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全面信息導致對SCI的濫用和誤用

來源：中國青年報

喬納森·亞當斯博士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優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績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在這份《通知》中，明確要求完善有利於創新的評價激勵制度，開展「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問題集中清理。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又一次處在了風口浪尖。多年來，它一直被中國學術界高高捧起，這次又被列為清理「四唯」現象重中之重——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在原有的評價激勵機制中SCI充當了指揮棒的角色。

近日，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時，SCI的創始機構——科睿唯安科學信息研究所（以下簡稱ISI）新任總監喬納森·亞當斯博士非常認同中國政府在「去四唯」方面的做法：「中國政府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對，這個政策非常好。我們的想法跟中國政府是一致的，我們從來不認為單憑一個指標或者幾個指標就能夠完整地反映科研活動的方方面面，包括科研評估，一定要結合定性的信息，尤其是來自專家、同行評議的意見，即定性和定量結合才是最佳的做法。」

作為全球學術指標的重要研究機構，喬納森·亞當斯一直很堅定地認為：「迄今為止，SCI最主要的目的是檢索，它的輔助功能是做科研評估，但只是評估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SCI誕生之初，其目的就是「為了幫助科研人員儘快檢索到對科研有幫助的文獻，並幫助他們進行科學發現」。

1945年到1955年間是二戰後的蕭條期，很多國家在科學領域投入極大的資源，科研活動開始整體活躍起來，更多的研究產出以論文的形式出版，也有更多的學術期刊誕生。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新的問題——科研人員不知道如何去追蹤最新的信息。

為了解決科研人員檢索信息的需求，ISI的創始人、同時也是SCI的創始人——情報學家和科學計量學家尤金·加菲爾德建立一個叫做Current contents的資料庫。後來，隨著計算機科學技術的發展，第一代計算機出現了。加菲爾德想出來一種獨特的檢索方法——把論文所依據的參考文獻進行標引，就形成了一個引文資料庫。在當時，這樣的引文索引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檢索工具，這也就是SCI的原型。

到了上世紀90年代，SCI的數據被發現可以用作國家之間的科研實力的對比，也可以被用到大學等科研機構、甚至個人科研能力的對比上。「這是一個突破性的進展，每個人都非常高興！」喬納森·亞當斯說。

從那時起，SCI的職能又多了一個方向——科研評估。

即便是在SCI的科研評估功能被開發之初，歐洲也有非常多的爭論和討論。比如，一直有科研人員在抱怨：「我們的科研活動是多方面的，不能只用一個關於論文方面的數據來衡量我們的科研產出。」

慢慢地，這種爭論和討論變成了更多的人接受了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進行科研評估。喬納森·亞當斯解釋了這種轉變的原因：業內人士做了很多工作，把定量的數據和專家的意見進行相關性的分析後，發現在很多核心領域，尤其是硬科學領域，它的相關度是非常強的。

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儘管所有人都開始使用定量評估，但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數據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在這樣一個看起來簡單的指標背後，蘊含著非常豐富的數據。」喬納森·亞當斯說。

他舉例說明，一個科研管理人員需要了解一個研究，這個研究是實驗室基礎性的研究，還是應用的研究？它有什麼樣的特性？這個領域論文發表的規律是什麼？引文的特徵是什麼？

「如果你只用一個指標的話，這個指標只是某一個數字，並不包含豐富的信息。」喬納森·亞當斯認為，「正是不全面的信息導致了對SCI的濫用和誤用，這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

「SCI從來就不應該是被用作科研評估的一個工具。科研評估不是簡單地說『拿來SCI就可以做』！」喬納森·亞當斯再次強調這個觀點。

在他看來，ISI作為SCI的研發機構，「我們要負責任地為科研管理人員提供數據和指標」。

在前不久ISI出版的名為《全面畫像，而非簡單指標》的報告中，這樣描述了SCI的功能：「一個指標背後其實有非常豐富的數據，我們不願意看到只用一個指標，我們絕對不是這樣做的，我們要把這一個指標背後所有豐富的信息都揭示出來，無論是關於人的、機構的，還是國家的。」

喬納森·亞當斯認為，要讓更多的人，尤其是用戶（包括科研管理人員、政策制定者和基金機構、政府機構等）在使用這些數據的時候，知道這個指標是如何被創立出來的，這個指標的含義是什麼，對這些指標的理解要像對自己本學科知識的理解一樣充分。ISI也在修正自己的指標體系，讓公眾熟知的SCI更加具象化，而不僅是一個數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ISI一直在更新自己的資料庫，從上世紀80年代僅收錄4000多本期刊，到迄今為止，資料庫的核心庫就收錄了近兩萬本期刊。

「我們把全球不同領域的，甚至不同區域的科學研究，通過引文的鏈接給聯到一起了。我們不但加速了科學的發現，同時能夠讓全球的學術信息、科研產出信息以更好的方式呈現出來。比如，澳大利亞的學者可以看到美國的學者在做什麼，中國的學者知道巴西的學者在做什麼。至少在這一層面上，我們加速了他們的知識交流。」

值得高興的是，喬納森·亞當斯介紹，在區域發展方面，在上世紀90年代，G7國家和西歐國家在科學學術研究中佔了主導地位。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實現突飛猛進發展，改變了世界科學學術研究的格局。除中國，越南以及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國家，如巴西、智利、南非和衣索比亞等，在新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現在，ISI更關注區域間學術不平衡問題。如何在海量數據中分析不同國家之間的研究力量？這是ISI未來重點研究的方向。」喬納森·亞當斯說。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原春琳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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