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爭霸，軍費哪裡來？曹操種田，孫權造錢，諸葛亮還想到一個辦法！

文：老維特（作者原創授權）

提到三國時代的經濟，大家會覺得這是一個冷點，畢竟這段歷史裡真正引人注目的還是曹劉孫三家以及各路英雄好漢的征戰史，但是，英雄好漢沒有手下的兵卒，兵卒和牛馬沒有糧草，也是什麼事都不能成的。本文就主要從貨幣和生產的角度入手，來對漢末三國時代的經濟動向做一番管中窺豹的分析。

提到貨幣，就不得不提漢朝的硬通貨，大名鼎鼎的五銖錢。五銖錢是漢武帝時期才開始正式發行的貨幣，漢武帝借用這種貨幣，逐漸消滅了漢初以來允許民間私鑄的各種貨幣，再一次實現了貨幣的統一。不過漢武帝一朝軍事活動靡費資產甚多，武帝甚至動用「告緡令」這一手段沒收了許多民間商人和地主的動產和不動產，使得大漢朝中產以上家庭幾乎盡告破產。漢武帝還用「鹽鐵專營」之政策打造了國營手工業「托拉斯集團」，壟斷了當時最有財路的產業。但還是擋不住貨幣貶值，五銖錢從每文五銖降到了四銖乃至三銖。

到了昭宣二帝時代，朝廷召開了著名的「鹽鐵會議」，雖然按《鹽鐵論》的記述，代表中央的「御史大夫」與代表地方的「賢良文學」分別在強調「國營經濟為了強國抵禦外敵」與「國有經濟產品質次價高」，雖然他們的論述都是理論基礎薄弱只會根據實際危機開嘴炮，但是漢朝政府還是在會後決定緊縮貨幣放棄通脹、主動刺破泡沫，保持本幣信用，擴大消費藏富於民，同時在各交通要地設立倉庫方便物流，算是開了一點民營經濟的口子，也為西漢一朝成功續命了90年。然而，這也引發了地方豪強的崛起，給後來東漢末年各路割據的土豪埋下了最初的種子。到了新莽一朝，王莽幻想用古代氏族國家那一套救世還屢次變亂貨幣，也為戰亂埋下了根基。

東漢一朝，貨幣經濟大大發展，東漢明章時代的名臣第五倫甚至還提到，蜀郡的官吏們傾向於以錢幣多少，而非土地多少計量財富，可見這一時期的貨幣經濟頗為健康。而且東漢一朝雖有恢復西漢時代鹽鐵專營的想法，但卻一直沒有成行，到了和帝即位以後，正式罷鹽鐵之禁。看來東漢全盛時期的社會經濟，的確比西漢武帝以後的時代更為自由。然而，這也讓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勢力更為鼎盛。筆者曾在國家博物館內見到過一個東漢大地主墓葬中的明器，是一個莊園的模型，裡面最高大的建築有二：其一是金字塔型的穀倉，其二是部曲（保安）的望樓，可見糧食與安全問題在當時還是頗為重要。而且西漢後期以來土地兼并的情形依然存在，明、章、和三帝時期，社會經濟雖然向上發展，但農民棄業流亡，「裸行草食」的現象依然存在，這幫人很有可能就去落草當了土匪流寇，大地主家養部曲沒準就是防他們的。皇帝不得不屢下詔令，以苑囿地和郡國公田賦與貧民耕種。有時還要給予種糧，蠲免租賦，以緩和農民的不滿。

但到了漢安帝以後由於西部羌人作亂，而且叛軍勢力越來越大，甚至還能跨過太行山騷擾冀州，跨越秦嶺騷擾漢中，這也使得東漢也陷入了西漢武帝時期那種靡費軍資的長期戰爭之中。因此也使得通貨膨脹加劇，為此，人們不得不以代用幣替代貨幣之功能，根據居延漢簡的記載，張掖居延屬國當地給小吏發俸祿，發的都是蜀地所產布匹。事實上，由於常年戰亂，中央的財政收入也不怎麼樣。桓靈二帝明碼標價賣官，其實也是採用一種醜陋手段以緩解財政危機。而且也確有實效，黃巾之亂平定以後，漢靈帝下令鑄了一種新五銖錢「四齣五銖」，品相不錯，算是在天下大亂以前帶來了一點福音。

（漢靈帝時代的「四齣五銖」，始鑄於中平三年，即186年）

董卓上台引發關東聯軍討伐以後，漢末亂世全面開始。漢末的劣幣發行，也進入了一個新高峰。董卓退保長安以後，就廢除了原來的五銖錢。把長安、洛陽一帶的鐘鼓、銅人（秦始皇時代「收天下之兵」鑄成的十二個銅人，就被熔化了十個）、銅雀之類裝飾品通通熔鑄，鑄成了所謂的「董卓小錢」。這有可能是中國古代錢幣中品相最劣的一種，上面連文字都沒有。可見當時董卓朝廷的物資儲備大概極其低下。董卓本人則住進了「郿塢」這座巨型要塞當中還囤積了大量物資，可見貨幣經濟已經全面衰退，這種情形，實際上有利於上層社會而不利於下層社會，因為大宗物資不易儲存，對於下層人民更是如此。後來公孫瓚也照著董卓的樣子蓋了一個巨型堡壘「易京樓」，他們的種種行為，已經體現出了永嘉之亂以後北方各地豪強地主據險自守的特徵，這樣的封閉小社會，內部必然物資交流較少，即使有，也要仰仗物物交換，說得好聽一點，就是桃花源的原型（陳寅恪先生曾考證，《桃花源記》所述的小社會並不是在南方，而是前秦政權覆滅後北方塢堡型土豪據點的寫照）。

