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宮廷的《鳥譜》

「對時育物之資，博考洽聞之助」——清代宮廷的《鳥譜》

《鳥譜》又稱《仿蔣廷錫鳥譜》，共十二冊，其第一至四冊隨清宮的大批珍貴文物，被蔣介石國民政府運至台灣，目前，被保存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第五至十二冊收藏在故宮博物院。

該《鳥譜》每冊的畫幅尺寸及裝裱形制均相同，即縱四十一點九厘米，橫四十三點九厘米，為左右對開式。右頁繪工筆重彩花鳥畫一幀，涉及鳴禽、攀禽、陸禽、猛禽、涉禽和游禽等六個生態類型的鳥，數十個品種；左頁以漢、滿兩種文字書寫其名稱、形態特徵、產地、習性等，並抄錄《爾雅釋鳥》《詩疏》《禽經》等典籍中的相關著錄。每冊畫幅前後，均添有紙質的空白副頁和一厘米厚的楠木夾板，以防畫心硌傷、受潮。為了便於保管和取用，在楠木夾板上均陰刻圖名「鳥譜」及該冊序號。

該《鳥譜》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著錄除介紹了《鳥譜》的概況：「絹本，十二冊，毎冊三十幅。末冊三十二幅，縱一尺二寸五分，橫一尺三寸。設色畫鳥屬三百六十一種，右圖左說兼清漢書」外，還詳細登錄了每一圖冊所繪的鳥名，以及乾隆朝重臣傅恆、劉統勛、兆惠、阿里袞、劉綸、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等人所撰寫的題跋，跋曰：「右《鳥譜》十二冊，為圖三百有六十。內府舊藏故大學士蔣廷錫設色本，乾隆庚午春敕畫院供奉余省、張為邦摹繪。並命臣等以國書譯圖說，繫於各幀之左。迄辛巳冬竣事，裝潢上呈乙覽。」由此可知，這套本無作者簽名和年款的《鳥譜》，是從「乾隆庚午春」即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春季開始繪製的，直至乾隆「辛巳」即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完成。還可知，這套《鳥譜》是根據內府舊藏蔣廷錫的圖本所摹，其摹繪者是乾隆朝畫院供奉余省和張為邦。

《鳥譜》的繪製

這套《鳥譜》始繪於乾隆十五年，此時清王朝在乾隆皇帝多年的勵精圖治下，正步入興盛期。關於《鳥譜》的繪製，據《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清檔》）記可知，在余省、張為邦繪製之前，宮中藏有多種鳥譜。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清檔流水檔》記：七月初六日，「怡親王交《飛禽譜》十二冊。王諭：著表（裱）冊頁。遵此」。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清檔流水檔》記：四月初三日，「副總管太監蘇培盛將造辦處收貯《鳥譜》冊頁一本呈覽奉。上問共有幾本？隨奏稱共有十二本。上諭：著將此冊頁交出，著慈寧宮畫畫人內平常手藝人照樣畫一分。其冊頁上字著翰林戴瀚寫，不要草字，寫行書字。欽此」。通過翻查《清檔》發現在乾隆初年，還有諭令給舊《鳥譜》添加對題之事。此外，《清檔如意館》記余穉也曾摹過一套《鳥譜》：「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太監胡世傑交《鳥譜》一冊，傳旨著余穉照《鳥譜》數目尺寸，用絹畫《鳥譜》十二冊。欽此。」

事實上，余省也曾單獨繪過一套《鳥譜》，此套《鳥譜》為《石渠寶笈》初編所著錄：「余省畫《鳥譜》十二冊（上等黃一），素絹本，著色畫，每冊三十幅，每冊末幅款云：」臣余省恭畫」，下有「臣」、「余省恭畫」連印。每幅左方，王圖炳楷書譜文，每冊末幅款云：「臣王圖炳奉勅敬書」。幅高一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三寸。」嘉慶朝翰林院侍講學士、《石渠寶笈》三編的編纂者之一胡敬在《國朝院畫錄》中記，余省的這套《鳥譜》應該繪於他與張為邦合作的《鳥譜》之前，言：「續編有省與張為邦合摹蔣廷錫《鳥譜》，是冊殆省先專畫，後又與為邦合摹也。」（《國朝院畫錄》，道光二十三年崇雅堂集本）

