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載中最早的「中國」，有高水平的太陽曆，部分玉器突出王權思想

記載中最早的「中國」，有高水平的太陽曆，部分玉器突出王權思想 | 文 三隻眼文齋

繼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後，自1978年開始，對山西臨汾陶寺遺址考古正式拉開序幕。1983年對陶寺遺址若干座大型墓地進行清理，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文物資料。更重要的是1999年以來，在陶寺遺址發現了大型的城址，其規模達到了近300萬平方米。它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佔據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 對復原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性質、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2004年。國家正式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遺址、二里頭遺址、良渚遺址被列為該工程中的三大重點遺址。

通過對陶寺遺址的研究，專家們發現該遺址更符合真正早期文明出現的標誌，青銅器及其銘文信息量豐富，農業、手工業高度發展，社會等級分化明顯。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所在，據放射性碳素斷代檢測並經校正，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500～前1900年。陶寺遺址的發現，對於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堯舜時代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在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台、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

首先，我們來說說陶寺觀象台，這座觀象台位於襄汾縣城東北7公里處，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比英國的「巨石陣」早400多年。考古隊在這裡發掘出13根呈半圓形不規整的柱子，柱與柱之間留出了12道間距不等的縫隙。專家們結合《尚書·堯典》中曾記載堯帝時代的天文學十分發達，聯想到這可能是用來觀測天象的建築。專家們歷時兩個回歸年，進行了77次觀測記錄，從大寒、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又到冬至，觀測太陽的起落規律，最後確定這13根土柱子確實是用於觀測天象的天象台建築的一部分。

古時觀象台除了有觀測時令的功能，還是王權統治的一部分，君主掌握了天氣、時令的規律，就彷彿得到了與天對話的權利，告訴人們何時耕種、何時祭祀，這樣人們就會服從於統治。專家們利用陶寺天象台遺址，還原4000年遠古時期的曆法，陶寺天象台的這套系統可以通過觀測太陽地平日出，將一個太陽年365或366天分為20個節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還有種植粟黍、稻、豆的農時，當地四季冷暖氣候變化節點以及宗教節日，統治者通過掌控天文官的觀象活動頒布曆法，控制整個社會的農業經濟命脈。陶寺天文曆法是當時世界已知最縝密的最高水平太陽曆法，也是今天中國24節氣的直接源頭。

在整個發掘中，陶寺遺址不僅出土了大量的石雕、青銅器，還發掘出數量巨大、品類豐富的玉器，有專家把陶寺文化譽為良渚文明之後的又一「玉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琮、玉圭、玉環、玉梳、玉刀、玉璧、玉獸面、玉璜形佩、玉箍形器、五璜聯璧、綠松石管狀珠等等，其中包括了頗有該遺址特色的一種玉器——玉鉞。古代的玉鉞一般由不透明玉製作，玉鉞表面鑽有一大一小兩個孔，小孔屬端孔，大孔屬背孔，均為單面鑽。在二里頭文化和良渚文化中也發現過玉鉞，但陶寺遺址的玉鉞數量眾多，在目前已出土的玉器中佔有較大比例。

玉鉞屬於既大且美的玉器，一種類兵器其實不是兵器的器物，是古代象徵權力的瑞器，相當於西方文明中的權力象徵物權杖。除了玉鉞，歷史上海使用過青銅鉞、黃金鉞等，但幾乎都是作為禮器使用，出現在祭祀等場合，而不是征伐戰場的兵器。陶寺遺址中宮殿和隨葬品豐厚的大墓的出現，清楚地說明了當時社會有確切的等級制度，鉞，這種玉器的大量出現，就是一種以玉器突出王權的標誌。根據發掘的成果來看，陶寺社會貧富分化懸殊，少數貴族大量聚斂財富，形成特權階層，走到了「國家」產生的邊緣。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這樣評價：「陶寺文化不僅達到了比紅山文化後期社會更高一階段的『方國』時代，而且確立了在當時諸方國中的中心地位，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先秦史籍雖然流傳下來的不多，卻是中國文化源頭的載體，歷來是各方面學者引用最多的著名史籍。「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而先秦史籍中也屢屢提到「中國」，根據蘇秉琦先生的考證，先秦史籍所說的最早的「中國」，就應該是在陶寺遺址了，所以，它才會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點項目之一。

附陶寺遺址出土玉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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