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淳之治：誰是南宋最有作為的皇帝？

乾淳之治：誰是南宋最有作為的皇帝？

宋孝宗吸取秦檜長期位居宰相，形成盤根錯節勢力的教訓，大大縮短了宰執的任期。他時刻提防宰執發展個人勢力，結成朋黨。他還十分嚴格地遵守外戚不預政的「家法」，成功地防止了諸如後來韓侂胄、賈似道以外戚擅權攬政的局面。在宰執集團內部的的關係上，他也力圖使參知政事成為牽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參知政事的設立確實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權的作用，而且宰執間議論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 自「元豐改制」後，參知政事廢而不置，其職事歸中書、門下侍郎和尚書左右丞，成為宰相的屬官。南宋後雖復置參知政事一職，但其地位權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設時相比。

此外，宋孝宗還加強台諫官的監察職能，其主要目標是針對宰執集團，尤其是宰相。首先他將台諫官的任免權，控制在自己手中，切斷宰相與台諫官之間互相勾結，倚為鷹犬的關係。

宋孝宗勤於理政在南宋諸帝中是出類拔萃的，用他的話說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靈時已無一則自事，思日：豈有未至者乎? 則求三兩事反覆思慮，唯恐有失。」以致在他禪位給光宗的前一天，還在親自任免官吏。通過對宋孝宗理政方式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在他日理萬機，事必躬親的背後，隱藏著對大臣百官的不信任，有唯恐被蒙弊的擔憂。

深得人心的舉動，在宋高宗仍在世時平反了岳飛冤獄。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孝宗登基之初，便打著宋高宗的旗號，下詔：「追復岳飛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當年十月，又頒發正式文告，宣布追復岳飛「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的待遇。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經岳飛家屬要求，給還了岳飛原有田宅。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應岳飛之子岳霖的要求，發還了宋高宗寫給岳飛的全部「御筆」、「手詔」（秦檜為陷害岳飛，曾從岳家抄走）。

在軍事上，整軍興武，宋孝宗在五年間，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閱兵，還積極選拔將領，自己也學習騎射，因此，南宋的軍隊戰力有很大的提高。

南宋當時的政局是需要不斷的擴充軍事力量，在內地和邊防增招兵員。鑒於養兵費用浩繁，宋孝宗大膽改革軍事制度，在全國推行義兵制，即「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時，聚而教之。」義兵制就是寓兵於農。義兵既不脫離生產，又不荒廢教閱，既壯大了軍事力量，又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

當時，四川地區共有義兵五萬三千人，與等額官軍相比，每年節省財政開支六七百萬。採取義兵制也是迫於當時國家的需要，一方面軍事力量不足，難以抵禦外侵；另一方面國內經濟尚需發展，百姓不富裕，財政壓力大。因而，只能採取這種能不得已的「兩全之策」。

宋孝宗非常重視軍事人才的選拔，像選拔文官一樣，要求各地薦舉將領不受等級和數量的限制，經武舉考試合格者，還必須到軍中熟悉軍政七年，樞密院設置諸軍大小將領的花名冊，以備隨時抽驗考核。

宋孝宗即位次年，改元隆興。這年的四月，宋孝宗授意張浚籌劃北伐。五月，張浚派遣濠州（今安徽鳳翔縣）李顯忠渡江出擊。先後收復了靈璧，虹縣等地，繼而又攻陷了宿州（今安徽宿縣）。後孝宗任命李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為副使。金軍左副元帥親自率兵來攻，先被李顯忠擊退，後又調兵前來。但此時的邵宏淵按兵不動，還企圖動搖軍心，有些參戰的將領還帶兵臨陣脫逃。李顯忠孤軍奮戰，終是難支，只好趁著夜色撤離宿州。金軍乘勢掩殺過來，宋軍大敗，死傷不可計數。

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北伐失敗後，金世宗為了達到「以戰促和」的目的，發兵南下，先後攻佔楚州，濠州，滁州等地，並準備渡江南下。在這種情況下，宋孝宗同意議和，這年十月雙方簽訂協議。這就是歷史上的「隆興議和」。

第一次北伐失敗後，宋孝宗想要再次北伐。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八月，宋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掌握軍政大權。虞允文一方面在財力、物力、兵力上積極為北伐作好準備；另一方面他建議宋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興和約中部分侮辱性的條款，一是要求金朝歸還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寢之地，二是改變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國書的禮儀。對於宋孝宗來說，這兩條在他內心早已視為奇恥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議，於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五月，派范成大出使金國，提出歸還河南陵寢之地和更改接受國書禮儀的要求。但金世宗斷然拒絕了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對南宋破壞和議憤憤不平，儘管范成大與金人據理力爭，毫無懼色，最後還是無功而返。

