歐元約等於3.4第納爾）的收入，而我必須開出租來補貼家用，這樣大概一個月能有2000多第納爾，而如果在歐洲打工每月可以掙到1500歐元，甚至更多。」如今、法國、德國等西歐國家成為了以突尼西亞人為代表的北非移民的首選目的地，他們從事餐飲、保潔、運輸等服務業，也有少數「有能力」的人從事農產品外貿，而法國和德國在2019年4月世界銀行發布的統計中也自然而然地名列國際移民匯款輸出國榜單的前10名。

早在2013年，利比亞內戰爆發後，逾30萬難民自利比亞前往突尼西亞尋求庇護，他們甚至以突尼西亞未能提供有效的難民保障為由發起了為期數月的抗議活動，認為自己淪為了突尼西亞的「人質」，沒有機會工作改善生活，其最終訴求卻是希望申請轉移至歐洲。可見，一種顯而易見的經濟理性正在驅使著北非和中東地區的穆斯林移民前往歐洲，最關鍵的是，儘管甘願承擔最低下和最艱苦的行業，但在歐洲日益收緊勞工許可的語境下，難民卻有可能是他們唯一能夠爭取的合法身份，以此獲得相對穩定的居留許可權。

讓我們將視線轉移至歐洲，今天歐洲各主要國家的主要城市都存在著穆斯林移民聚居的街區，並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和政治的撕裂。例如，在德國，僑居於此的早期外國移民也開始擔心這個國家的未來，他們談起夜裡不敢上街的苦衷，而在幾年前他們甚至可以在街上收集老舊的傢具，如今卻被穆斯林移民所包圍；遙遠的北歐國家瑞典，有觀察者組織於2018年統計了本國61個最危險的區域，他們使用「宣示主權」等危險字眼來描述中東難民燃燒車輛的行為，以此展現瑞典在10餘萬難民來到後的「淪陷」，一個個所謂的「禁區」（no go zones）出現在媒體頭條。在此情境下，堅持「政治正確」的左派政黨飽受指責，而保守的右派政黨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在各國獲得了大幅的支持，迎合「新納粹」的口號不絕於耳。

在人們痛斥政府當局疲軟的管控，並控訴移民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的同時，一個不常為人們所談起的事實需要被揭示。早在2008年以前，歐美社會便出現了一種看似矛盾的、基於移民「實用性」的話語表述：在積極的狀態下，移民被描述為經濟意義下的勞工（workers），而在消極的情況下，其與犯罪和資源掠奪相聯繫，而這正是盛行於歐美社會的新自由主義實踐所引發的效果。

這種話語逐漸轉變為一種強烈的政策傾向，例如在德國和加拿大，移民一度被看作是應對社會老齡化、低生育率以及在服務類行業低工作慾望的主要方式。移民群體複雜的身份也因此被忽視，並在各類媒體的關注下統統落腳於他們潛在的實用性，進而反映在政策實踐之中：當時的移民政策所考慮的主要是如何利用移民來改善國家經濟。正是在該時期，歐美政府設計了一系列移民記點積分制度，使其接受技能評估，最終將其帶到本國，突尼西亞眾多的培訓學校正是這一制度的產物，其中一類主要的移民來源便是避難需求者與難民。當移民進入歐洲之後，他們往往會聚集於原本便偏遠的、生活水平低下的街區，以此降低必要的生活成本，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著一個統一的身份——臨時性移民勞工（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以加拿大為例，2002-2012年，政府開啟了一段長達10年的臨時性移民勞工項目，集中於家政、農業和服務業，以此支撐國家的資源經濟，相同的趨勢在德國同樣發生，但成為永久性移民勞工卻是各國在同一時間拒絕發展的進程。因而，一個重要的結果誕生了，歐美社會出現了日益增長的非公民移民勞工群體（non-citizen immigrant workers），最終發展為一個臨時性的、不穩定的社會階層。

移民所停留的街區最早便是城市裡的貧民區或無主地，例如2016年比利時布魯塞爾暴恐案策劃者所來自的莫倫比克區就是典型代表。政府有意將諸如此類的街區「閑置」以充分榨取其實用性，鬆散的城市治理能力使得社會問題在這一類街區早已存在，但移民數量的增長以及臨時性身份天然的不穩定性致使社會問題爆發並廣泛溢出。與此同時，隨著中東社會在2011年以後的大範圍震蕩，圍繞移民「實用性」的話語邏輯逐漸從積極轉向消極，在整體上將穆斯林移民社區的日常生活問題化與罪犯化，以掩飾國家在城市治理上的失效，進而與領土主權等話語相聯繫，加重了公眾對於問題嚴重性的看法，樹立起牢固的社會邊界。

自此，我們很難批判說歐洲左派政黨的思路是簡單地為了保護和吸收移民，而是至始至終都在堅持保障歐洲的「用工」條件，強調移民勞工的准入、福利、保障乃至生活條件，同時愈發拘泥於移民勞工的各類合法化問題。而反觀右派政黨同樣並非單純地驅逐移民，而是在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掩護之下，試圖篩選出「有用」的移民，卻落入到種族主義的話語表述當中。正是在這樣一種相向的話語表達和政策實踐中，穆斯林移民成為了眾矢之的，他們因合法條件不足而無法獲得工作，卻又在無業的情況下進一步失去可能的生存空間，無可忽視的反抗在所難免。簡言之，這從來都是一個城市問題，一個國家治理問題。

當我們今天一廂情願地談起「穆斯林入侵歐洲」，卻可能在背離事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宏觀的層面上，中東北非地區近10年的集體動蕩促成了更多標榜以難民身份的穆斯林移民向全球彌散，社會的不安與經濟的疲軟是促成流動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謂的宗教；在中觀的層面上，歐美社會久已有之的移民話語和實踐早已鋪墊了移民進入的通道，對此類社區低下的城市治理能力暗含了今日的風險，這些城市底層居民的日常生活被全盤地問題化；而在微觀的層面上，移民的「實用性」問題始終困擾著歐洲，「建設者」與「破壞者」的雙重身份始終存在，無非是不同時期的此消彼長。

最後，在上述提及的國際移民匯款榜單中，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卡達等4個海灣阿拉伯國家名列前十，其中阿聯酋高居全球第二位，僅次於美國，阿拉伯國家的上榜總數也超過了歐洲國家（3個）；中國是唯一一個既位列移民匯款輸出國榜單前十，也位列匯款流入國榜單前十的國家。因此，眾多的信息都在印證一個事實：移民是一個全球性話題，但穆斯林從不是歐洲的病根。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