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小麥、青銅器源於西方，商文明是「本土起源」的嗎
明清之際，馬鈴薯、玉米被引入了我們國內。因為它們本身旺盛的生命力，插入泥土便可收穫，遠遠高於其他農作物的產量，很快便被廣泛的種植在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從而促成了，明清之際華夏人口的爆炸式增長。
再有一個例子：我們今天所依賴的個人電腦、智能手機、以及互聯網的「原產地」都在美國；甚至某些相關的核心技術，至今仍然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其實，在我們幾千年漫長的文明史中；類似這種舶來品出現的數量其實是數不勝數的。儘管如此，我們華夏文明的傳承並未因此受到多大的影響；更不會有人去質疑：我們今天發達的互聯網經濟不是美國人，而是由我們中國人自己所創造的，這一事實。
有趣的是；當小麥原產地、青銅冶煉技術的起源，被考古證實發生在近東的時候，「商文明是在西方文化地催生下發展起來的一種文明」，甚至於「商文明的西來說」，受到了大批專家學者的盲目追捧。
不容否認，我們步入文明階段的年代，較之其他幾大文明是要晚一些的；我們從野蠻到文明的轉化過程中，是很有可能受到過其他文明的推動的；問題的關鍵是，這種推動性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遠離那個年代以後；從這種推動性作用本身去看，我們是很難做出準確結論的。何炳棣做過一本書——《東方的搖籃》。針對上文我們提出的問題做了深入的研究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縱然我們的古代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舶來品，其影響卻是微乎其微的。它們沒有留下多少痕迹，去推動我們步入文明階段的演化；或者說是文明要素的出現。
正如此時此刻的錢君，在筆記本上敲下這些文字去探索，五千年前我們華夏文明曙光初現時的歷史；其實與兩千年前，司馬遷在竹簡上著就了《史記》；三千多年前商人在甲骨上留下了甲骨文，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錢君不過是借用了現代化的工具，使用著由甲骨文演化出的新型的漢字，去秉承我們寫史的傳統而已。由錢君看來：雖然我操縱的是源自美國技術的電腦、敲打出的是簡化的漢字，對於我們的傳統文化來說依然是無傷的。
當然，以上推論的成立，是應該具備一定的前提的；即，主體文化的足夠強勢。當外來的文化因素引入時，主體的文化如同一塊巨大的磁鐵，足以將這些外來的因素吸附在其表面、融入到自己的磁場之中，從而使主體文化更加強大；而不會被外來的文化因素喧賓奪主，取而代之。
早在兩萬年前已經出現的中國文化的基層
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張光直教授已經明確地指出：真正的中國文化的基層，其實是早在兩萬年前的原始部落時期已經形成了的「薩滿教」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之深刻，不止在三代時期，乃至當今社會，都留下了深刻地烙印。關於這種影響，錢君將從三個層面去詳加闡述：
其一，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何謂 「『薩滿教』的宇宙觀」？
「薩滿教」的宇宙觀其實是一種巫術的宇宙觀；在原始部落時期，出於對自然、宇宙的敬畏，由「通過『巫』通天」的儀式，而轉化來的原始的信仰；同時它也反應出，原始部落時期的人，關於自己與動物、與宇宙之間的關係的一種認識。
在「薩滿教」的宇宙觀中：人與動物、以及周邊的環境，同為一個有序的運行的宇宙的一部分。這種宇宙觀被我們的先人總結為，陰陽理論、八卦，進而匯成了《易經》；以至於傳至後世，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今天，我們依然在使用的筷子；我們在工作中看重「關係」的重要性；都是受到這種宇宙觀影響的直接體現。
其二，今天的考古學已經足以給出充足的證據，去證明：印第安人的祖先其實是在距今兩萬年前後，通過白令海峽由亞洲大陸遷徙到美洲的。
許久之前，錢君曾做過一篇小文。以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為指導去探尋，我們華夏文明與印第安人古文明間相似性的根源。其實將這兩種文明上推到兩萬多年前，同在亞洲大陸時，已經出現了一種共同的文化底層。這種文化底層已經滲入到，由這種文化而繁衍出的每一個人的潛意識之中，構成了這許多群體的「集體無意識」，進而推動兩種文明，走向了相似的文明演進歷程。這種文化底層，便是張光直教授所提出的「薩滿教」的宇宙觀。
其三，《尚書·呂刑》中記載了一次關於「重黎二神絕天地通」的 「宗教改革」；即，帝顓頊通過把天子與巫師的職能集於一身，而起到了強化天子權力的作用。
《國語·楚語》對這次「改革」進一步做了詳細的說明和解釋。一方面解釋了通天地的方法與工具；另一方面還點明了通天地的政治意義。從而體現出，商周時期 「君權」與「薩滿教」神權統一的本質。
在考古發掘中經常見到的青銅酒器，正是巫師在通天地時所使用的法器（巫師通天地時，要藉助酒來達到致幻的效果）；而大型青銅器同樣是處於宗教的目的而冶煉出的，都是最直觀的證明。
其實，這種文化基層與華夏文明間傳承關係的體現，還遠不止如此。
