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字：米芾、董其昌的學書成名之路

總第一五一七期；歡迎關注。

唐 · 懷仁《集王羲之〈三藏聖教序〉》（局部）

「集古字」問題初探

文 / 方建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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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字」的由來

說到「集古字」，我們很容易想到在字帖店裡看到的大量集古字字帖。目前市面上，有一些集古字字帖、教材，如集《張遷碑》聯、集《孫過庭〈書譜〉》書唐詩宋詞，把古代的某些碑帖，集成短句、對聯、詩詞、文章等。

集字為書，古已有之。拿王羲之的字來說，最有名的莫過於《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又有如《興福寺半截碑》，為唐代興福寺僧人大雅等集王羲之書所刻。此外還有唐元序《集王羲之書〈金剛經〉》等。

不過，這裡要討論的「集古字」，與上面提到的不同。這裡要說到的「集古字」的概念，來自米芾。米芾曾說：「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集古字」，是別人看了米芾書風形成之前作品的評價。

米芾 臨王羲之《孫女帖》《平安帖》

米芾的「集古字」，其實是一種學書方法，是取法多家的長處，綜合而成自己一家。米芾學書，「一日不書便覺思澀」。他對古法鍥而不捨的鑽研，使他臨習古帖到了信手拈來的自如境地。如他臨王羲之行書《平安帖》，對比羲之原帖，米芾縱筆揮灑，如同自家原創。米芾學習晉唐名家，有一個大致上的先後順序。他在《自敘學書》提到說：

余初學先寫壁，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出於歐，乃學歐。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學最久。又慕段季轉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並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鍾方而師師宜官，《劉寬碑》是也。篆便愛《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聿行漆，而鼎銘妙古老焉。

米芾是先學顏字，再學柳字，然後學歐字，之後學褚遂良的書法以及段季展的書法。從段季展的書法中發現段書源自王羲之《蘭亭序》，於是學習王羲之等晉魏名家法帖。學習前賢楷書、行書、草書之外，米芾也學隸書與篆書。在取法前賢方面，米芾可以說是宋代書家中最廣博的一位。米芾一生的書法成就，以行書一體為最高。其行書，在其所流傳至今的書法作品中最多。這也與當時整體書學風氣有關，宋代書法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在行書方面。

王羲之《平安帖》摹本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02/

「集古字」法的實質

米芾所說的「集古字」，與今天一些人的理解並不一樣，是「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取諸長處，總而成之。對範本的學習，不是生搬硬套，不是把不同書家（範本）的每個字拼湊成一件作品，而是學習範本的某一種特點（在米芾眼裡，此即該範本的長處）。其二，是融會貫通，自成一家。米芾的書法，取法範圍廣，最終又以鮮明的個性風格立於書史。這是因為他能吸收，也能消化，有足夠的融通能力，在古人與自我之間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歷代書家在長期的書法實踐中，積累了豐厚的審美經驗。要想獲得這種審美經驗，最直接有效的途徑就是深入臨習。明代董其昌說：「晉、唐人結字，須一一錄出，時常參取，此最關要。」從學書者的主觀願望出發，能把歷代書法大家的長處，都學到手，融匯在自己的筆下，當然是最理想的了。

這看似容易，其實大不易。因為書法的學習，要精通一家就須投入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米芾天資頗高，又加上是歷史上少有的勤學型書家，就像王文治詩句所說的「天姿凌轢未須誇，集古終能自立家」，所以能「集大成」，成為一代巨匠。

「集古字」這條學書之路，有什麼益處呢？

書法的學習，如果在初級階段，走馬燈似的換帖，只會淺嘗輒止，無法真正得到古人佳處。清代書家梁巘說：「學書一字一筆須從古帖中來，否則無本。早矜脫化，必偭規矩。初宗一家，精深有得。」所以學書，一開始的階段，要力求做到專精，不然深入不進去。

不過在另一方面，若只是學宗一家，很容易受到師法對象的束縛。清人王澍說：「習古人書，必先專精一家，至於信手觸筆，無所不似，然後可兼收並蓄，淹貫眾有。然非淹貫眾有，亦決不能自成一家。若專此一家，到得似來，只為此家所蓋，枉費一生氣力。」