上述《飛禽譜》與《鳥譜》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蔣廷錫《鳥譜》、余省和張為邦合摹《鳥譜》之間的關係，有待考證。乾隆十五年春，乾隆皇帝決定對蔣廷錫進呈的《鳥譜》進行臨摹，這實際上是皇室對鳥類題材關注的一個延續。

《鳥譜》的作者

此套《鳥譜》的原作者蔣廷錫（一六六九－一七三二），是康、雍朝重要的詞臣畫家，字南沙，號揚孫，江蘇常熟人。康熙朝進士，官至大學士。他工繪花鳥，並在與宮內西方傳教士的接觸中，掌握了一定的西洋畫技法，故其花鳥畫既宗法惲壽平的沒骨花鳥，講求設色施墨，不見筆痕線跡。又參用西洋畫法，注重物體的明暗、透視及寫實的視覺效果。蔣廷錫曾經不斷地向朝廷獻上署有其名款(其中有他人代筆)的畫作，僅被《石渠寶笈》著錄的就有數十件（套），其中以圖譜的形式敬獻的大型畫冊，除《鳥譜》外，還有《鵓鴿譜》和《百種牡丹譜》等。蔣廷錫的《鳥譜》深得皇室尤其是乾隆皇帝喜愛，命將它藏入紫禁城東六宮區內的御書房內，以便隨時觀覽。

《鳥譜》的臨摹者張為邦、余省是乾隆朝如意館的職業畫家。張為邦，一作維邦，其生卒年不詳，江蘇廣陵（今揚州）人。其父張震是康熙年間的宮廷畫家。張為邦受家學的影響，亦工於繪畫，尤擅畫人物、樓觀、花卉等。在張震的引薦下進到宮中，成為一名職業畫家。其入宮的具體時間，目前沒有明確的資料。通過檢索《清檔》可知，張為邦至遲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已在宮中任職了。張為邦曾受乾隆皇帝旨意隨郎世寧學習油畫，是中國最早的油畫家之一。中西畫法兼備，又妙於工細寫實，這應該是乾隆皇帝決定任用張為邦來畫《鳥譜》的重要原因。

張為邦是何時離開宮廷的，沒有明確的記載，應該是在《鳥譜》繪製完成後的當年，即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這一年張為邦還和郎世寧合作繪製了崇慶皇太后的「御容」，此後便不再有他在宮廷中繼續承旨繪畫的記載了。張為邦之子張廷彥（約活動於一七二五－一七七一）在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張為邦的薦舉下，亦以擅繪人物、山水及界畫而入宮供職。

余省（一六九二－約一七六七），字曾三，號魯亭，江蘇常熟人。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四十六歲的余省被戶部尚書兼內務府大臣海望力薦入宮，從此在咸安宮畫畫處供職。余省入宮伊始就頗受乾隆皇帝賞識，這從他初入宮時「每月賞給錢糧八兩」的高額酬薪上可見一斑，當時從雍正朝就在宮中任職的老畫家陳枚、孫祜等人的錢糧也不過十一兩。初入宮的畫家象方琮、金廷標等人一般「每月給錢糧銀三兩、工食銀(公費銀)三兩」，見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六月《清檔雜錄》記：「新來南匠金廷標（同）方琮一樣，每月給錢糧銀三兩、公費銀三兩」。

乾隆皇帝對余省的賞識還體現在畫家的等級劃分上。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乾隆皇帝依照其個人的審美喜好，給在宮中任職的十五位畫家劃分了三個等級。余省入宮的時間雖然比張為邦晚，但是，他的畫藝更被乾隆皇帝所欣賞，因此被列為一等畫家，張為邦列為二等畫家。乾隆皇帝對余省畫藝的賞識還體現在對其畫作的重視上，如常諭令將余省的作品列為「頭等」來收藏，《清檔裱作》記：「太監高玉等交余省《茶竹雀兔》手卷絹畫一張，傳旨：著表（裱）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配囊，入乾清宮頭等。欽此。」又記：「太監高玉等交俞（余）省絹畫《魚》手卷一卷，傳旨：著裱九寸高手卷，入乾清宮頭等。欽此。」再記： 「太監高玉交余省《四季梅花》手卷一卷，傳旨：著裱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刻字，入乾清宮頭等。欽此。」等等。