從考古學所提出的證據，看到的文化間的傳承關係
同樣，當我們立足與考古學所提出的證據，我們已然可以看到一個大致清晰的文化序列：從仰韶、龍山、、二里頭，直到殷商二里崗和殷墟期的文化。在這個文化序列中，難免地存在著一些文化上的差異，然而其文化傳承的脈絡是不容置疑的。以至於，李學勤教授便從中發現了我們的漢字經由陶器刻畫符到甲骨文的演變。
這些都足以證明，西方文明的因子對華夏文明的產生所起到的作用，其實是微乎其微的。當然，對於某些學者所提出的，小麥、青銅器在華夏本土獨立起源的學說，錢君也不太能夠認同。
小麥、青銅器在華夏本土獨立起源說的否定
正如二戰後期的美國，向日本本土的廣島和長崎投放了「小男孩」和「胖子」（為避免平台不給予收錄，只用別名代指，相信大家能夠明白錢君所指），這種基於愛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發展來的技術，首先在美國獲得了突破。隨後在俄羅斯、中國，也出現了這一技術；在我國，我們將這一技術的成果被稱之為「邱小姐」。毫無疑問，我們的「邱小姐」，和美國的「小男孩」、「胖子」，均是獨立發展起來的技術，然而其理論的基礎卻又都是源自愛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的。如果沒有美國的「小男孩」，還會不會有我們的「邱小姐」，這是很難去講得清的。
同樣的道理，也體現在農作物的馴化上。首先，基於地理氣候條件的不同，各地區可供馴化的農作物品種已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其次，農作物的馴化又是一個及其漫長的過程，怕是總要幾百年，才能夠實現的。與之相對應的是，一種農作物一旦在某一個地區取得了馴化的成功，其波浪式地推進傳播的速度卻是極其驚人的。
錢君以為，與其對以上兩種「天塹」視而不見；倒不如用心地去發現，我們華夏文明在萌發的過程中，與西方文明所經歷的截然不同的演化歷程。再去看這歷程中，是否存在著這種舶來的文化所遺留下的印記；或者，這種印記到底有多重。
中西方文明演化過程中的差異
與我們普遍採用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美國考古學界普遍採用的，是埃爾曼·塞維斯的「四個聯盟」階段。當肯特·V.弗拉雷利為其「四個聯盟」中「國家」進行定義的時候，提出了「國家」（可同視之為文明）的兩個先決條件：首先，在國家的組織上，由地緣關係取代了原有的血親紐帶；其次，合法的暴力機構。
當我們用這兩條標準，去界定我們歷史上「國家」出現的歷史時期時，我們會驚訝的發現，直到「商鞅變法」之後，才真正的出現了西方標準意義上的「國家」。可見，中西方之間文明的演變是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的。
事實上在我們古代社會中，我們的血親關係不是趨於淡化的，而是在逐步加強的；甚至於，當我們華夏文明起源時，在階級分化和財富積累過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我們古代社會中的階級分化和財富的積累，其實是巫師們通過對祭祀法器的獨佔來實現的；在西方社會，文明的演變卻是建立在生產工具的革新、交換的發展上的。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不能忽視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對於文明的演變所起到的推動作用；當然，這樣的說法也並不意味著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認可，這種推動作用是由舶來的西方文化因素實現的。
相對閉塞的地理因素，為華夏文明的萌芽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事實上我們華夏文明的起源，是在一個相對閉塞的環境中發生的；在我們今天的地圖上，可以很直觀地體現出來；這種地理環境的優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從今天考古發掘中所見的，華夏文明「滿天星斗」式的多地起源說越來越被更多的教授學者們所認可。便在這廣闊的天地間相互碰撞，進而孕育出了華夏文明。
最直觀的體現，便是黃河流域的夏商周三代。
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如後世朝代間更迭的關係；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三代其實是平行發展的。即：在夏王國的中後期，商王國已經作為一個獨立的諸侯國而存在了；同樣，在商王國時期，夏王國雖然喪失了其作為共主的地位，也依然作為商的一個諸侯國延續了下來，而周王國也在商代的後期，以商統屬下的一個諸侯國的形式開始嶄露頭角。
我們所看到的，三個王國之間通過鬥爭與交融，進而推動三代時期華夏文明進步的歷程，這一事實；正體現了，在更早的歷史時期，華夏文明初現時，正是這一地域內諸多「大同而小異」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進而推動華夏文明的產生，這一歷程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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