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父親是侵華日軍，村上春樹的反思彌足珍貴

文 | 諶旭彬

近日，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月刊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長達28頁的隨筆文章《棄貓，提起父親時我要講述的往事》，第一次對外公布了其父親曾是「侵華日軍」、曾殺害中國俘虜的殘忍往事。在文章結尾處，近年來一有機會就站出來呼籲「日本應該為過去的侵略戰爭真誠道歉」的村上春樹，如此寫道：

「我們只是落向廣袤大地的眾多雨滴中那無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歷史，也有繼承那段歷史的責任。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

亦即，每一個具體的侵略者，每一個侵略行為的具體支持者，都有他們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歷史責任」需要背負。

村上春樹的這種反思，較之那種將日本政府與日本國民截然兩分、將侵華戰爭的責任全部推給「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的做法，可謂彌足珍貴。

圖：村上春樹刊文的雜誌《文藝春秋》

「戰爭責任兩分法」是現實政治需要的產物。

1945年日本戰敗後，新成立的東久邇內閣，其實是拒絕所謂「兩分法」的，相反，他主張通過「一億總懺悔」的方式，來反思日本的戰敗責任（不是「戰爭責任」）。

所謂「一億總懺悔」，即日本戰敗的責任，需要由全體日本人，包括政府官員、軍人和普通民眾，一起來承擔，一起來反省。具體見於東久邇1945年8月28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

「我國戰敗的原因是作戰力量的迅速毀壞，……加之,慘絕人寰的原子彈爆炸事件以及蘇聯的參戰,也構成了戰敗的原因。此外,過多的法律規則肆意泛溢,還有許多不適合我國國情的統治體制,雖然不能說全部,僅在某些部門實行,就已經徹底捆綁住了國民們的手腳，使得他們無所作為，我覺得這也是戰爭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並且，我認為是不是政府、官吏以及軍人們自己在不知下覺之中，把這次戰爭引向了失敗的方向呢？……進而，我認為，國民道德的低下也是敗因之一。也就是說，軍人、官吏半公開地、普通民眾則是秘密地介入黑市。事情到了如此地步，當然是由於政府的政策不行。但是，國民道義的荒廢也是其原因之一。此時此際，我認為，軍官民、全體國民都應該徹底地反省並仟悔。我相信，全國人民總懺悔是我國進行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國內團結的第一步。」（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三聯書店，2004，第78~79頁。）

按照東久邇的邏輯，政府官員、軍人與普通民眾，都是日本這架戰爭機器上的零件，輸掉了戰爭，所有的零件都有責任。

因為美國的干預，東久邇內閣只維持了不足兩個月。新成立的幣原內閣於1945年11月做出了《關於戰爭責任的決議》，內稱：「大東亞戰爭是鑒於帝國周邊的情勢，而不得已發生的。」

這種說辭，與裕仁天皇的《終戰詔書》一脈相承——《詔書》815個字中，既無「投降」二字，也未承認日本「戰敗」，且將戰爭（指1941年開始的「已閱四載」的與英美間的戰爭）說成為了日本「自存」與東亞「安寧」而不得已之舉，且對各國的抗日行為，使用了「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等字眼。

圖：《大東亜戦爭終結ノ詔書》手稿（可點擊放大觀看）

不過，幣原內閣未再提所謂的「一億總懺悔」。這個變化，與美國的干預有直接關係。

戰後，美國駐軍日本，一方面要壓制日本國內美化侵略戰爭的聲音，如幣原內閣堅持使用「大東亞戰爭」一詞，美國認為該詞有「美化聖戰」的意味，將之禁用；另一方面，為了駐軍順利，也有必要採取措施安撫日本國民，東久邇內閣的「一億總懺悔」，號召全體日本國民起來為「日本戰敗」懺悔，顯然是對美國駐軍的一種威脅。

所以，從1945 年末開始，美國太平洋陸軍總司令部，利用NHK廣播連續播放長篇系列報導《真相是這樣的》，並通過新聞媒體連載《太平洋戰爭史——不真實的軍國日本的崩潰》 ，向全體日本民眾宣傳「太平洋戰爭史觀」，以取代「大東亞戰爭史觀」。

美國傳播的「太平洋戰爭史觀」，核心內容有五：

（1）日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始於九一八事變，經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其侵略戰爭是連續性的。

