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40年改革之路再出發

區域經濟發展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這份兩萬七千多字的重磅文件，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發展目標、空間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規劃。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單獨關稅區、三種法律體系和三種貨幣制度」，如何在合作中發揚制度互補的優勢，減小制度摩擦的成本，是粵港澳大灣區體制和機制創新不斷追求的目標。

原文 ：《在傳承與創新中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作者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 雷達

圖片 |網路

傳承40年改革開放經驗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簡稱「《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工作開始啟動，這是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調整的背景下進行的國家改革開放戰略的全新規劃和調整。因此，我們在對《規劃綱要》的理解和解讀上，不能簡單地對標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或日本的東京大灣區的建設經驗，而應該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以及目前面對的全球格局調整的新環境來理解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目的與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這一地區發展的現狀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成果的傳承，這種傳承無疑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要理解《規劃綱要》中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首先必須理解改革開放40年中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對於中國的意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較，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之處，在於採取了由點及面、先局部後整體的漸進式轉軌模式，而深圳特區正是當時對外開放的窗口和試點城市之一。對外開放的先行先試，使得深圳能依託香港，成功地引入了國際資本、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模式，承接了全球產業的轉移，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史上的奇蹟，是中國改革開放輝煌成就的精彩縮影。

然而，我們在關注經濟特區政策給深圳乃至整個珠江三角洲帶來了經濟增長業績的同時，更應該看到經濟特區的全國性的歷史作用，即通過試點試驗，逐步推廣的改革進程，而不是照貓畫虎的照搬現成的發達國家的制度模式。在這一過程中，經濟特區通過對外開放促進了國內經濟體制的改革，這種國內體系的改革是自主選擇型的，而不是簡單的外生性的，在經歷了40年的不斷完善，形成了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發展模式。

從世界角度來看，中國模式的內外的最大特點在於：對外開放過程中我們完全能夠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適應多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基本原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程度顯著提高；而在國內製度的改革上，我們堅持了符合國情的市場經濟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國模式的成功不僅體現在中國經濟總量的崛起，同時，它在制度層面也超越了傳統的「東亞模式」，使得中國經濟在成功避免了世界經濟周期性危機的同時，也使中國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增長業績最優秀的發展中國家。由此可見，粵港澳大灣區正是在傳承了經濟特區以開放促改革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從國家發展的大局出發，對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進行重新的戰略定位。

我們應該認識到，與40年前相比較，中國經濟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國際領域，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出現了逆轉，多邊框架下的國際經濟秩序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不僅要求我們在國內體制的調整上實現內外部消費市場的協調統一，同時，全球產業鏈的重塑也要求中國國內的經濟結構實現轉型和升級。因此，與40年前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內體制改革的定位上不是簡單地引入和借鑒國際的先進經濟和商業規則，而是構建高質量的發展體制和機制；在開放層面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必須要在制度創新的層面上符合中國的國際地位，通過建設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更好地融合進世界市場體系，使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能夠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具有全球影響力。

探索大灣區經濟發展新模式

基於戰略層面的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是建立在對傳統經濟特區已有成就的傳承上，尋求更大的開放空間的拓展和制度層面的創新。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要求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在傳承經濟特區的基礎上，對已有的一些傳統思維理念進行突破。

首先，在以往改革開放基礎上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在中國經濟最發達和最活躍的地區進行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這與40年前深圳乃至整個廣東省的改革開放試點的條件完全不同，當年的深圳特區在建立之初並不是中國工業經濟的核心地區，當時中國的工業生產基地主要在東北三省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地區，因此可以說當時特區的經濟增長對中國的國民經濟而言屬於增量部分，而增量的改革基本不觸及國民經濟的存量部分，也就是說特區制度的改革並不涉及傳統體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收入分配。從經濟學的角度上講，特區只要有能與外資相匹配的要素流入，就能為增量的增長提供必要的條件，而當時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性正好滿足了外向型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今天，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中國的發達區域中建設更具開放和制度創新優勢的示範城市群，因此，它必須是針對已有經濟存量部分的調整與改革，以實現全要素在大灣區內的流動與合理配置。因此，從指導思想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大灣區的規劃與當年經濟特區建設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是增量的調整，而後者必須涉及存量部分的資源整合，而資源的整合又必然涉及到對既得利益和現有行政許可權的重新分配，其任務的艱巨性必然超越以往任何一次的體制創新。

其次，要建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必須瞄準世界科技和產業發展前沿，加強創新平台建設，大力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動力和支撐的經濟體系。而從粵港澳地區目前的經濟結構來看，儘管服務業的發展已經超越了製造業，特別是貿易物流與金融服務業在香港、深圳和廣州的產業結構中佔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工業製造依然是該地區的核心部門，這本身體現出了該地區的經濟結構在「中國製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儘管今年來廣東省在「騰籠換鳥」的產業結構升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績，新興產業的增長速度較快，但是從絕對量來看，無論是香港、澳門還是廣州、深圳，其經濟結構依然以旅遊、金融、貿易、房地產為主要支柱，如果要將大灣區建設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的重要策源地，現有資源存量從傳統產業向高科技行業的轉移和重新配置是一項必然的工作，無疑這也會涉及行業與產業之間的利益調整。

最後，從資源整合的角度考察，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必然會涉及到體制因素的調整和行政權力的分配。粵港澳三地在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前提下，必須探索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緊密型經濟合作、協調、互動的新模式，以破除影響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的瓶頸和制約，使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發展與國家發展的大局相融合；同時，在大灣區規劃內的現有行政模式也會隨著地區經濟的發展而作出重新的規劃與調整。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7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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