入得越深，受到範本的牽掣可能性也就越大，甚至還有可能會學到許多習氣，如清代沈宗騫所說的：「若但株守一家而規摹之，久之必生一種習氣，甚或至於不可響遠。」所以學宗一家，是第一步，完成第一步之後還要轉益多師。先專精，再廣博，集眾人之長，免受一家之拘，這便是「集古字」的主導思想。

03/

「集古字」之難

「集古字」雖然是令人嚮往的理想學書之路，但並不好走。清代書學家倪後瞻向我們詳細解析「集古字」的學書長路：

凡欲學書之人，工夫分作三段，初段要專一，次段要廣大，三段要脫化。每段要三五年火候方足。所謂初段，必取古之大家一人，以為宗主門庭，一定腳根牢把，朝夕沉酣其中，務使筆筆相似，使人望之便知是此種法嫡。縱有諫我、謗我，我只不為之動。此段功夫最難，常有一筆一畫數十日不能合轍者，此處如觸牆壁，全無入路。他人到此，每每退步、灰心。我到此心愈堅、志愈猛、功愈勤，無休無歇，一往直前，久之，則自心手相應，初段之難如此。此後方做中段工夫，取晉、魏、唐、宋、元、明數十種大家，逐家臨摹數十日。當其臨摹之時，則諸家形模，時或引吾而去，此時步步回頭，時時顧祖，將諸家之長點滴歸源，庶幾不為所誘。然此時終不能自作主張也。工夫到此，倏忽又五七年矣。蓋終段則無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時時出入各家，無古無今，無人無我，寫個不休。到極熟之處，忽然悟門大啟，層層透入，洞見古人精微奧妙，我之筆底迸出天機來，變動揮灑，回想初時宗主，不縛不脫之境，方可自成一家矣。到此又是五七年或十餘年，終段工夫止矣。

這個「集古字」的過程，實踐起來並不容易，它幾乎伴隨學書者一生。當然，具體到每一個學書者，又有些小差別。但這個看似繁複的過程，其實不外從一開始的「專一」，到「廣大」，再到最終「脫化自立」。

「集古字」的過程的難，難在第二階段的廣大。難在真正地吸收新的師法對象：一是審美定式（惰性），在心理上難以接納新的範本；二是，學習下一家的時候，到底是取法對象（範本）的哪方面？

有的學書者，在學宗一家後，進入第二家時，主觀上渴望並嘗試在變，但是變得並不理想。這樣的例子在今天這個極其自覺的時代，也並不少見。所以在學習新的範本與對象時，如何取捨，如何才能在自己舊有的基礎上繼續向更好的方向推進，這些完全取決於學書者的自我掌控（包括理論認知、藝術感覺與綜合學養）。

唐 李陽冰《謙卦碑》拓本

鄧石如 節臨李陽冰《謙卦碑》

清代大家鄧石如，走的也是「集古字」之路。他也曾像米芾那樣回顧過自己的學書歷程：

余初以少溫為歸，久而審其利病，於是以國山石刻、天發神讖文、三公山碑作其氣，開母石闕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暢其致，彝器款識以盡其變，漢人碑額以博其體。舉秦漢之際零碑斷碣，靡不悉究。

鄧石如學書，一開始是主攻李陽冰，學了很長一段時間後，看出了李陽冰的優點與不足（未必真是「不足」，是相對於自己的審美理想有偏差）。然後學習《國山石刻》《天發神讖文》《三公山碑》，從而壯大了書法之氣力；從《開母石闕》得到「朴」，從《之罘二十八字》擷取「神」，此外又學習《石鼓文》等金文大篆與漢代碑額上的書法，因此字逐漸走向變化多端，風貌也呈現多樣化。

他覺得自己需要什麼，就找到對應適合的範本來補什麼，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地調整與完善，最後接近自己的審美理想。鄧石如的書法，諸體皆能，以篆書最高。鄧之篆書，集大成而成一家，剛健婀娜，瀟洒縱宕。

