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青年變革者——梁啟超

撰文：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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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是許知遠積澱多年的轉型之作。梁啟超生逢變革時代，他是近代轉型的積极參与者，同時又是中國現代思想學術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許知遠試圖將這位偉大人物的思想與性格、希望與挫敗，內心掙扎及與同代人的爭辯呈現給讀者。在搜集、閱讀海量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同時，許知遠追尋梁啟超的足跡，到其出生地新會、求學地廣州，及北京、上海、日本橫濱等多地探訪歷史現場，尋求歷史與現實之間隱秘而有韌性的關聯，藉此展現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

《青年變革者》述及梁啟超求學、進京趕考、師從康有為、結集同道、上書清帝、辦刊《時務報》，及至戊戌政變前夜。許知遠以深入歷史細部的精準筆法，描摹出時代變局下樑啟超飽滿立體的個人形象和生動多維的時代群像。

引言：逃亡

一個青年匆匆闖入日本駐清公使館。他額頭寬闊，鼻樑挺直，面色焦急，要找代理公使林權助。這一天是1898年9月21日午後，陰，炎熱異常，北京秋日的清爽尚未到來。

日本公使館是「一棟單層磚木結構的平房……正立面七開間，中砌磚作拱券式的大門」，帶有明顯的歐洲古典主義風格，門頂檐上的女兒牆上又砌了三角花。它的設計者片山東熊曾入讀東京帝國大學，是日本最早接受西方訓練的建築師之一。

公使館的建築風格也是日本身份的另一種隱喻：渴望西方卻仍深植於東方。它所處的東交民巷正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縮影。它的歷史足以追溯到元代，南方稻米經由大運河運到此處交易，因此得名江米巷。到了明代，一些重要衙署、王府與寺廟開始在這裡興建。專門學習外國語言的四夷館也設立於此，「特設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維吾爾）、緬甸八館……又增設暹羅（泰國）」，這是中華帝國眼中的異域世界，外來者總是朝貢者，臣服於帝國的繁盛與文明。由於「江米」與「交民」讀音相近，巷子逐漸被稱作「交民巷」，又變成了「東交民巷」，它不再僅指一個巷子，而是一片區域。清代的東交民巷更為喧鬧，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都在巷子西口，而兵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翰林院則在另一端。

巷子的意涵在19世紀後半葉再度發生改變。圓明園被一把大火燒毀之後，清帝國終於同意英國與法國在北京設立使館，這意味著中國人與外部的關係已徹底轉變。這些「野蠻人」與昔日「四夷」不同，他們更強大，還有自己獨特的文明。

英國與法國之後，俄國、美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義大利、奧匈帝國先後到來，建立使館。這條曾經用作稻米交易的狹長巷子，如今變成了一個西方建築、生活方式的展覽場，空氣里經常飄蕩著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先生著名的銅管樂隊演奏的曲子。與上海、福州、寧波、廣州的租界不同，這裡沒有治外法權，仍被包容於北京的生活中，使節與夫人們也常抱怨北京道路的泥濘與腐臭。

日本公使館是東交民巷的後來者。儘管早在1871年中日就已建交，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日本使館要麼在寺廟要麼在租借的民房中暫時棲身——這也折射出中國對日本的態度：尚未將其看作一個平等的國家。直到1886年，日本終於在東交民巷有了一席之地。接下來的十二年中，公使館目睹了中日關係的戲劇性轉變。日本不僅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還成了清朝革新者們模仿的對象。日本公使曾為覲見皇帝焦灼不已，皇帝如今則充滿期待地等待著下野的伊藤博文的到來。

這位匆匆進入使館的青年，也是一位革新者。「他臉色蒼白，悲壯非常。我判斷事體極為不尋常」，多年之後，時任使館參贊的林權助回憶。林權助認識這個年輕人，他是夏日北京活躍的維新者中的一員，名叫梁啟超，他的老師康有為更是有名，曾專門給皇帝上呈關於明治維新的著作。

林權助把梁啟超請入房間，開始筆談，漢語是彼時「東亞的拉丁語」，是通用的書面語。「仆三日內須赴市曹救死，願有兩事奉托，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林權助覺得這樣交流太緩慢，按鈴叫翻譯官進來。梁啟超隨即寫道「筆談為好，不必翻譯」，接著寫下「寡君以變法之故，思守舊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願易之，觸皇太后之怒……」

