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勝：歷史不應該忘記他
2019年4月30日，中國女科學家顏寧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消息，迅速在各大媒體和自媒體上傳播，一時成為「網紅」，中國科學家當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不乏其人，但女性當選者卻鳳毛麟角，我也由此聯想到了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華裔第一人林可勝，他曾於1942年當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至今已經有七十七年的歷史了，而2019年也是林可勝逝世五十周年，謹以此文記述林可勝其人其事，這是一個被封塵在歲月長河中的傑出歷史人物。
林可勝一生極富傳奇色彩，他曾獲得三個博士學位，也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第一個華人教授和科主任；既是中國生理學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和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隊總隊長；他既是軍政部軍醫署中將署長，也曾擔任上海國防醫院院長。
國防醫院院長林可勝
林可勝（1897—1969）福建海澄人，1897年10月15日出生於新加坡一個華僑之家，其父林文慶是一代名醫，也是著名教育家，曾被陳嘉庚聘為私立廈門大學第二任校長，且掌校達16年之久，其母黃端瓊是著名僑領黃乃裳之女，其二姨夫伍連德是中華醫學會第一任會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和北京協和醫院的主要籌辦者之一，還曾是1935年度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候選人之一。
林可勝出身於這樣一個顯赫家庭，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親林文慶於1905年委託一位十分熟悉的英國傳教士，將年僅8歲的林可勝帶到英國「留學」，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市讀小學、中學和大學，而林文慶自己曾經在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並獲得內科學士和外科碩士學位，他想讓林可勝子承父業。
1913年，林可勝如願以償地考入父親的母校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愛丁堡大學創建於1583年，是英語國家中第六所古老的大學，也是達爾文、麥克斯韋等世界級科學家的母校。
青年林可勝
林可勝在讀大學期間，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應徵入伍到一所軍醫院擔任外科助理，不久又以准尉軍醫到法國服役兩年，主要從事新兵的戰地救護和訓練工作，並由此經歷了四年戰場醫護工作的歷練。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林可勝又重回愛丁堡大學繼續未完的學業，並於1919年7月獲得愛丁堡大學醫學內科和醫學外科學士學位，並被留校擔任生理學講師，才華橫溢的林可勝以過人的精力和科研能力，於1920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又於1921年獲得生理學博士學位。
1923年底，林可勝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理學系的卡爾森實驗室研究腸胃生理學，對胃液分泌的調節機制進行專題研究，並於1924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
1924年秋，林可勝第一次回到中國，這位從小就接受西方教育而不諳中文的青年學者，沒有回到時任私立廈門大學校長父親的身邊，而是被二姨夫伍連德召喚到北京，在伍連德的引薦之下，林可勝於1925年被北京協和醫學院聘為生理科副教授兼生理科主任，由此成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第一位由華人擔任的科主任，並於兩年後晉陞為教授。
叼煙斗的林可勝
從1925年至1937年，林可勝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了12年，他的授課生動活潑，深入淺出且引人入勝，能用雙手同時在黑板上快速畫圖，讓學生們欽佩不已，他也非常重視實驗課和技術訓練，由他所培養的學生，實驗和動手操作能力都非常的強。
林可勝身邊當時也匯聚了一批優秀的生理學研究者，諸如侯祥川、沈雋淇、張錫鈞、林樹模和馮德培等人，從而使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為中國生理學研究的中心，而林可勝的學術影響力也遍及中國許多醫學院校、綜合大學生物系和生理學系及一些專門研究機構，也使得當時中國的生理學研究達到或接近於世界先進水平。
1926年春，林可勝與哈佛大學醫學博士吳憲等16名中外籍學者共同發起創建了「中國生理學會」，並於同年9月6日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召開了第一屆理事會，林可勝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會會長。
北京協和醫學院
1927年1月，《中國生理學雜誌》正式創刊，由林可勝擔任主編，他對每一篇論文都進行認真審查，並與作者協商修改，直到完全滿意時才公開發表，這本刊物為促進學術交流、推動中國生理學的發展、培養生理學科學人才都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也得到國際生理學界的認可和讚賞，成為當時中國具有國際水平的科學刊物之一。
1928年1月，林可勝在北平當選為第七屆中華醫學會會長，中華醫學會於1915年2月在上海成立，伍連德是倡議者和發起人之一，中英文並列的《中華醫學雜誌》是中華醫學會會刊，其宗旨是：「鞏固醫家友誼，尊重醫德醫權，普及醫學衛生，聯絡華洋醫界。」伍連德曾當選為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和第二屆會長。