鄧石如　篆書節錄白居易《廬山草堂記》軸

04/

「集古字」方法具有普適性

走「集古字」之路，書法成就突出者，除了上面所舉例的米芾、鄧石如，還可以再舉出幾個代表性書家。

如明代書壇「吳門四家」之一的祝允明（1461—1527）。祝允明學習書法的廣博，在當時就廣為稱頌。如文藝名家王世貞（1526—1590）說：「（祝允明）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師、秘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永師、河南、狂素、顛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漫，天真縱逸，真足上配吳興，他所不論也。」上至鐘王，下至趙孟 ，各朝代的大家幾乎都師法過。

即便如小楷一項，今天仍能見到祝允明所臨的多家作品。如臨王羲之小楷《黃庭經》，臨米芾小楷《千字文》，臨趙孟 小楷《清靜經》。從這些臨古小楷作品，可以看出祝允明更注重「簡潔」與「率意」。

祝允明　臨王羲之《黃庭經》（局部）

全卷 21.3×73.3cm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大書家董其昌也是一位走「集古字」之路者。董其昌與祝允明相似，取法頗廣。董其昌的好友陳繼儒（1558—1639）說：「思翁書法，吾朝米襄陽也。」董其昌不僅深入學習米芾的書法，同時對米芾的「集古字」的學書法也深有領會而踐行了。

董其昌曾回顧自己的書法學習歷程：「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游嘉興，得盡觀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自此漸有小得。」

這裡提到了他師法過的多位書家，而事實上他的書法臨帖範圍遠不止於此。涉獵如此之廣博，他最終又如何統一呢？在形質方面，董其昌博臨各家範本字帖時，通常是「以不變應萬變」——以二王之筆法去臨各家帖的不同結字。在神采方面，則是以他的天性加上禪修所悟到的「散淡超逸」去「脫化」範本之神氣。如臨王羲之草書、節臨虞世南《汝南公主志》、節臨褚遂良《枯樹賦》、臨蘇軾六帖冊，使人一望而知為「董其昌版本」。

董其昌行楷書仿顏真卿法倪寬贊傳卷（局部）

絹本　全卷36.8×1579.7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董其昌　臨王羲之《十七帖》（局部）

董其昌　臨褚遂良《枯樹賦》（局部）

紙本　全卷22.1×284.7cm 遼寧省博物館藏

董其昌　臨蘇軾書（局部）

以上書家，是走「集古字」之路的典範，他們所涉獵的範圍也最廣博。一個問題是，他們「集古」的對象都比較相近，何以他們最後形成的風格卻能迥然有異？

其中原因，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他們各自的性情差異。不同的性情，即便臨同樣的字帖，結果也會有所不同。而另一個方面的原因，則與「集古字」方法本身也有一定關係。「集古字」的方法，有點像排列組合。範本越多，可組合出來的「樣式」就越多。

假設有A、B、C三位學書者並學王羲之、顏真卿、蘇軾這三家行書，如果學書者A學習這三家的順次是王、蘇、顏，B是蘇、顏、王，C是顏、蘇、王，那麼他們最後「脫化」出來的風格面貌必然不同。此外，由於每個學書者的興趣，對各家學習時間長短之不同（有的學王時間長一些，有的學顏時間長一些，有的學蘇時間長一些），以及對各家的側重點不同（如學顏，有的側重其結字寬博，有的側重其篆籀筆意，有的側重其筆勢奇詭），也會對最後形成的風貌產生影響。

縱觀書法史，「集古字」的書法學習方法，具有普適性。大多數書家走的正是集古字加個人心性而形成個人風格這樣的道路。這裡只是列舉了學王、顏、蘇三家的不同次序，出現的不同結果。「集古字」法的核心是博取前賢，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往後越有「用武之地」。明代的祝允明，可以從鐘王一直學到元代趙孟頫。而宋代米芾則只能學宋及宋以前的書家，根本不可能學元人。在清代，碑學興起後，又出現了一些走「碑帖結合」的書家，如何紹基、趙之謙等。如此，則「集古字」的道路更為廣闊了。

到了今天，可供我們選擇的範本比清代，甚至比上一個世紀又多了許多。「集古字」的範圍進一步拓展，書法風格的「可能樣式」也更多，不過學書者最終能否「集古出新」，這要靠各自的「選擇—融通—脫化」。

編輯說明：

原文刊載於《書畫世界》2017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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