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真實的「側面」

蕭軍的長篇散文《側面》以其較強的紀實性和史料性，彰顯著自身的生命力。這裡所說的紀實性和史料性，不單單是指《側面》從作家的親身經歷和自我感知出發，記錄下了抗戰時期晉西南一帶特有的歷史場景、戰爭氛圍、軍民心態以及社會具象、經濟細節等，從而構成了中國抗戰激流中一個真實的「側面」；同時還因為在這個真實的「側面」里，出現了曾經與蕭軍患難與共的生命伴侶、著名女作家蕭紅。其相關筆墨儘管不是太多，但由於滲透了作家的特殊視角，所以依舊包含了多方面的重要信息與雋永意味，具有實錄蕭紅的性質。

1938年1月，應李公朴之邀，蕭軍、蕭紅夫婦和艾青、聶紺弩、端木蕻良等人一起，離開武漢，前往山西臨汾，參加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的教學工作。他們到臨汾不久，丁玲率領的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也經潼關來到臨汾，兩部分抗戰文化人相遇。隨後，日寇重兵壓境，抗日力量準備撤出臨汾。這時，在何去何從問題上，「二蕭」發生分歧：蕭紅的意見是隨丁玲的西戰團行動，繼續從事文化抗戰；而學過軍事、練過武功的蕭軍，則打算先隨民大師生向鄉寧、吉縣轉移，然後獨自尋機渡過黃河，去五台山打游擊。

蕭紅最終未能說服蕭軍，二人只好暫且分離。蕭軍的《側面》正是由此下筆，依次講述了「我」與「紅」（蕭紅）以及諸位朋友的依依惜別，「我」同民大師生的悲壯行軍，「我」徑去五台的道路受阻，「我」轉道延安的所見所聞……這當中，蕭紅是一個重要的存在，她時而出現於臨汾火車站與「我」告別的現場，時而浮現於告別之後，於「我」幾乎是揮之不去的生命記憶，其形象既是歷史的，又是藝術的。

如眾所知，對於蕭軍來說，把生活中的蕭紅寫進文學作品，使之成為帶有非虛構性質的藝術形象，並非始自《側面》。在此之前，類似的情況，至少還有先後完成於1932年和1936年的紀實小說《燭心》和《為了愛的緣故》（以下簡稱《緣故》）。其中，前者描寫化名畸娜的蕭紅，在哈爾濱東興順旅館與化名春星的蕭軍初次相識並相愛，進而由蕭軍將蕭紅從絕境中拯救出的一幕。後者則讓蕭軍藉助第一人稱直接現身作品，講述「我」出於對病中的「芹」——蕭紅的悲憫與愛戀，而不得不放棄參加抗日武裝去打游擊的經過和情景。

不過，同樣是以文學手段書寫非虛構的蕭紅，《側面》較之此前的《燭心》和《緣故》，仍有明顯不同——在《燭心》和《緣故》中使用了化名的蕭紅，到了《側面》里則以「紅」的真名現身。如果說這種稱謂的變化已經表示作家在有意強化後者的紀實元素，那麼，相關作品的形象實際則恰好證實了這點。《燭心》和《緣故》，儘管被蕭軍稱之為「我們之間生活的『實錄』」（《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但實際上是一種蟄伏於作家內心的男權中心主義思想，一種「拯救者」特有的傲慢與優越，以及由此所支配的主觀敘事，使作品中的蕭紅與生活原貌拉開了距離，甚至變得面目全非。這一點在《緣故》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當年躲到日本修復情感的蕭紅，在讀罷蕭軍寄來的《緣故》後，當即在回信里寫道：「那些小節都模糊了」，「芹簡直和幽靈差不多了，讀了使自己感到了顫慄，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這應當是當事人對作品內容的委婉質疑和含蓄拒絕。

相比之下，蕭軍寫《側面》時，情況有了很大改觀。在這部作品中，作家不再是居高臨下、統攝一切的「拯救者」，而代之以戀人加朋友式的現場速寫與記憶還原；蕭紅也不再純粹是被打量和被塑造的人物，而是有了屬於自己的主張和靈性。整部作品的相關描寫，呈現出莊嚴沉穩的紀實效果。這樣的情況之所以出現，顯然是因為作家的生活和心境發生了變化——《側面》完成於1938年8月至1939年3月。當時，已與蕭紅勞燕分飛的蕭軍暫居成都。而不久前，他與蘭州姑娘王德芬從一見鍾情到終成眷屬的經歷，不僅再次帶給他愛情的沉醉和新婚的甜蜜，同時也使他獲得了某種解脫，進而能以客觀、平和、寬容，甚至不無留戀的心態，去回味自己與蕭紅的感情歷程，去看待和評價昔日的蕭紅。正因為如此，《側面》中的蕭紅更接近歷史和生活的真實，因而也更具有認識和研究價值。

