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對曹髦之死，是如何「粉飾」的？

公元260年，曹魏「三少帝」中的第二個皇帝——曹髦在「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的情形下起兵，並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曹髦死後，時人通常以其登上帝位之前的封號——高貴鄉公來稱呼他。至於陳壽，端人碗受人管，吃人飯看人臉，因此他從司馬氏的角度出發，以輕描淡寫的方式將曹髦之死的歷史細節輕輕帶過，《三國志》中僅有「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寥寥十二字而已。

《漢晉春秋》中較為完整地記載了曹髦之死：曹髦與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謀划起兵，王沈、王業出告司馬昭此事。之後曹髦率領僮僕「鼓噪而出」，與司馬氏一黨的中護軍賈充戰於南闕下，並最終死於成濟之手。曹髦之死並不是司馬氏控制下的曹魏的必然產物，換言之曹髦之死對司馬氏而言更像是一場意外。

首先，從高平陵事變以來曹魏演進而言，司馬氏通過高平陵事變，誅殺夏侯玄、李豐等人、廢少帝曹芳等一系列事件基本上肅清了曹魏的反司馬氏力量。司馬氏長期以來習慣於採取架空或者利用曹魏皇權，而非暴力侵犯皇權的方式獲取利益；其次，從司馬氏操縱下的曹魏少帝角度看，當司馬氏集團發現在位的少年天子出現反司馬氏趨勢時，多傾向於廢黜舊帝另立新帝，對於除皇權幾乎一無所有的少帝而言，被剝奪皇權實際上就意味著其政治生命的結束。

最後，我們可以從司馬昭得知曹髦的死訊後「大驚，自投於地」的反應中判斷出，對於司馬昭個人而言，曹髦之死的確屬於意外。曹髦作為三少帝中唯一「能不墜祖風」的「當塗兒孫」，以其生命為代價，打破了司馬氏自高平陵事變以來苦心構建的常規。弒君使得司馬氏實質統治的合法權受到質疑，這種踐踏皇權的行為對司馬氏代魏後重建皇權也會起到負面影響。除此之外，弒君的罪名也使得司馬氏背上了沉重的政治道德包袱。當曹髦的死訊傳來，其「天下其謂我何」。

如此一來，司馬氏勢必需要對曹髦之死做出恰當的應對以趨利避害。其總體目標是希望將「脫軌」的政局拉回正軌，當然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曹髦之死是兩方面力量——弒君者與其所弒之君——碰撞的結果，而欲平息曹髦之死帶來的波折，司馬氏也需要解決兩個相互關聯的難題——如何看待被弒之君以及如何處理弒君者。換言之，司馬氏需要將弒君的行為合理化以洗脫自身的罪名，只有將曹髦描繪成一位昏君，司馬氏才能將自己從弒君者轉化為心存社稷的大魏忠臣，只有否認曹髦的皇統，司馬氏才能另立一位更為軟弱的曹氏子孫扮演禪讓發起者的角色。

司馬氏首先操縱當時的太后——郭太后（曹髦名義上的母親），以太后令的形式對曹髦之死做了官方定性。郭太后令對於曹髦道德的污名化描述、對於大將軍司馬昭在此事中功勛的讚美，正是為解決曹髦之死給司馬氏帶來的問題而存在的；其次，郭太后對曹髦的葬儀做出了「以民禮葬」的確定，這可以被認為是曹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禍」形象的必然結果。但是，在曹髦下葬時，圍觀的百姓依然將其視作天子並掩面而泣。顯然，那一屆的百姓不好糊弄，曹髦的天子身份並不因司馬氏的污名化宣傳而消失，這就意味著司馬氏弒君的罪名將長久地成為其政治污點；最後，司馬昭又利用宣傳手段，將自己構建成一個為大魏社稷被迫反擊的忠臣形象，從而使自己從「弒君之首」的幕後控制者搖身一變成為了「恨鐵不成鋼」式的股肱之臣，這種策略我們可以稱之為「粉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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