（2）日本侵略的主要對象是中國。

（3）美國為戰勝日本做出了最大貢獻。

（4）以軍部為中心的軍國主義者，是侵略戰爭的主要責任者，天皇、宮中派(天皇身邊的重臣) 、財界、輿論界等屬於穩健派，是軍國主義的對立勢力。

（5）日本軍國主義者隱瞞事實，欺瞞民眾，日本國民是軍國主義的犧牲品。

其中（4）（5）兩條，即是典型的「戰爭責任兩分法」。

這種兩分法，也見於1949年7月斯大林關於對日政策的談話：

「現在美國正在爭取日本，……日本人民是好的，對日本人的仇恨情緒不應成為你們爭取日本的障礙。」

其後，「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遂被塑造成了截然對立的兩個抽象概念，「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成了一種常用話術。

NHK下屬的廣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戰爭》為題，進行過一次輿論調查。

調查的第1題是「說到戰爭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場戰爭」，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者佔了73%。

調查的第2題是「戰爭的印象」。有約70%的被調查者選擇了「悲慘」和「原子彈爆炸」。

關於普通日本國民有沒有戰爭責任問題，有一半左右的被訪者認為「當時的國民是政府、軍部發動戰爭的受害者，他們沒有責任」，勉強認為「從結果上看當時的國民與政府、軍部合作，從這個意義而言是加害者，有責任」者不到30%。

當年的日本政府有沒有「隱瞞事實，欺瞞民眾」，向他們灌輸錯誤的信息與理念？當然是有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侵略戰爭的具體參加者與支持者，就沒有了任何戰爭責任。日本導演伊丹萬作曾有這樣一段反思：

「許多人都說在戰爭中受了騙，可是，在我接觸的範圍內沒有一個人說自己騙過人……無計劃、瘋狂的戰爭的必然結果，是使國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儘管如此，諸位不還是相信只有自己沒有騙人嗎?……被欺騙也是一種罪，從古至今這也不是值得吹噓之事。……而那些若無其事口口聲聲稱『我被騙了』的國民，恐怕今後也會再次上當受騙。不，現在他們就肯定已經開始被其它的謊言騙得團團轉了。」（《戰爭負責人的問題》）

「被欺騙也是一種罪」的說法，或許有些過於苛刻。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被欺騙者，往往也會反過來影響（甚至綁架）騙人者，給騙人者製造障礙，將事情推向更極端的地步。

白鳥敏夫（曾任外務省情報部長）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一段供詞，可謂體現了上述情形的典型案例。白鳥說道：

「1931年9月18日的滿洲事變，……政府決定了不擴大並迅速地實現現地解決事件的方針，並隨即將此公佈於眾。我主管的情報部奉外相之命，全力開展了支持和平解決事件的輿論動員。但連過去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同情外務省的報紙，此次亦與倫敦裁軍會議時迥然不同，未與我們保持步調一致。……由於報紙及輿論站到了強力政策的一邊，所以外務大臣及其部下深感運用外務傳統極為困難。」

民眾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狂熱，是日本政府多年洗腦宣傳所培育的結果。到了1931年，當日本政府試圖「和平解決」九.一八事變、希望媒體給予支持時，他們發現媒體已經倒向了狂熱的民眾，成了政府推行所謂「務實政策」的嚴重阻礙。

九·一八事變後，原本主張裁軍的《朝日新聞》主動放棄了裁軍的立場，轉而支持軍部。該社記者森恭三如此解釋這種立場的驟變：

「滿洲事變爆發時，大阪朝日新聞社內的空氣是對關東軍持批判態度的，但不知不覺就減弱了，我們下邊的人不知報社方針是否改變了，報紙已開始對潮流妥協。」（《我的朝日新聞社史》）

所謂「報紙已開始對潮流妥協」，實際上就是向狂熱的民眾妥協。

當時，日本報業已實現市場化。如何爭取讀者，成了報紙首要關心的問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民眾的戰爭狂熱空前高漲，在鋪天蓋地的「懲膺支那」呼聲中，報業眾人使盡渾身解數，以爭取讀者擴大銷售量。因為迎合了讀者的情緒與主張，許多報紙銷量猛增。從事變爆發到次年2月底，《東京朝日》的發行增加了20萬份，《大阪朝日》增加了27萬份。為避免「洗腦者反遭被洗腦者綁架」這樣的現象重演，稍後，日本政府加強了對報界的管控。

簡言之，許多參與或支持了侵略戰爭的普通民眾，確實是受了當局的信息欺騙與洗腦宣傳，確屬「軍國主義的犧牲品」。但「犧牲品」這個身份，並不能抹煞他們同時也是「加害者」，他們也有屬於自己的歷史責任需要反思，需要懺悔。

被欺騙，不意味著無辜。對參與侵華戰爭者如此，對參與制造其他災難事件者，也是如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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