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哪部寫得最好？哪部最差？
二十四史的說法源自乾隆皇帝，總計四千多萬字，記載了黃帝到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千年左右的歷史。
二十四史是我國寶貴的精神財富，除了前四史之外，只有一部新五代史屬於私人撰寫，出於眾人之手的史書儘管卷帙浩繁，可即便是同一部書的某些篇章水平也是略有不同，所表述的東西也不能一以貫之。
在二十四史之中，若論文學水平和史學水平，史記和漢書可以並稱第一，而且各有千秋。
自《史記》和《漢書》問世之後，關於兩者孰高孰低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有的人褒《史記》貶《漢書》，有的人褒《漢書》貶《史記》。唐代著名的史學家劉知幾就批評司馬遷：
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
而宋代的史學家鄭樵對《漢書》有過激烈的批評，他認為班固寫史：
······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
總之唐以前更重視《漢書》，宋以後更看重《史記》。宋代著名的大儒朱熹將所藏《漢書》44部送白鹿洞書院，希望學者們可以耐心研讀。
我們今天再來閱讀《史記》和《漢書》的時候，將二者並列是毫無問題的，那麼兩者之間有哪些細微的區別呢？我試著舉幾個例子說明一下。
同樣是寫項羽的傳記，《史記》中有《項羽本紀》，漢書中有《項籍傳》，雖然班固所寫全部來源於司馬遷，但是偶爾還有剪裁。項羽取得巨鹿之戰勝利之後，史記這樣描寫：
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同樣的描寫，在《漢書》之中，就變成這樣：
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司馬遷連用三個「無比」，看似啰嗦，實際上加強了楚軍的氣勢，突出了項羽的勇猛，而在班固這裡，行文雖然簡潔，氣勢卻是輸了司馬遷一籌。
當然班固也補充了很多史實，《史記·高祖本紀》裡面沒有記載劉邦是如何稱帝的，而在《漢書·高帝紀》更加清晰的寫出了劉邦繼位的始末：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泛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還有很多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比如蕭何的傳記本來很是簡略，《漢書》卻加進去很多事件，並沒有進一步對蕭何的性格進行補充式的描寫，所以有的人喜歡，有的人就不喜歡。
《史記》和《漢書》除了寫法有不同見解，作者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嘲笑。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這樣評價司馬遷：
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
前一段是諷刺司馬遷太過於看中社會的底層以及當時環境下不太受關注的一些細枝末葉，後一句是諷刺司馬遷不識時務，即便讀了那麼多歷史，也沒有吸取教訓，遇到事情全身而退。
而班固自己的下場又是如何呢？
范曄在《後漢書·班彪傳》寫道：
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意思是說你嘲笑司馬遷不能用自己的才智豁免罪過，你不還是一樣讓自己死在牢獄之中。
至於哪部編寫的最差，很多學者一致認為是《元史》。
實際上很多正史在面世之初都曾遭到過非議，魏齊寫的《魏書》一度因為借修史酬恩報怨而飽受批評，而且書以東魏北齊為正統，不為西魏三帝立紀，甚至將劉宋的南朝稱為島夷。到了隋朝，文帝和煬帝都曾經想著重新修「魏書」，最後只能不了了之，《魏書》得以流傳到今天；今天看到的《晉書》是李世民下令編修的，原本流傳的十幾種「晉書」被取代了。《晉書》的編纂多採用志怪之事，雖然歷代史書在描寫開國之君的時候，不免會有神話色彩，但是《晉書》的這種色彩太濃重，歷來為人詬病，實際上，《晉書》的這種色彩，從側面反映了兩晉的時代特徵，更能看出兩晉時期崇尚玄談、崇信老莊的時代背景，同時為佛教在中國開始大面積流傳提供了一個解釋的原因；《舊唐書》成書倉促，有很多史實錯誤，但是由於它成書距離唐代時間短，保留了很多寶貴的史料，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歐陽修等人修編的《新唐書》出世之後，也未能將《舊唐書》取而代之，也能解釋為何司馬光後來修編《資治通鑒》多取材《舊唐書》而非《新唐書》；《宋史》《金史》和《遼史》都是元朝修訂的史書，異常粗糙，很多事情前後不搭，有的人物有兩個列傳，有的傳記本來附在誰的傳記之後，結果沒有，但是這些書好處是抄自原始材料，最大程度保持了一手材料的原貌，就算文學價值較低，也是有較高的史學價值。
那麼為何眾多學者認同《元史》最差呢？
《元史》修編開始於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二年，朱元璋急於確立自己奪得江山的合法性，所以在自己登基第二年就開始號召修《元史》，而且朱元璋要求史官「直述其事，毋溢美 ，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元史》以元朝的《十三朝實錄》和《元經世大典》為基礎，任命宋濂為負責人，由於缺少元順帝實錄，修書只能擱淺；接著朱元璋又派人收集史料。洪武三年明太祖再次繼續修《元史》，二月六日到七月一日，《元史》粗成，成書僅用331天。
乾嘉三大家之一的錢大昕說：「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錢大昕可是通讀過二十四史的人，他的話應該很可信。
清代汪輝祖寫了一本《元史本證》，書中指出《元史》中多項錯誤。例如：
如速不台與雪不台本是一人，完者都與完者拔都是一人，石抹也先與石抹阿辛是一個人，《元史》中都列有兩傳。再者，譯名不一，如八思巴，又譯八合思八、巴思八、八合斯巴等。
錢大昕有志重修元史，可惜未果。
即便是這樣，《元史》的地位依舊沒有辦法改變。到了民國時期，曾任大總統的徐世昌有感於《元史》粗糙，決定重新修訂，於是有了《新元史》，書中增補了許多列傳，原來《元史》沒有記載的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等，《新元史》皆一一列傳。
至此，中國正史由原來的二十四史變成了二十六史（加上清史稿、新元史）。
作為記錄中國發展脈絡的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是無數人想要讀完卻沒能完成的任務，人們對於讀完二十四史的嚮往，也說明的國人對於歷史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