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情感和現實，女性復仇故事的支柱元素

「神並非無所不在。」

「所以他創造了母親。」

在由震驚全世界的印度黑公交案改編的電影《一個母親的復仇》中，由希里黛玉所扮演的母親，以剛硬的姿態，對法律缺席，道德乏力的社會現實做出了反抗。

整部影片以鮮明的姿態塑造了這位母親：她並非無所不能，身為老師和繼母，她無法像全職媽媽一樣對兩個女兒全天候看護，也無法像親生母親一樣和繼女進行心靈層面的溝通。

甚至她的母親身份也是女兒遭受厄運的一部分，在罪犯對女孩施暴之時，仍然口出狂言，嘲諷她此刻為什麼不能喊她的母親。

整部影片以多位女性身處劣勢地位的姿態，襯托出殘酷的現實。所謂復仇天使，所謂母愛偉大，大多數時刻要男性的缺席和暴力予以陪襯。

在影片中，恰好是在父親不在的時刻，母親才不得已走上了復仇的位置，在象徵公理的法庭上，身為受害者親屬的父親因為揍了罪犯而入獄，相反，罪犯卻無罪釋放，原本應當站在正義一方的男性警察，也表示無能為力。

而在劇情架構上，由真實事件改編而來的女性復仇故事，也很難與《殺死比爾》《荒野獵人》《守法公民》等讓人血脈噴張甚至是cult類影片相提並論。

原因很簡單：不夠爽。

以女性為主體的復仇類影片，前期有著大量悲慘內容作為鋪墊，比起只在第一幕就可以走入復仇道路的男性主角，女性主角為主的片子總要拖到影片過半，才迎來爆髮式的復仇，高潮姍姍來遲，讓觀眾等得不甚耐煩。

同時，大多數女性復仇類影片，仍以感情為主要線索。

如果女主角並非一個性轉版本的007，上天入地無所不能，便要深深陷入於母親、家庭、愛情等情感的蜘蛛網中，即便是受害於社會體制，也無法實現對體制的復仇。

更多時刻，女性以無力和精神變異及犧牲自我的形態，完成了個體式的悲劇性復仇。

在銀幕上，這場關於性別的角力從未停止過。畢竟，和暴力結合在一起的女性形象，仍然是一種富有挑戰性的角色塑造。

在拆解這一角色並逐漸衍伸的過程中，可品味出人們對這一形象產生的恐懼、畸變和凝視，而在攝影機下，這一特色更被極度放大，從而反過來叩問不同地域、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心靈。

時代陰雲下的女性復仇

凡是在現實背景下，尤其是法律制度完善背景下發生的復仇故事，導演為了讓觀眾能夠認同影片所表達的思想內核，一個血腥的畫面和讓人信服接受的結局，是復仇類影片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復仇類影片通常追求「以暴制暴」，當影片著力渲染復仇情緒，觀眾與復仇者感同身受之時，血腥的畫面有助於情緒宣洩，而讓人信服的結局，則大多意味著法律重回正軌。

女性復仇故事的合理建構需要土壤。當下重男輕女的觀念和引發的社會問題，常常是故事的源泉。女性復仇者這一銀幕形象，有利於對不公的社會現象進行控訴，同時也能滿足對女性加以關注的社會需求。

這一點在韓國銀幕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二十一世紀以來，復仇女性的形象在韓國影片中呈爆發性增長。朴贊郁導演的「復仇三部曲」及《聖殤》《親切的金子》等影片從不同角度，描繪了一個又一個獨屬於韓國女性的復仇形象。

