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蜀漢的這位大儒，為何在關鍵時刻成了賣國賊？

諸葛亮病逝後，蜀漢的執政官換了好幾個，後來就輪到了宦官黃皓把持權柄。黃皓幾乎是三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專權的太監，但黃皓的專權完全是命好，實際上他並無多少經世治國的才能。263年曹魏大將軍司馬昭分兵三路攻打蜀漢，由於先前劉禪聽信黃皓的鬼話，說敵軍不會打來。因此沒有做任何防禦準備，儘管姜維曾極力勸說劉禪做好防備。

由於這次曹魏出兵蜀漢，蜀漢方面完全是猝不及防，等曹魏的大軍逼近益州（成都）時，再調兵遣將進行防禦已經來不及了。263年的冬天，鄧艾的大軍已經離益州不遠了，蜀漢岌岌可危。所以這個時候，蜀漢群臣只好著急忙慌的湊到一塊兒商議對策。

有人說，蜀漢先前和孫吳是友盟關係，不如依靠孫吳東山再起。也有人說，蜀漢的南中七郡陡峭險阻，很容易防禦，可以先去那裡暫避。此時蜀漢群臣如熱鍋上的螞蟻，但議論來議論去最終不知道如何是好。後來有個叫譙周的官員，此人力排眾議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對策：投降。

譙周是蜀漢後期的一位大臣，他出身書香門第，從小博覽群書學識很淵博，是個地地道道的大儒有「蜀中孔子」的稱號。起初被任命為勸學從事（主管教育的官員），蜀漢後主劉禪時，因勸諫劉禪節儉修德，而被升任為太子仆、中散大夫等。譙周也是蜀漢集團內部，一位極力反對北伐的官員，曾著《仇國論》力陳北伐的不妥。

而此時譙周的投降對策很明顯帶有很大的賣國成分，畢竟蜀漢和曹魏是站在同一個層面上的兩個不同的政治群體。但譙周的這個對策也並非完全因為貪生怕死，他也是經過了一定的思考的。譙周的理由是，孫吳固然曾經和蜀漢交好，有過盟友關係。但畢竟孫吳的今天不比蜀漢好多少，遲早有一天也是被曹魏所滅。

投靠孫吳要稱臣，投降曹魏也是稱臣。為何不挑一棵大樹來依靠呢？而逃往南中七郡，雖然聽上去大有可為是一條好的退路。但實際上先前並沒有做任何準備，就擔心還沒有動身去南中七郡呢，這邊就發生了變故（政變）。所以，這兩個對策固然可以保證讓曹魏少沾點便宜，但畢竟都不是上策。於是譙周力排眾議，經過一番思考後提出了投降！

雖然譙周的這個對策最終被採納，蜀漢後主劉禪帶著蜀漢群臣北面向曹魏稱了臣。蜀漢雖然輕而易舉的投降了曹魏，但在那種危急時刻，似乎也只有譙周的計策是最明智之舉了。因為投降後，不僅蜀漢劉氏宗室得以保全，而且整個蜀漢也得到了最大可能的保全。由此來看，譙周的計策也算是非常之時的良策。

然而，譙周卻因此背負上了賣國的罵名，不斷的被古代文人口誅筆伐。除了譙周的學生《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古代文人沒一個贊成譙周的。而勸降這種事，也不是譙周第一次做。先前益州牧劉璋為了對付曹操，引劉備入蜀。不料劉備入蜀後反倒和劉璋成了死敵，最後劉璋不敵劉備，也是在譙周的勸說下，劉璋考慮到益州百姓的安危才投降劉備的。

有了這兩次勸降自己的主子，因此古代文人多對譙周持否定態度。進入新時代，有了辯證的唯物主義觀點後，歷史才開始對譙周有了公正的看待。而在我看來，譙周功過各半，功的那一半應該偏重些。而古代文人之所以貶低譙周，大抵因為投降和中國古代講究的氣節是相悖的。

譙周和劉禪投降曹魏後，司馬昭因譙周有保全蜀漢之功，封其為陽城亭侯。後來司馬家取代曹魏建立了西晉，晉武帝司馬炎多次下詔書催促譙周去洛陽做官。雖然譙周曾極力的婉拒，但最終病死在了散騎常侍（皇帝身邊的言行顧問）的任上。

人生一世，很少有能夠一輩子總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的。譙周在蜀漢危難時刻的投降之舉，畢竟給蜀漢以及當時的蜀地百姓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定，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殺戮。而無論蜀漢還是曹魏，雖然是兩個政治陣營，但說到底都是一家人，是炎黃子孫中華兒女。所以，總的來說譙周的投降之策算不上太低下，而譙周千百年來被冠以賣國賊的罪名實屬冤枉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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