林可勝在痛覺領域的研究頗具成果，藥理學家們當時並不知道怎樣區分鎮痛葯是在外周起作用，還是在中樞神經起作用，為了研究阿司匹林的鎮痛作用，林可勝在實驗室進行了區分外周和中樞神經鎮痛的實驗，他冒險在自己身上進行實驗，把緩激肽注入自己的動脈血管中，使身體產生劇烈的疼痛，然後再用阿司匹林來鎮痛，從拍攝的實驗記錄影片中，人們可以看到他痛苦扭動的情景，這種獻身科學的精神十分難能可貴。
林可勝（左一）與協和同仁合影
林可勝在自己身體上做實驗絕非僅此一例，「腸抑胃素」的實驗，他也是在自己身上做的實驗，他認真觀察了胃的基礎分泌以及迷走神經和交感神經對其分泌的影響，用組織學方法探討了胃腺細胞的分泌步驟，系統地研究了脂腸在小腸中抑制胃液分泌和胃蠕動的機製作用。
林可勝的這兩項科學研究，足以使他獲得諾貝爾獎，因為英國科學家維恩就是因為研究阿司匹林鎮痛機理而獲得1982年度諾貝爾獎，而林可勝的實驗研究曾被維恩稱為「鎮痛研究的經典」。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開始覬覦中國華北地區，並不斷挑起戰端，1933年元旦之夜，日軍開始向山海關進攻，中國駐長城沿線守軍奮起反擊，由此拉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林可勝立即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組織了學生救護隊，奔赴古北口、喜峰口等長城抗日前線實施戰地救護。
戰地救護場景
長城抗戰結束之後，林可勝敏銳地預見到中日之戰的艱巨性和持久性，因此開始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組建軍醫官救護訓練隊，有針對新性地培養和訓練戰地救護人員，從一年級至四年級的同學都要參加戰地救護和擔架搬運等訓練科目，以應對未來戰爭的需要。
1933年，林可勝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開始籌劃並組建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中國紅十字會成立於1904年3月10日，1933年更名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由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出任會長。
1935年至1937年，林可勝已是北京協和醫學院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並擔任執行院長職務，早在「七七事變」之前，林可勝就曾向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劉瑞恆提出建議，應該儘快派遣協和醫療隊赴首都南京開展工作，以便在戰爭爆發之時，能夠及時為浴血奮戰的前線將士提供戰地服務，但這項頗有預見性的建議並沒有被劉瑞恆所採納。
「七七事變」爆發時，林可勝正在歐洲休假，當他聽聞日本已經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立即終止休假回國，找到時任南京陸軍軍醫學校校長劉瑞恆，擔任該校生理學教授，並積極進行戰地救護組織和訓練。
林可勝（左）與劉瑞恆合影
當他得知陸衡文等3名同學，自願深入南京街巷居民區，向普通市民普及戰時救護常識時，對他們的行為大加讚賞，這是惠及普通市民的人性之舉，能夠有效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犧牲，因為戰爭最直接受害者就是普通老百姓，林可勝親自帶領更多的學生參與其中，普及戰時救護知識，因此在後來的南京保衛戰中，南京市民之間都能夠互相救助。
1937年底，武漢成為中國抗日的中心，中國紅十字會也將主要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遷往武漢，繼續組織戰地救護工作，為了適應戰局的變化，開始組建了許多醫療隊，組織精幹的醫護人員，配備戰地實用的醫療器械與藥品，奔赴各個戰區進行戰地救護工作。
戰場救護場景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在漢口正式成立，由林可勝兼任救護總隊長，日軍開始進攻武漢時，救護總隊遷往湖南長沙，曾與國民政府衛生署合辦了「衛生署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總所」，由林可勝兼任主任，並開始逐漸在中國軍隊中實施軍醫制度。
1938年底，日軍又開始進攻長沙，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組織長沙會戰，逐次抵抗日軍的進攻，救護總隊再遷湖南祁陽，並於1939年2月又遷至貴陽圖雲關，直到抗日戰爭勝利，貴陽圖雲關都是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駐地，也是戰時中國最大的救護人員訓練基地。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駐地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的醫療骨幹人員，大部分是北京協和醫院的專家教授，他們放棄安逸和優厚的待遇而共赴國難，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下，住草棚，吃粗糧，大家都毫無怨言。
當時救護總隊還有20多名來自十幾個國家的國際友人，他們都是一些具有較深理論造詣和實踐經驗的內外科醫生，如同人們所熟悉的加拿大白求恩和印度柯棣華一樣的人，他們於1939年秋來到貴陽圖雲關，當時正是中國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他們與救護總隊的醫護人員一道開展醫療救護工作，為中國抗日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和犧牲。
林可勝（右二）與同仁合影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在抗日戰爭期間所做出的歷史性貢獻，還有待於學者的挖掘和各種媒介的傳播，讓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塵封歷史呈現在當代人面前，更好地詮釋中華民族英勇抗戰的偉大壯舉。