她們在影片中由羸弱又沉默的受害者，反轉為可怕的復仇者，從社會附屬品，忽然躍升至集暴力色情為一體的掌控者，由此引發出強烈的戲劇衝突。

女性復仇的情與色

在女性復仇故事中，暴力和現實仍然是無可置疑的主角。但創作者對於女性復仇的延展，大多通過情感和色情兩個方向來鋪陳。

即便在追求性別平等的當下，在銀幕上的傳統女性角色仍然較男性角色更為柔軟，在故事中也大多先以弱者形象出場。

而當身為弱者的女性忽然暴起開始復仇時，其固有印象會發生顛覆，使故事在具備戲劇衝突的同時，也富有超現實感，這與不少影片的現實主義基調必然發生衝突。

因此，許多現實主義故事便只能二者擇其一：或者是將戲劇衝突放至極大，使其呈現齣戲劇式的誇張，正如拉斯馮提爾的《狗鎮》，或是將暴起複仇的力道削弱，如同《一個母親的復仇》，在最後的高潮部分，復仇的母親仍未展現出壓倒一切的暴力傾向。

不只有暴力在女性復仇故事中是把雙刃劍。原本男性復仇影片中時常有的懸疑和燒腦情節，在女性復仇故事中的比重也時常搖擺不定。

為何當故事的主人公變成女性，懸疑和燒腦的常見情節就變得模糊起來了？

確實，比起簡單粗暴的暴力，女性在復仇中使用的輔助手段要更多，因為女性在力量上的不足，與色情相關的性手段，就變得更常見。紅裙烈火妖艷的「惡女」，成為了此類形象的代表。

當女性更多地偏向以性別來進行復仇時，純粹的鬥智類情節，在劇情中自然而然地降低了。

除此之外，女性在情緒上更為被動，時常因為過於激動，而做出一些不符常理的舉動，這也是女性在大銀幕行被過度放大的情緒弱點之一。

如《三塊廣告牌》中的母親，即便她本人已經儘可能地以中性風格出現在觀眾面前，也不同於傳統母親的慈愛溫柔形象。但憤怒，仍然是編劇從人物形象中攫取並不斷放大，從而調動整個故事得以發展的動力。

這使得女性復仇故事往往落入「情與色」的窠臼，即便是在女性形象有所變化的復仇題材中，女性仍然被傳統印象所牢牢捆綁，理智和情感，身體與頭腦，二元化的性別特徵，就如同邦德和邦女郎的符號一樣，也在復仇類影片中影響深遠。

女性復仇故事後的恐怖元素

當談到女性復仇故事時，東亞文化所帶來的恐怖元素，則成為這一類型中最為明顯的地域特徵之一。

女性復仇故事的恐怖驚悚，在東亞文化中有深厚的文化根源。華語電影中從志怪小說中取材不少，《聊齋志異》的改編熱度，並不亞於四大名著。

民間傳說中的女鬼形象，其暴力、色情、情感的三大特徵，與現代復仇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有極高的重合度，由此在現代創作中能尋覓到「女鬼」的影子，也就實屬正常了。

但較之近幾年頗為熱門的現實題材改編復仇故事，及商業類型片中的動作懸疑復仇故事，華語中的女性故事，最常見的路線是：愛情和背叛。

無論是婁燁執導的《浮城謎事》，還是許鞍華執導的《瘋劫》，女主角都是為了贏得愛情或是因為愛情的破滅，而怒起報復。較之海外對於這一題材的闡述，華語影片對女性復仇故事做出的延展，從目前的作品上來看，尚屬一片有待開墾的土壤。

女性復仇電影在各個國家和各個時期，表現各異。這與東亞歐美各個國家的女性地位不無關係。但此類影片中仍有共同之處：所有的女性影片，最終都要落到人們熟悉的現實土壤中去。

無論是對忠貞愛情的渴望、對力量的追逐，或是對人生和性別平等的祈求，甚至可能是追求身為人最基本的權利，女性電影仍然在為滿足女性願望而存在，而大多數時刻，當性別天平的一端被力量波動，被更多地展現時，另一端則必然地被消減，被削弱。

而當套路模式被打破，以往的固有角色已經被塑造得足夠多時，新的主旨闡述、敘事策略和人物塑造，也是時候誕生了。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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