當年踏入山西、進入民大的蕭紅，以左翼作家的立場和身份，成為抗日隊伍的一員。對此，《側面》進行了簡約而清晰的書寫：在臨汾的日子裡，蕭紅和丁玲以及八路軍西戰團往來頻繁，親密無間，不但參加他們的活動，而且乾脆與丁玲住到了一起。為了慰問西戰團，民大教師聯名捐款買照相機相贈，當時蕭紅沒錢，但硬是借錢參加了活動，並委託蕭軍日後償還。蕭紅曾和蕭軍一起，到過駐臨汾的八路軍辦事處，在那裡，蕭紅見到了參加過紅軍長征、一天行走170里的李同志（李伯釗），這位「能跑路也能騎馬」，身上有一種「強健」、「活潑」之氣的革命女性，讓蕭紅感到既驚訝、又欽佩……

在點染和揭示蕭紅精神向度的同時，《側面》還涉及蕭紅的性格與趣味特徵，這類描寫同樣不乏包蘊豐腴、耐人尋味之處。譬如，第一篇的第二章寫道：送走蕭紅的蕭軍，一覺醒來，發現蕭紅一向喜愛的棕紅色小皮靴，竟然遺忘在房角，「我」趕忙將它包紮起來，附上簡訊，託人帶給丁玲轉蕭紅。這一細節出現在蕭軍筆下，或許有說明蕭紅不善於料理生活的意思。但從作品的歷史情境看，卻應該可做另一種詮釋：據丁玲回憶，在臨汾時，她穿的是延安那邊的衣服，而蕭紅穿的是上海時裝，故而比較扎眼，為此，丁玲曾有過善意的提醒，「蕭紅卻我行我素」。然而，當蕭紅決定隨丁玲和西戰團行動，並打算去延安時，未來環境的變化，會不會使她放棄「我行我素」而變得入鄉隨俗，進而丟棄屬於上海時裝的小紅靴？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否則，一個人的心愛之物為何會拋在抬眼可見的房角？倘若以上推斷不錯，蕭軍的一抹閑筆，最終還是傳遞了蕭紅的內心波瀾。

在第二篇的第六章里，蕭軍還通過一段山野之間的自由聯想，寫到自己與蕭紅在性格喜好上的差異：「自從我學會了那支『囚徒歌』，紅就是不喜歡的。她說她不愛那樣沉重的錘似的擊打著人的心臟的歌，她愛輕飄和快樂。所以她也就很少和我合唱。臨由武漢來臨汾，在車上我也把這歌教給了別人，而她也還是不喜歡它。」這樣的印象一直在蕭軍心中延續。後來，他在與傳記作家肖鳳談到自己和蕭紅的不同性格時，仍然認為：「我是鋼琴，蕭紅是小提琴，我是嘭、嘭、嘭，蕭紅是柔聲細語。」（肖鳳：《寫傳記，我一直朝「真」的方向努力》）

不過，在這方面，蕭紅的自我認知似有不同。1936年8月31日，她在從日本寄給蕭軍的信里寫道：「外面的雷聲好像劈裂著什麼似的！……我立刻想起了一個新的題材。從前我對著這雷聲，並沒有什麼感覺，現在不然了，它們都會隨時波動著我的靈魂。靈魂太細微的人同時也一定渺小，所以我並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寬宏的！……」這說明，至遲在赴日期間，蕭紅就已經意識到自己存在「靈魂太細微」的問題，明白了「太細微的人同時也一定渺小」的道理，同時開始調整和改變自己，即所謂「我並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寬宏的」……對照蕭紅全部的文學和人生實踐，應當承認，她的自我界定比蕭軍的說法更符合實際。

以紀實為宗旨的《側面》，既然正面寫到了蕭紅，當然也就無法迴避「我」與蕭紅的婚姻和情感線索。於是，透過蕭軍的目光，我們看到了「二蕭」當時特有的儘管不無罅隙，但亦不失真誠的情感世界——在臨汾撤退的重要時刻，蕭紅一遍遍勸說蕭軍不要固執、不要逞強，應當和自己一起轉移，然後盡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這當中看不到絲毫的虛偽和造作；久已打算投筆從戎的蕭軍，沒有聽從蕭紅的苦勸，依舊堅持去打游擊，但這絕不是在尋找離開蕭紅的借口。事實上，他在決定獨自上路之後，曾一次次囑託丁玲照顧蕭紅，即使在長途跋涉的路上，他仍然把一份不間斷的思念和牽掛留給了蕭紅。由此可見，這時的「二蕭」，並不像一些傳記和文章所寫，已經到了貌合神離、視婚姻為雞肋的地步，相反，他們仍然關心和熱愛著對方。當然，蕭軍最終還是離開了蕭紅，但那是一個多月後發生在西安的事情，其中有著必然性和偶然性兼而有之的複雜原因。鑒於這些已經超出《側面》的視野，我們在這裡就不加枝蔓了。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8月19日第1033期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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