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掀開魯迅之死的迷霧

魯迅先生辭世之時，海嬰還是一個7歲的稚齒孩童，但魯迅先生又的的確確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嬰70年。《魯迅與我七十年》這本書不僅披露了魯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險遭暗殺等事，而且對「魯迅之死」進行了大膽質疑和推斷，撥開了歷史的濃濃迷霧，具有極大的史料研究價值。海嬰敘述誠懇坦率，文筆樸實，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躍然紙上。

胃病時常困擾父親

父親致命於肺病，但在生前經常折磨他的卻是胃病。但這胃病並不是因與章土釗打筆仗才發作的。聽叔叔周建人講，父親年輕時本來很健壯，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時代趕鄉試。考場距家頗遠，父親家貧，只能靠步行。入場時間又在半夜，要在家裡吃了晚飯趕去，隨身還得帶考籃，裡面放著筆墨硯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歲，他們腿長跑得快，加之出發前有個同伴定要先洗了腳才走，等洗完腳又聽說考場門快要關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這可苦了父親，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著。但他剛剛吃飽了飯，哪裡經得住這種劇烈的運動？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親十八歲那年，帶著祖母籌措的八塊錢的盤纏，來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每逢嚴冬，他只能買點辣椒下飯，藉以取暖，胃部不斷受到刺激。父親中年以後，牙齒又全部拔去，裝以義齒，咀嚼能力衰退，這就更加重了胃的負擔。有時候胃部強烈痙攣，從外面撫摸，堅硬如石，良久不得緩。

他疼痛時用轉椅扶手頂住上腹部，長久不動，以求減輕痛楚。母親看得著急，便用手掌替他輕輕按摩。即使胃病發作，父親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實在痛得厲害，父親便用懷爐暖胃。

現在見到懷爐這種東西，我總不禁產生聯想：每到晚上九十點鐘，我已是早入夢鄉，父親卻在這漫漫長夜、寒氣襲人的環境當中，帶著疾病，僅用懷爐帶給他些許微溫，滿腔熱情地為理想世界的到來貢獻著自己的一切。

國民黨曾想暗殺父親

這裡要插一段國民黨曾要暗殺父親的史實。那是一九九二年，我從全國人大調整到全國政協，作為「特邀代表」編入第四十四組。組裡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嚴肅，不與他人插話談笑，但是每個討論題目，均按主旨簡短髮言。後來我得知他便是國民黨軍統著名的暗殺高手沈醉。在小組會的休息時間裡，大家相互走訪寒暄，我也跟著去沈醉住處訪問。當他面對我時，瞳孔猛地收縮一下，似乎情緒頗為起伏，但當時並未交談什麼。

過了幾天，我又在餐廳遇見他，他約我得空談一下。我應邀去他房間，他顯得很激動，向我吐露一個「從沒透露的秘密」。他說，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級命令，讓他組成一個監視小組，打算暗殺我父親。結果監視小組在對面樓里派人監視了多日，他自己也去過幾回，只見到我父親經常在桌上寫字，我當時還很小，在房間里玩耍，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舉動。由於父親的聲望，他們才沒有下手。他說，否則我會對不住你，將鑄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他本可以不講，把這段歷史深埋在腦子裡，跟隨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卻坦率地告訴我，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裝香煙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親的健康狀況起伏很大，全家人在憂喜交錯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學，從三樓下來總是躡手躡腳，怕影響父親休息。父親的房門一般不關，我悄悄鑽進卧室，側耳傾聽他的鼻息聲。我自知對他的健康幫不了什麼，但總想盡點微力，讓他有一點欣喜。於是輕輕地從煙盒裡抽出一支香煙，細心地插進被熏得又焦又黃的煙嘴裡面，放到他醒來後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後悄然離去。中午吃飯的時候，總盼望父親對自己安裝香煙的「功勞」誇獎一句。不料，父親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迴曲折地詢問一句：「今朝煙嘴裡有啥末事？」父親聽後，微微一笑，便說：「小乖姑，香煙是你裝的吧。」聽到這句話，我覺得比什麼獎賞都貴重，心裡樂滋滋的，飯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親的疾病卻是日漸加重了。秋天來臨，家裡寂靜得像醫院一樣。每天要測量體溫，醫生也不時前來注射。父親雖然還是下樓和我們一起吃飯，但吃得很少，有時提前上樓回他的房裡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終席。