而且，乾隆皇帝對余省的賞識還見於題畫詩中，如題余省《花雉圖》軸，言：「法常寫生擅流輩，草草但取無人態。徐黃膠粉復太工，院本習氣刻楮同。余省權衡得其中，理趣神解參無窮。」（《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乾隆皇帝認為南宋著名畫僧法常以及五代「野逸派」的徐熙和「富貴派」的黃筌，他們的畫作各有得失，唯余省才達到了「理趣神解參無窮」的至高境界。乾隆皇帝出於對余省畫作的高度賞識和信任，還曾諭令余省替其畫作染色，《清檔如意館》記：「太監胡世傑交御筆畫一軸，傳旨著余省烘染顏色，欽此。(本日烘染完，交訖)」。此舉，對於地位低下的職業畫家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榮耀。

《鳥譜》的內容

《鳥譜》在內容安排上，有意將同類鳥繪於同一本圖冊中，以便於對某一類鳥的全面把握。但是由於每冊開數固定，而每類禽鳥的數目不同，於是出現了將幾類鳥合併同一冊，或者是以某一類鳥為主，再附加上其他鳥類的組合。如第五冊以啄木鳥為主，在繪有白頭、黑頭、花翎等啄木鳥之外，附加有石燕、越燕、紫燕、貼樹皮、王岡哥、火紋斑、刺毛鷹、戴勝、吐綬雞、白鷳等其他類的鳥。又如第六冊以各種雞為主，除繪有丹雄雞、黑雌雞、翻毛雞、萊雞、越雞、秦和雞、廣東雞、洋雞、金錢雞、山花雞等之外，又附加有麻雀、半翅等。第十二冊是《鳥譜》最後一冊，因此所繪鳥的種類略雜，應該是對各冊遺漏鳥的補充，裡邊除繪有鷹，還繪有雀。同時，繪有紅交嘴、黃交嘴、花交嘴，以及國公鳥、信鳥、提壺鳥、額摩鳥等近十個品種。

乾隆皇帝諭令余省、張為邦共同摹繪的這套蔣廷錫《鳥譜》，實際上並不是對蔣氏畫作的簡單臨摹，而是從表現對象到文字內容都作了增減修正。

目前，蔣廷錫的《鳥譜》下落不明，僅見載於《石渠寶笈》的著錄：「素絹本，著色畫，每冊凡三十幅。左方別幅書譜文。每冊末幅款雲『臣蔣廷錫恭畫』。下有『臣廷錫』『朝朝染翰』二印。共計三百六十幅。」

余省、張為邦《鳥譜》的數量除後來補繪的額摩鳥外，亦是三百六十幅，與蔣氏的相同。 但是，通過翻檢《清檔》發現，余省、張為邦在對蔣氏《鳥譜》仿製的過程中，不斷按旨意增加進了新的內容，如乾隆十五年四月《清檔畫院處》記：「大學士忠勇公傅交葦鳥一個，傳旨著照樣畫下，入《鳥譜》，欽此」、同年六月記：「二十六日筆帖式持來忠勇公傅（恆）交黑花鳥四件、白鳥一件，傳著畫入《鳥譜》，記此」。又見《清檔如意館》記：「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奏事總管王常貴交來《鳥譜》圖樣三十張，傳旨著余省畫得時聚在蔣廷錫畫《鳥譜》後，欽此。」有增必有減，由此可推斷，余省、張為邦對蔣氏的原作進行了刪減，從而保持了畫作「三百六十幅」總數不變。至於增和減的具體名目，由於蔣氏《鳥譜》的遺失而無法比對。同樣無法進行比對的還有傅恆、劉統勛、于敏中等人在文字內容上的修訂，他們對鳥名、產地、習性等重新做了核實。正如在尾跋中言：「復詳勘釐正，並識其始末。」