要發展經濟，首先要減輕人民的負擔。宋孝宗不僅屢次下詔減輕人民負擔，而且也注重實效。譬如，南宋初年以來，經常提前徵收本稅季的田賦，稱為「預催」。夏稅雖然規定是八月半納畢，而主管稅收的戶部卻規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臨安。到宋孝宗時，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戶部，各地必須三、四月就要徵收。而此時農作物根本沒有成熟，朝廷雖然多次下詔禁止，但戶部並不執行。因為每年四、五月間靠預催到的六十一萬貫，折帛錢供開支使用，若不預催，「恐至期缺誤」。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宋孝宗得知後就說：「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於是，參知政事龔茂良提出，將戶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庫借的六十萬貫錢，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戶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宋孝宗隨即下詔，此後必須按照規定時間收田賦，違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預催問題在宋孝宗親自干涉下終於得到解決，以至這一時期「民力少寬」

宋孝宗經常督促地方官興修水利，「勉農桑，盡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而且，注重水利的實效，譬如，孝宗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指出：「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並對江東路失職官員給予降官以示懲罰。「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穀屢登，田野加辟，雖有水旱，民無菜色」，雖不無誇張，但大體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世界上最早由國家發行紙幣（會子），還是高宗末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的事。此前的紙幣（交子）是四川地方發行用於四川地區。會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紙印製的，也稱楮幣，或只稱楮。隆興元年（公元1163），宋孝宗即位之初，即下詔將會子加蓋「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戶部發行的紙幣，增加權威性，以促進流通。宋孝宗對會子的發行十分關心：「楮（會子）未至於滯（指民眾不信任而難於流通）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廣行堆垛本錢（即紙幣發行的準備基金）以給之；楮未至於輕（指貶值）也，而已慮其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多（指發行量過多）也，而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現）在之數。故趙雄謂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通矣。」這就是對宋孝宗紙幣政策的評價。由於政策恰當，保持了紙幣幣值的穩定與流通，不僅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宋孝宗時社會經濟繁榮興盛的反映。

輕徭薄賦。宋孝宗在取消無額上供錢時說：「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如遇到災荒，宋代例將當年稅賦移到豐收年，分為二或三年補納；他還說，既是災荒，不應再收稅賦，下詔不準到豐年再補收。福建路興化軍（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猶剩米」為名，額外徵收二萬四千多石供應福州，孝宗於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減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將剩餘部分全部減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縣）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職自唐景福二年至後梁乾化三年前後即公元893—913年左右）時，增收的額外「科雜錢」一萬二千多緡，一直沿征了二百六十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宋孝宗一改北宋後期與南宋初期，樹一派打一派的學術政策，他對主流學派王安石新學及新興起來的程朱理學，採取兼容並蓄、共同發展。宋孝宗雖也對新學有一些微辭，但對理學派攻擊新學推崇理學卻並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學錄魏掞之攻擊「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遊人心，馴致禍亂」，「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頤，列於祀典」，宋孝宗不僅不予理會，還將他貶出為台州州學教授。

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蘇氏蜀學，在宋孝宗即位後重新興起。宋孝宗為蘇軾文集作序讚揚，並追謚蘇軾為「文忠」、蘇轍為「文定」，追贈蘇軾太師，對蘇氏蜀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導的百家爭鳴、共同發展的學術環境，才使得五十八歲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也不得不說：「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

在隨後舉出的諸子中，不僅有理學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學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學派的蘇軾。由於有這樣的社會環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學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學者黃震所稱許的，孝宗乾（道）淳（熙）時，「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其時，不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陸九淵、陳亮、葉適；還有著名的文學家陸遊、范成大、楊萬里、尤袤，著名詞人辛棄疾等，他們都活躍在宋孝宗時期。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金國的威脅之下，此時的南宋，內部問題多多，士風日下，吏治腐敗。官俸和軍費佔了國家大量的財政收入。高宗朝政府加重稅，又使農民造反。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孝宗即位後，頗欲有番作為，他給岳飛平反，又將秦檜時期製造的冤假錯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戰派，並且整頓吏治，積極備戰。

北伐失敗後，也就是宋孝宗在位的後期，他在內外政策上都轉向平穩，當時，政府重視生產，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餘糧委田，國家繁盛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出現了南宋中期的太平盛世。史稱「乾淳之治」。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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