此刻，翻譯官走了進來，對話加速起來。梁啟超乞求，日本出面救助光緒帝與康有為，他自己準備迎接死亡，「我如被逮捕，三天之內會被殺」。

這個場景必定令林權助深感震撼，以至於將近四十年後仍能栩栩如生地回憶起來。其細節或有出入，情緒卻異常飽滿。這也與林權助的個人經歷相關，這位面頰修長的外交官剛剛三十八歲，明治維新時他正是少年。他的祖父與父親都死於倒幕之戰，且站在失敗的幕府一邊。他運氣甚佳，被戰勝一方收養，並有幸進入創建不久的東京帝國大學就讀，畢業後進入外務省，被派往中國煙台、朝鮮與英國倫敦，是同代人中最有經驗的外交官之一。比起回國度假的公使矢野文雄，他的視野與決斷更勝一籌。他體驗過北京維新的熱浪，還為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提過諸多建議。在這些中國維新者身上，他不難看到日本志士的身影。

林權助允諾梁啟超，努力去辦他交代的兩件事，並勸他：「你不必死。你好好思考，必要時隨時到我這裡來。我會救你。」

梁啟超離去後，林權助向正住在公使館的伊藤博文匯報，這位明治維新的重要締造人剛卸任首相，中國遊歷計劃正在進行，此刻恰在使館。「我完全明白了。梁這個年輕人了不起。真是令人佩服。」伊藤感慨道。

夜晚，使館門口一陣嘈雜，接著梁啟超闖了進來。伊藤要林權助救助梁啟超，「讓他逃往日本。到了日本以後我來幫助他」，「梁啟超這個年輕人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奢侈的靈魂」。

留在公使館的梁啟超，當夜必定難眠。這是充滿慌亂與恐懼的一日。早晨，太后宣布訓政，收回皇帝手中原本就很有限的權力。她頒布的首道政令就是捉拿康有為兄弟：「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蔘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康有為的支持者御史宋伯魯也「即行革職」。

康有為因稍早離開北京，躲過了一劫，康廣仁則在南海會館被捕。一時間流言四起，據說康有為的另一位支持者、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的家也被抄了。在京城的茶館中，人們紛傳皇帝設謀加害太后，且引外人相助，太后因此才再度垂簾。

康有為和梁啟超

已預感到大禍將至的梁啟超，當日早晨正在瀏陽會館與譚嗣同「對坐榻上，有所擘劃」，這時「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他們連忙拜訪李提摩太，想做最後的努力。多年來，這個操著山東口音的英國傳教士以促進中國變革為己任。三人隨即商定尋求國際力量，容閎去拜訪美國公使，李提摩太去找英國公使，梁啟超則前往日本使館。但美國公使進了山，英國公使正在北戴河度假，只有梁啟超找到了林權助。

除去給他提供個人庇護，日方拿不出更具體的方案。梁啟超或許也被某種羞愧左右，他無法解救陷入危險的皇帝與老師，還躲避起來。翌日，這種羞愧更為加劇。

譚嗣同八月七日進入公使館，隨身攜帶了著作與詩文、家書的稿本數冊，請求梁啟超保存。他勸梁東渡日本，自己則選擇留下，並以程嬰與杵臼、月照與西鄉這兩個例子來慰藉梁與自己，分別通過一死一生來踐行理念。在另一則更為生動的回憶里，譚嗣同還說，海外有很多廣東華僑，梁啟超可以鼓動他們，建立新的變革基礎，而自己作為一個言語不通的湖南人，發揮不了作用。說完這些，他們「遂相與一抱而別」。

對於林權助而言，這也是個充滿考驗的時刻。收容梁啟超的決定，並未得到日本外務省的許可，林尚不知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態度。八月七日，他發電給外交部，談及政變的發生、被通緝的康有為、張蔭桓府邸的被圍。他意識到持續了整個夏天的變法終結了，「皇帝陛下最近數月間已成改革運動之中心，經如此之變故，其權勢應有所削減」。他沒提梁啟超正在使館內躲避。

時間意味著新的危險，對梁啟超的通緝尚未到來，卻隨時可能發生。當天，林權助請鄭永昌（日本駐天津領事，據說還是鄭成功後人）護送梁啟超離開北京，計劃先乘火車抵達天津，再搭商船玄海丸前往日本。離開公使館前，梁啟超做出人生另一個重大決定，他剪掉腦後的辮子，並換上了西裝。或許維新者私下談論了很多次斷髮易服之必要，但真的發生時，內心恐怕也不無掙扎，它畢竟意味著公開成為反叛者。