林可勝所領導的救護總隊足跡遍及中國所有抗戰主戰場，甚至還遍及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後戰場，值得慶幸的是，由山東作家楊義堂創作的長篇紀實文學《抗戰救護隊》，曾在紀念抗戰70周年之際出版發行，《抗戰救護隊》全景式的描寫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在抗日戰爭時期波瀾壯闊的偉大壯舉，讓國人知道了那段被歲月塵封了的真實歷史。
位於貴陽圖雲關救護總隊紀念碑
在抗戰醫療物資的分配上，林可勝完全是按照抗日之需進行分配，「救死扶傷、博愛恤兵」是中國紅十字會實行人道主義宗旨，他認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應該高於黨派利益，抗日戰爭時期也是國共兩黨合作時期，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紅十字會所募集的抗戰物資，必須分配到抗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從1938年至1944年6月，林可勝從海內外募集善款6600萬美元，其卓越的人格魅力、聲譽和貢獻得到了國內乃至國際社會的交口稱讚，時任駐美國大使胡適曾給陳佈雷的信中高度評價：「中國紅會近年在國外之信用與聲譽，實由林可勝在科學醫學界素負眾望，又其辦理救護事業勤勞清慎，實足令人敬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甚至稱讚林可勝「為了抗戰，放棄了獲得諾貝爾獎」。
林可勝在戰地救護途中留影
1942年夏天，一身正氣與傲骨的林可勝辭去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和救護總隊總隊長之職，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政治因素。林可勝政治上左傾，有通共之嫌，因為他將一部分醫療物資資助給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而其所領導的救護總隊內，被懷疑潛藏大批的共黨分子，因此遭到國民黨內一些重量級人物的質疑。二是經濟原因。由於林可勝個人聲望和人格魅力在海內外影響極大，海內外的許多援華物資都是以林可勝為捐助對象的，也大多經林可勝之手，而林可勝又是一個公私分明之人，建立了嚴密的接收和發放台賬，從而妨礙了一些既得利益者損公肥私，因此也都想讓林可勝離職。
1942年至1944年，林可勝隨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擔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軍醫總監（少將銜），中國軍隊由於是異域作戰，而緬甸又是亞熱帶叢林地區，因此醫療救助和防護任務顯得異常重要，林可勝幾乎每天都是超負荷工作，使前線士兵的健康和醫療得到了基本的保證，林可勝因此也多次得到中國政府的嘉獎及英、美政府的授勛，1942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43年獲得羅斯福總統授予榮譽勳章。
赴緬作戰時期的林可勝
1944年底，功勛卓著的林可勝從緬甸回到重慶，出任軍政部軍醫署中將署長，抗日戰爭勝利後，林可勝以救護總隊、軍醫學校等機構為基礎進行了改組和重建，在上海成立了國防醫學院併兼任院長。
1948年3月，林可勝當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並開始籌備建立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這一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行憲國民大會，由曾任清華學校校長的周詒春出任衛生部部長，但時間不長就由林可勝接任部長之職，而林可勝的任期也並不長，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喪失殆盡，在人生抉擇的關鍵時刻，林可勝既沒有選擇大陸，也沒有去台灣，而是去了美國。
朱家驊簽署的聘書
1949年5月，林可勝先後在伊利諾伊大學擔任生理學研究教授、克萊頓大學醫學院生理學與藥理學教授兼任系主任，1952年又受聘於印第安納州邁爾斯實驗所，在研究部擔任實驗室主任，開始他的神經生理學的研究和藥理的研究。
邁爾斯實驗所對林可勝沒有附加任何限制，並不指望林可勝研製藥品，因為林可勝並不是藥理學學家，而之所以聘請林可勝，完全是因為林可勝的科研能力和極富聲望的人格魅力，邁爾斯願意為林可勝提供一切便利條件，任由林可勝自由地選擇科研項目，進行科學研究和實驗，而林可勝也曾先後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
1955年，林可勝因加入美國籍而正式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他也是美國科學院第一個華裔院士，而早在1942年林可勝就榮獲了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在林可勝之後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的還有：物理學家吳健雄（1958）、數學家陳省身（1961）、應用數學家林家翹（1961）、物理學家李政道（1964）、物理學家楊振寧（1965）等人，在這些被國際科學界所推崇的華裔科學家中，林可勝可謂是華裔科學家第一人。
晚年林可勝
晚年的林可勝遷居到加勒比海島國牙買加首都金斯敦，與其兒子詹姆斯·林一起居住並安度晚年，1969年7月8日因罹患食道癌逝世，享年72歲，對於林可勝這位被歲月塵封的歷史人物，我們應該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對其進行客觀和公允的評價。
林可勝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從事醫學教育和醫學研究，當中華民族遭遇日本侵略之時，能夠放棄優裕的工作條件和豐厚的薪資待遇，毅然奔赴抗日戰場，組織戰地救護工作，其在醫療救護方面的傑出貢獻是應該被永久地載入中國抗日戰爭的史冊，對於林可勝其人，歷史不應該忘記他，國家不應該忘記他，而人民更不應該忘記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