《鳥譜》的創作及題跋

畫「譜」最先是中國古代繪畫的著錄形式。北宋宣和（一一一九－一一二五）年間之《宣和畫譜》，是畫「譜」一詞之肇端。該書所錄畫家及其作品皆憑藉文字記載而沒有藉助圖像。直至南宋宋伯仁之《梅花喜神譜》，畫譜成為一種圖文並茂的形式，構成了此後畫譜的基本格局。在這一格局中，由於編輯主旨、選材對象的不同，又衍生出多樣的類型：既有作為傳習樣本的技法彙編，也有某一畫家群體的作品合集；既有某種特定題材的集中展示，也有反映自然萬象的博物圖錄等，此套《鳥譜》則是屬於集中展示某種特定題材的畫譜。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五月《清檔如意館》記：「初二日，員外郎郎正培等奉旨：《鳥譜》下函四冊著張為邦用白絹畫。欽此。」由此而知，張為邦獨自繪製了《鳥譜》的後四冊，而他是否也參與了前八冊的繪製則不得而知。由於此套《鳥譜》是對蔣氏《鳥譜》的臨摹，因此，余省和張為邦在繪製的過程中都要遵從蔣氏畫風，因此雖然出自兩位畫家之手，卻得以畫風統一，如出一轍。

余省和張為邦都是以工筆重彩技法、連綿而富有彈性的線條塑造鳥禽形貌，又以短細的筆觸，刻畫鳥禽背部堅密光滑、腹部蓬鬆柔軟的毛羽質感。為了增強真實性和立體感，又吸收了西洋繪畫的光影技法，以深淺不同的色調，表現羽毛或厚重或輕薄的視覺效果，以高光渲染出鳥兒明亮的眼睛。作為襯景的花草、樹木，以清代花鳥畫壇最為盛行的惲壽平「沒骨法」表現，它們巧妙得體的穿插、陪襯，為畫面增添了生態空間的真實感。

與一般的畫作不同，余省與張為邦合摹的《鳥譜》繪成後，是先交與軍機處，待軍機處大臣們對每張圖進行考證後，再由他們分批交與裱作裝裱成冊。據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六月《清檔如意館》記：「十三日軍機處交來絹畫《鳥譜》九十幅，絹字圖說九十幅，傳旨著交如意館表（裱）冊頁。欽此。」又記：「（八月）十四日軍機處交來絹畫《鳥譜》二百一十張、絹字圖說二百一十張，傳旨著將《鳥譜》裱冊頁七冊。」乾隆皇帝諭令傅恆、劉統勛、兆惠、阿桂等這些有較大政治影響力的軍機大臣們來為余、張《鳥譜》寫對題，顯然，該《鳥譜》的意義不僅在於對蔣氏《鳥譜》的複製，它除了具有觀賞性外，可能還具有更深一層的意義。起碼它可作為供乾隆皇帝及皇室了解各地區鳥類的物種、名稱、生理特徵、棲息環境、遷徙、繁殖習性、育雛行為等的一種博物圖志，即如傅恆等人尾跋所言：「洵足為對時育物之資，博考洽聞之助矣。」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即《鳥譜》繪成後的第二年，尚書阿桂獻上了一隻從伊犁捕獲的罕見大鳥，當時乾隆皇帝便依據《鳥譜》中與之相近的鳥而給它定的名。（見於《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乾隆皇帝敕命大學士傅恆、劉統勛、兆惠等八人對每一幀上的鳥禽加以詳細注釋，釋文不僅要用通行的漢文，還要用被視為「國語」的滿文。同時，釋文不能照抄蔣廷錫《鳥譜》原有的內容，而是要重新對鳥名、產地、習性等進行核實。可以說，經過傅恆等人的翔實考證，余省、張為邦《鳥譜》與蔣廷錫之作相比，更具有科學價值。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由軍機處負責完成並由軍機大臣寫對題，同時又採用最高級別的書寫樣式（即滿漢文對照的形式標註）的譜類畫材，不光有《鳥譜》，還有表現各類獸種的《獸譜》和各地區不同民族人物形象的《職方會覽圖》。正是由於摹本的《鳥譜》不同於一般畫譜，在它繪製完成後，乾隆皇帝並沒有將它與蔣廷錫原作同置於御書房內，而是存於紫禁城內的另一處重要居所——重華宮。這套《鳥譜》作為中國古代開頁最多的工筆重彩花鳥畫冊，展現了清代宮廷繪畫的審美、技法與表現特色；傅恆等軍機大臣以對題形式所作的嚴謹考證，則體現出清代樸素生物學的觀察、思維與表達特徵。因此，無論是從宮廷繪畫史，還是從古代科技史來判斷，余、張《鳥譜》的意義都不可低估。

（作者：李湜，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