梁啟超隨鄭永昌走出使館時，看上去就像個日本人，中國僕人緊隨其後。當天下午三點，火車開赴天津。在紫竹林車站，等候在此的日本領事館翻譯井原真澄發現，同行者中還有「一個穿西裝、用手帕遮著鼻子的男士和中國的僕人」。他問鄭永昌此人是誰，卻沒得到答案，只是被命令要警戒前後。回到領事館後，他才知道，原來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啟超。

他們將梁啟超藏在領事館二樓，一切需求由僕人代辦。井原真澄隨即發現，不斷來訪的天津變革者說，梁啟超已經下落不明，還請他設法相助。李鴻章建立的洋務事業在天津催生出一個維新群體，其中很多人來自廣東，「都很熱衷於思想和政治的革新」，對伊藤的到訪抱有很大的期待。政變消息早已傳得沸沸揚揚，他們慶幸康有為躲過一劫，但一定想不到梁啟超正在樓上。

在八月八日的電報中，林權助向東京彙報整個事件：「主張改革的梁啟超因怕可能隨時被捕而來到本館，需求保護。他住了一晚上。由於害怕清國會產生懷疑，我勸他在逮捕他的命令下達前離開北京……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而我允許他在本館住一晚上也不至於給清國政府留下任何罪名。如果他在路上還沒有被捕的話，幾天後，他將乘玄海丸從天津赴日本」。他強調伊藤正住在使館，「當前的這種政治局勢迫使我要求這麼做」。他期望得到2000元電匯電信費，還有1000元的津貼費，作為機動費用。

他同時致電鄭永昌與駐上海領事諸井六郎，要求「高雄艦、大島艦的艦長由此奉命與你們一起觀察近日的事態發展」，高雄艦正在上海，大島艦則在天津大沽港。

大隈重信支持了林權助的決定，還在同一天發電報給聖彼得堡與倫敦的日本使館，通報了北京的政治新動向，令他們探聽這些國家的態度。

梁啟超躲藏在天津領事館時，氣氛已經變得越發緊張。八月九日，新的上諭到來：「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弟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

對梁啟超的通緝令也隨即到來，在北京捉拿未遂後，朝廷又電旨兩江總督劉坤一在上海緝拿。八月十日，上海道台蔡鈞搜捕了已改為官書局的大同譯書局。所幸，住在其中的梁寶瑛、梁啟勛及李蕙仙聽聞北京消息後，已於八月七日（9月23日）返回廣東。

天津領事館意識到，讓梁啟超等到四天後再登玄海丸就太危險了。八月九日晚九點，鄭永昌與另兩個日本人陪梁啟超由紫竹林搭船前往大沽，他們化妝成打獵的樣子，計劃遇到清兵盤問就說自己要去打鳥。在河上航行一段後，他們被一艘蒸汽快船追蹤，上面乘坐著持槍的清兵。十號凌晨兩點左右，他們終於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馬號士兵聲稱自己在追拿要犯康有為，懷疑康就在這艘船上。鄭永昌隨即抗議，說船上並無此人，拒絕搜查。士兵毫不理會，他們將繩索纏上這艘小船，準備將其強行拖回天津。逆行了兩百多米後，鄭永昌斥責這些士兵非法，又一輪爭辯後，快馬號同意回天津向總督府彙報，同時派一隊士兵登上小船，以護送之名前往塘沽。大約七點，小船抵達塘沽港，恰好與日本大島號軍艦相遇。鄭隨即揮帽，軍艦也放下快艇迎接他們。清兵感到不妙，乘坐路過的一艘清國船離去，不願再談。鄭永昌登上軍艦後，留下樑啟超，自己前往塘沽火車站。

經過這驚魂未定的一夜，梁啟超甚至來不及喘口氣，新危險就再度湧來。第二天八點，又一隊清兵登上大島號，聲稱要追捕康有為。派遣者正是袁世凱，因榮祿奉旨入京，他暫時署理直隸總督。「該華人年約在三十以內，似非康犯，或為康黨」，袁世凱在八月十一日給總理衙門的電報中寫道。一天後，他又在電報中更詳細地描述情形，稱派往查看的洋員魏貝爾在查詢時，大島艦主「堅不肯認，佯不知康犯」，而經過一番訪查後，魏貝爾發現船上「實有華人一名，年紀甚輕，已剃髮改裝。究系何人，無由確查」。