說來也許奇怪，父親去世前兩天，我下午放學回家，突然耳朵里聽到遙遠空中有人對我說「你爸爸要死啦！」這句話非常清晰，我大為驚訝，急忙環顧四周，附近並沒有什麼人，但這句話卻異常鮮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個七歲的人就產生幻聽？而且在此後這麼多年再也不曾發生過，這真是一個不解之謎。當時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樓，把這件事告訴保姆許媽。許媽斥我：「瞎三話四，哪裡會有這種事。」

父親的死

但是不幸終於來臨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從沉睡中醒來，覺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詫異，許媽為什麼忘了叫我起床？這時樓梯輕輕響，許媽來到三樓，低聲說：「弟弟，今朝儂勿要上學堂去了。」我急忙問為什麼。只見許媽眼睛發紅，但卻強抑著淚水，遲緩地對我說：「爸爸嘸沒了，儂現在勿要下樓去。」

我沒有時間思索，不顧許媽的勸阻，急奔向父親的房間。父親仍如過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靜而安詳。但房間的空氣十分低沉，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母親流著眼淚，趕過來拉我的手，緊貼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麼。父親的床邊還有幾個親友，也在靜靜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親的醒來。時間也彷彿凝滯了，秒針一秒一秒地前進，時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卻帶不走整個房間裡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會兒，那個日本女護士走到床前，很有經驗地伏下身去，聽聽父親的胸口，等到確認心跳已經停止，她便伸開雙手隔著棉被，用力振動父親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臟重新跳動。我們屏息等待，等待奇蹟的出現。希望他只是暫時的昏迷，暫時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蘇醒睜開眼睛。然而父親終於沒有蘇醒，終於離我們而去，再也不能慈愛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鬍鬚來刺我的雙頰了……

我的淚水順著臉頰傾瀉而下，母親擁著我說：「現在儂爸爸沒有了，我們兩人相依為命。」我越加緊貼母親，想要融進她溫暖的胸膛里去。

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一些人，有錄製電影的，有拍攝遺照的……室內不似剛才那樣寂靜了。

這時來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奧田杏花，他走近父親的床前，伏身打開一隻箱子，從瓶子里挖出黃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塗在父親面頰上，先從額頭塗起，仔細地往下，慢慢擦勻，再用調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層層地搽勻，間或薄敷細紗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圓形狀。等待了半個鐘頭，奧田先生托著面具邊緣，慢慢向上提起，終於面具脫離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脫十幾根父親的眉毛和鬍子，心裡一陣異樣的揪疼，想衝上去責問幾句，身子卻動不了，母親擁著我。她沒有作聲，我又能說什麼呢！奧田先生對面膜的胎具很滿意，和內山完造先生講了幾句，就離開了。

八九點鐘以後，前來弔唁的人漸漸多起來了，但大家的動作仍然很輕，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聽到樓梯咚咚一陣猛響，聲到人隨，只見一個大漢直撲父親床前，跪倒在地，像一頭獅子一樣石破天驚般地號啕大哭。他伏在父親胸前好久沒有起身，頭上的帽子，沿著父親的身體急速滾動，一直滾到床邊。這些他都顧不上，只是從肺腑深處旁若無人地發出了悲痛的呼號。我從充滿淚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蕭軍。這位重友誼的關東大漢，前幾天還在和父親一起談笑呢！而今也只有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對父親的感情了。

關於父親的突然亡故，後來據日本友人鹿地亘回憶，前一天，父親曾步行到他寓所訪談，離去已是傍晚，那時天氣轉冷，以致當晚就氣喘不止，並不斷加重，僅半天就告別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親最後一位訪問過的朋友。

回頭再說石膏面膜的事。當時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們留作紀念。它上面黏有父親多根鬍子還有幾根眉毛，但已不是父親生時的模樣了，臉龐顯得狹瘦，兩腮凹縮，我想也許那是奧田杏花翻模時全副假牙沒有裝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樣，它是極其珍貴的。五十年代，上海魯迅紀念館落成，我們將這具面膜捐獻給他們，現在作為一級文物保存著。

