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風暴之後，政治與嬉皮士成了戛納的主角
《逍遙騎士》劇組在戛納街頭。
1968年，因為受「五月風暴」運動的影響，戛納電影節中途戛然而止，開了歷史先河。1969年的戛納電影節，情況又如何？秩序有否回復正常？五十年後的今天，不妨再稍作回顧一下。
1968年5月的戛納電影節，因為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路易·馬勒、羅曼·波蘭斯基、阿倫·雷乃、米洛斯·福爾曼、克勞德·勒魯什等導演的聯合抵制，提前四天便宣告閉幕，而且並未評選金棕櫚得主。為避免次年再出現這樣的狀況，當年9月，戛納方面就聯合法國文化部下屬的電影局，與新成立不久的法國導演協會(SRF)開始磋商會談。後者由羅伯特·布列松、雅克·里維特、克勞德·勒魯什等人發起成立，旨在「聯合法國導演力量，捍衛藝術、道德與職業自由」。導演協會提出，要求戛納主席下台，改由電影人組織集體掌權，評審團機制也要改革，應由大眾來做評審。同時，他們提出了要在戛納辦自己的電影節。按照他們的說法，這將是一個面向全球電影的更為自由的電影節，從運營到選片，全由導演協會自己負責。
一年之後，戛納電影節如常召開，但變化在所難免。最明顯的區別，在於它又多了一個同期、同地開幕的競爭對手，也就是所謂「導演自己的電影節」，即「導演雙周」。
第一屆「導演雙周」一口氣選了65部電影，來自25個國家，放映地點是戛納市中心的雷克斯電影院（Rex），免票入場。有趣的是，不知是出於陰謀還是善意，戛納電影節主席羅貝爾·法弗雷·勒布雷（Robert Favre Le Bret）在雷克斯電影院的場地協調方面，為「導演雙周」出了不少力，緩和了與法國導演協會的關係，也強了自己仍是戛納電影節老大的形象。
1969年5月，兩個電影節同時在戛納召開。數日之前，戴高樂忽然宣布辭職下台，全法蘭西的焦點都集中在了政壇的風雲突變，戛納已在報紙版面上靠邊站了。這一年的戛納評審團主席，組織者有意挑選了政治立場明顯左傾的義大利人維斯康蒂（1963年，他憑藉電影《豹》奪得戛納金棕櫚獎，該片主演正是今年戛納終生成就獎的得主阿蘭·德龍），明顯表現得比之前一屆更順應時代潮流。
丹尼斯·霍普憑藉《逍遙騎士》拿到那一年的最佳處女作獎。
選片方面，1969年金棕櫚獎的參賽作品包括有巴西新電影運動旗手格勞貝爾·羅恰的政治片《安托尼奧之死》、義大利人馬可·費雷里充滿顛覆性的《迪林格爾之死》、美國自導自演的丹尼斯·霍普的公路片《逍遙騎士》、英國導演林賽·安德森響應巴黎學生運動的《如果》。
為了嚮導演協會示好，勒布雷主席還挑選了去年參與大鬧戛納的路易·馬勒導演的新作《加爾各答》。在被媒體問到為什麼去年抵制戛納而今年又欣然參賽的問題時，馬勒回答：「電影節就像是電話，你可以批評它，但也得承認它是一件有用的東西。」
這一年最吸引眼球的參賽片非《逍遙騎士》莫屬。銀幕上或風馳電掣或醉生夢死的彼得·方達、丹尼斯·霍普和傑克·尼科爾森成了戛納街道上那些來自世界各地、深受嬉皮士文化影響的年輕人崇拜的偶像。
5月23日，電影節閉幕，評審團主席維斯康蒂將金棕櫚大獎授予了《如果》，表現罷工事件的瑞典影片《阿達倫31》獲得相當於第二名的評審團特別獎，當初該片在戛納電影宮首映的時候，導演波·維德伯格等人曾因為在影院內抽煙而被保安驅逐。由科斯塔-加夫拉斯執導、同樣涉及政治主題的《焦點新聞》拿到了相當於第三名的評審團獎，男主角讓-路易·特蘭蒂尼昂還拿到了戛納影帝。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那一年還有另一部作品同時入圍戛納——埃里克·侯麥的《慕德家一夜》。但在政治風氣濃郁的1969年，這部關於小情小愛的話癆電影，完全沒能獲得觀眾、媒體或是評委們的任何肯定。而在五十年後的本屆戛納電影節上，修復版的《逍遙騎士》將做特別紀念放映，79歲的彼得·方達將重遊昔日他曾縱情享受過膜拜與酒精的故地。當年與戛納分庭抗禮的導演勒魯什，今年也帶著新片《最美的年華》（Les plus belles années d"une vie）——也是他斬獲金棕櫚獎的作品《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53年後推出的續篇，來到戛納做首映。
另一方面，五十年來，「導演雙周」中誕生了《窮街陋巷》、《感官世界》、《天譴》、《感官世界》、《飲食男女》等多部經典。時至今日，雖然它的放映場地已經移師距離戛納影節宮不遠處的海濱大道電影院（Theatre Croisette），但它始終沒有成為戛納的附庸，其推崇的「不設任何限制，不管是意識形態還是技術層面，要面向全世界的電影」，也依舊吸引著電影人、媒體及影迷的目光。比如今年的入選作品之一——由羅伯特·艾格斯執導的黑白影像的恐怖片《燈塔》（The Lighthouse）就在《好萊塢記者》、《每日電訊報》等多家媒體評選的戛納必看作品名單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