很快，9月26日，大島艦上又來了一位逃亡者。王照是梁啟超的朋友，也是一名活躍的維新者，但與康有為、梁啟超不無分歧。他兩日前被以「莠言亂政，奸黨竊權」的名義彈劾，同樣被日本人所救。這是涕淚交集的相遇，在這天崩地裂式的悲劇面前，之前的分歧變得毫不重要。他們對外界所知甚少，不知同志們是生是死，同樣不知光緒皇帝會面臨怎樣的命運，革新的中國又會如何。

他們決定給伊藤博文與林權助寫「泣血百拜」的書信，目之所及，似乎唯有這兩位外來者才可能提供某種幫助。「啟超等憂患餘生，所志不成，承君侯與諸公不棄，挈而出之於虎狼之口，其為感激，豈有涯耶」，他們先是表達了感激之心，接著開始擔憂光緒的境況，相信外界謠傳的光緒患重病的消息只是有意的構陷，皇帝可能被謀害了，因為他在幾個月的變法中一直表現得生氣勃勃。他們請求日本聯合英美諸國，或者致信慈禧太后和總理衙門，要「揭破其欲弒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如」。他們甚至說，諸國干涉或許會導致亡國，但比起俄國庇護下的滿洲政權導致的「亡國」，寧可要日、英、美維持下的亡國。他們還懇求伊藤，代為救助身陷獄中的譚嗣同、徐致靖、康廣仁等人，因為中國「風氣初開，人才甚少」，他們這些「血性男子」之中，或許就有西鄉隆盛式的豪傑，若被「一網打盡，敝邦元氣無付之士」。落款處是「啟超，照，又拜」。

自序：一個青年變革者

一

梁啟超正盯著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由中間清晰地分開，豎領白衫漿得筆挺，系一條窄領帶，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

這該是他三十歲左右的樣子，拍攝地可能是橫濱、墨爾本或是溫哥華。他動員散落在世界各處的華人商人與勞工捐獻資金，組織起來，營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幾年前，他還是個腦後拖著長辮的舉人，如今已經展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風貌。

在城市之光書店的書架上，梁啟超與絡腮鬍須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以及一位裹頭、皺眉的男子並列在一本書的封面上。我翻開書，得知裹頭男子名為哲馬魯丁·阿富汗尼，一位來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們三人是20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國的瓦解與西方的壓力，分別以不同方式幫助祖國重獲自尊。

它引發了我的興趣。這是2013年深秋，我剛過三十七歲，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想尋求一種更遼闊與深沉的表達，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一帶也是這種尋求的一部分。隨之而來的閑暇里，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成了消磨時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歡它豐富的世界文學書目，二樓poetry room的寂寥，以及櫥窗上凱魯亞克的黑白照片。這家書店不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發源地，代表著自由不羈的文學趣味，還身處兩個世界的交匯地。它背後的唐人街的歷史足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大批廣東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來到這裡，成為這座城市的最初締造者之一；斜對面是「小義大利」，在那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連的小咖啡館裡，黑咖啡與老式點唱機尤其令人著迷。

與梁啟超的偶遇，特別是他目光之堅定，令這種模糊的尋求清晰起來。為何不寫一部他的傳記，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呢？它肯定足夠遼闊與深入，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緊密相連。

二

當梁啟超1873年生於廣東一個普通的鄉村時，清帝國正處於最後的平靜時期；當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時，帝國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國仍處於動蕩之中，儘管他昔日的政治對手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社會變革席捲了每個角落：昔日的纏足女人走入學堂，探討「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閱讀報紙、雜誌成了日常習慣，人們在茶館裡、飯桌上談論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戲台上的名角們將《定軍山》《長生殿》留在電影屏幕與密紋唱片上；因為火車、輪船、電報的普及，再遙遠的鄉村都可以感到時代之脈搏。思想的變化更是驚人，儘管很多人熟記四書五經，遵從三綱五常，如今卻宣布拋棄整個傳統，要寫白話文，追求個人自由。曾自成一個天下的榮光與傲慢被屈辱與自卑取代，人們饑渴、不無盲目地尋求日本、英國、德國、美國甚至印度的觀念的滋養。

梁啟超經歷著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极參与者。他是一位行動者，二十五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至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還是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幕後推動者。