（董卓小錢）

河北袁氏覆滅以前的群雄割據時代，各軍閥都為物資頭疼，尤其吃的。所謂「民以食為天」，那個年代糧食就是金錢，甚至比金錢還重要。程昱給曹軍士兵提供的軍糧里含有人肉，袁術的部下只能吃水鄉中常見的魚鱉蝦蛤，估計大兵當中因此得寄生蟲病的都不少（廣陵太守陳登因為好吃生魚片得了肝吸蟲病，華佗給他治好了一次，但是三年後還是死了）。也就是劉焉父子益州、劉表荊州、公孫氏平州比較平靜。

當然，這也催生了曹操的屯田制度：曹操任命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中央設大司農，地方設典農校尉、屯田都尉等官員，廣泛招募流亡農民，讓那些無田無牛的農民種官田，屯田的農民稱「屯田客」，一律按軍事組織編製，嚴格管理，不許意離開土地。可見這本質上是國家所有的農奴制度。但是「屯田客」也有兔除兵役、役的優待，用自己耕牛屯田收穫的糧食，一半交公一半私有用官牛屯田收穫的糧食，六成歸公四成歸己。開始，因對「屯田客」限制甚嚴，不少入都尋機逃走了。曹操即在組織管理上作了相應的改進，強調自願的原則，使「屯田客」逐漸穩定下來，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流民，屯田制度從此得到鞏固與發展。

民屯之外，還有軍屯。軍屯與民屯軍屯與民屯性質相同，只是軍屯以營為單位組織生產，每營配「佃兵」六十人，且戰且耕。其實東吳也有類似的屯田制度。蜀漢在漢中也是如此，只是蜀漢負擔更大，因為蜀漢與曹魏接壤地區為山區，交通不便，而且漢中百姓多在漢中之戰時期被曹操強遷，招人只能從蜀中招人。而蜀漢的經濟政策，另有特殊之處，這在下面會講。

劉備進入成都以後，在經濟政策方面做了兩個決定，一是想把田宅賜給手下將士，但是這個想法被趙雲否決了，因為趙雲覺得天下尚未安定，不應該奪人田宅，而應該歸田還宅以聚民心。劉備沒能拿劉璋的財富充盈軍費，後續的部隊給養變得十分困難。左將軍西曹掾劉巴便建議劉備，鑄造直百錢，命令官吏收購物資。劉備接受了劉巴的建議，幾個月後，劉備的庫府里就裝滿了物資。劉備鑄行「直百」錢，以十幾銖青銅代表五百銖青銅，有效地搶掠民間資財，數月之間就搞得府庫裡面裝滿了物資。劉備鑄行「直百」錢所獲的價值，就用來支持所需的軍事開支。

後來蜀漢到了諸葛亮時代，屢屢發動軍事行動，但幣制尚屬穩定，因為諸葛亮找到了一種貨幣以外的硬通貨——蜀錦，用來與吳國交易物資。同時蜀漢政權在平定孟獲以後，還在不斷在南中地區擄掠當地蠻族人口，甚至組成了「無當飛軍」這支山地特種部隊。但到了後來費禕、姜維的時代，所發行的貨幣，只有小指指甲大小，足見搜刮財富才是這個先軍政治集團維持驚人的一比八的軍民比例的根基。這樣也自然會大大損害民生水平，難怪公元261年，吳使薛珝從蜀國回來後，稟報吳景帝「蜀民面有菜色」了。

東吳也是一樣大搞通貨膨脹搜刮民財的，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孫權效法王莽的「大泉五十」鑄造了「大泉五百」，與王莽「大泉五十』重量相等。到赤烏元年（公元238年），又鑄「大泉當千」。後來還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等。面值越來越大，成為對百姓財富非常明顯的掠奪。還有學者考證，「大泉當千」最重的版本，不過相當於五銖錢分量的7倍，卻要當五銖錢面值的1000倍使用。根據走馬樓吳簡的記載，在這種情況下，使得政權徵稅以實物為主，貨幣退居次要地位。

三國貨幣中，也就是曹魏方面還算可以了，魏文帝曹丕於黃初二年（221年）「罷五銖錢，使百姓谷帛為市」。明帝曹叡嗣位後為「豐國省刑」，於太和元年（227年）復行五銖錢。新錢形仿漢制五銖，遂稱「魏五銖」。曹魏的五銖錢，在三國當中品相最好而蜀漢最劣，足見蜀漢最先滅亡不是沒有原因的。

三國時代的通貨膨脹，一直到西晉都沒能矯正過來。更何況西晉滅吳後僅僅過了20多年又一次陷入戰亂之中，又一次開始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浪潮。漢末三國時代的通貨膨脹，多數還都是政府強行推行劣幣造成的，到了南北朝時代以後。朝廷發行貨幣又多了一個助力，就是佛教寺廟，因為佛教藉助人民對和平生活的嚮往也大為流行，這也使得佛寺兼營放貸及儲蓄的銀行業務。譬如著名的梁武帝捨身為僧事件，群臣三次贖回，花銷竟然達到數億錢幣。實際上，這不是簡單的胡鬧，而是梁朝政府推行其貨幣，以衝擊市場上的舊貨幣的一次試驗。有了信貸機構的加持，才使得新貨幣接受度更高，而整個漢末三國時代，也就是笮融這種土鱉軍閥崇佛大造佛寺佛像什麼的，佛寺還沒有開發出銀行職能，這也使得民間一直長期通行物物交易，貨幣的重要性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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