一個長埋於心底的謎

關於父親的死，母親許廣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頭始終存有一團排解不去的迷霧。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那時北平雖已解放，新中國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親要「查究」此事。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報著文，對須藤醫生的診療公開表示質疑。後來聽說日本醫學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為此專程到上海魯迅紀念館來查閱過有關資料，最後似乎做了支持須藤醫生的結論。但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懷疑。

建人叔叔是這樣對我說的，父親臨死前，確實肺病極重，美國友人史沫特萊特請一位美國肺科專家鄧(DUNN)醫生來會診。孫夫人宋慶齡也在這裡起了幫助作用。鄧醫生檢查之後對我們說：病人的肋膜裡邊積水，馬上抽掉，熱度就會退下來，胃口隨之就會開，東西能吃得下去，身體的抵抗力就會增加。如果現在就開始治療、休養，至少還可活十年；如果不這樣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療方法極簡單，你們找一個中國醫生，讓他來找我，我會告訴他治療方案。鄧醫生的診斷是結核性肋膜炎，而須藤醫生則一口否定。直到一個多月後才承認，才抽積水。我相信叔叔說的話，因為這種診斷連一般醫科高年級學生都能通過聽診得出的，而不應當被誤診。況且須藤醫生已為父親看病多年，更不該搞錯。

叔叔接著說：上邊這些話，是你爸爸媽媽親自講給我聽的。那時我還通過馮雪峰的妻子，也同馮(雪峰)先生談過，但他仍贊成老醫生繼續看下去，這樣鄧醫生的建議就被擱置起來。孰料鄧醫生的診斷頗為準確，十月份父親就去世了，距他的會診，恰好半年。父親死後，須藤寫了一張治療經過，你母親經常提起這份報告，說這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診斷報告後段講述用藥，把診斷肋膜積水的時間提前了。這種做法非常可疑。記得須藤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個方面做出什麼決定呢？再聯繫到魯迅病重時，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也許魯迅有了什麼預感，但理由始終不曾透露。

叔叔又講，魯迅死後，你病了想找醫生診治，那時還沒有離開虹口大陸新村，問內山完造先生該找哪位醫生，內山講了一句：「海嬰的病，不要叫須藤醫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經有一個讓他治壞了，別讓第二個再受害了。

父親去世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須藤醫生。商務印書館一位叫趙平聲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講過，須藤醫生是日本「烏龍會」的副會長，這是個「在鄉軍人」團體，其性質是支持侵略中國的，所以這個醫生不大靠得住。叔叔聽了就對父親講，並建議現在中日關係緊張，還是謹慎些不找須藤醫生吧。父親當時猶豫了一下，說：「還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緊吧。」

也許是多疑，還有一件事母親也對我說過多次。她對用藥雖是外行，有一件事卻一直耿耿於懷。她說，肺結核病在活動發展期，按常識是應當抑制它的擴展，例如注射「空氣針」等。但是，須藤醫生卻使用了激素類針劑，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覺暢快些，但促進了疾病的發展蔓延。這種針劑是日本產品，我國的醫生並不熟悉，又時過幾十年，要尋找專家鑒定恐怕是很難的了。

母親還說，父親臨死前一天，呼吸局促，十分痛苦。須藤醫生說：「過了今天就好了。」母親後悔地講，我總往好轉緩解的方面去想，不料這句話是雙關語，我當時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親終於因心臟衰竭而亡故了。母親當時的傷心悔恨，我想誰都能想像得出的。

我還有進一步的疑問：父親是肋間積水，去世前發生氣胸，肺葉上縮壓迫心臟，最終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當時看到日本女護士兩手左右搖晃父親的胸部，力圖晃動胸中的心臟使它恢復跳動，這是毫無效果的。而須藤似乎是故意在對父親的病採取拖延行為，因為在那個時代，即使並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經濟上又許可，即可送入醫院治療。須藤為什麼只讓父親挨在家裡消極等死？

如今父親去世已經一個甲子了，這件隱藏在上輩人心中的疑惑，總是在我心頭閃閃爍爍不時顯現。是親人的多疑還是出於莫須有的不信任？我以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難尋佐證。但我想還是拋棄顧慮，將之如實寫下來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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