他是個思想者，倘若你談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科學、經濟學、佛學、法學、政治思想、小說理論……幾乎沒有一個領域能迴避他的影響，他甚至往往還是開創者。他更是個書寫者，自1896年出任《時務報》主筆以來，他在三十三年時間裡，不間斷地寫下至少1400萬字，涉及時事批評、戰鬥檄文、組織章程、詩詞小說、學術專著、演講、人物傳記……幾代人如饑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20世紀的歷史性人物——陳獨秀、胡適、毛澤東——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讀者，並生活在他締造的傳統中。我就讀的北京大學其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他則是大學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進入新聞業後，他更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沒有誰能像他一樣，用筆與報刊參與了如此多的變革。

但我感覺，在歷史書寫中，他至關重要卻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與思想遺產仍強有力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他對現代中國的構建與想像還佔據著公共討論的中心，「新民說」仍是日常語彙，流行偶像則把「少年強則中國強」寫入歌詞。但他的思想與性格、希望與挫敗，他的內心掙扎和與同代人的爭辯，卻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現與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應進入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伏爾泰、福澤諭吉與愛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們身處一個新舊思想與知識交替的時代，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存在，喚醒了某種沉睡的精神。即使置於自己的時代，梁啟超也該進入全球最敏銳心靈的行列。這些人看到一個技術、民族主義、全球化驅動的現代世界的到來，在希望與掙扎中搖擺，梁啟超則從中國語境出發，回應了很多普遍性問題，對於科學、民族主義、個人精神都作出獨特判斷。但與用英文寫作的泰戈爾不同，他未被中國之外的讀者廣泛認知。

這種情況與近代歷史的動蕩和斷裂有關，也受困於中文歷史書寫的特徵。梁啟超自己也曾嘗試開啟現代傳記寫作，這一傳統從未真正紮根於中文世界，沒有一位中國人像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觀察約翰遜博士那樣描述一個人，更不會像愛默生一樣篤信「沒有歷史，只有傳記」。個人更像是歷史潮流的產物，而非自成一個世界。

這也與觀察角度有關。梁啟超常常僅被置於中國自身語境中敘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維度中，但他其實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擁抱者，在輪船、電報、鐵路、印刷術構造的現代網路中遊刃有餘。他在橫濱編輯的雜誌被偷運到國內，給一代人展現了嶄新的知識與思想。他的足跡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與歐洲，所到之處受到海外華人的熱烈歡迎，當地政要與新聞界對他趨之若鶩，認定他握有中國的未來。他在華盛頓會見了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紐約拜訪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請羅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訪問中國，在戰後的歐洲與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討現代性的困境。

三

2015年9月，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我寫下第一行字。接下來的三年里，這次寫作變成了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

這個旅程比想像的更為艱難。梁啟超的作品以及他參與的政治、社會轉型的廣度與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個人與時代之關係也難以把握。英國作家菲利普·圭達拉（Philip Guedalla）的警告始終在耳邊迴響：「傳記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區域，北面的邊界是歷史，南面是小說，東方是訃告，西方則是冗長沉悶。」

對於在西方思想與文學滋養中成長的我來說，漢學與宋學之爭、公羊學的興起是一片充滿荊棘的森林，甚至僅僅文言寫作就讓我頭痛不已。清代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終結時刻，是吃力而盲目地擁抱新潮流的一個開端。我受困於中國歷史書寫對個人情緒與性格的習慣性忽略，使得作為兒子、丈夫與朋友的梁啟超在個性的展現方面顯得過分單薄。

出於畏懼，最初的計劃被拆解成三部曲。這一卷有關他的早年歲月，從出生到戊戌變法的失敗，短短二十五年中，他從一個邊陲之地熟讀四書五經的少年，蛻變為將孔子改制與明治維新嫁接一處的年輕變革者。他的敏銳開放、自我創造與行動慾望，在這個時期展現無遺。他不顧功名等級的限制，拜入康有為門下；在上海的四馬路上，他駕馭印刷資本主義的新浪潮，成為一種新文體的開創者。他迫不及待地將思想轉化成行動，是公車上書的策動者之一，並在學堂中鼓動年輕人的反叛意識，隨後捲入百日維新的派系鬥爭。

不管梁啟超多麼傑出，未來將怎樣聲譽卓著，此刻仍是歷史的配角，作為狂生康有為的主要助手出場。在彼時的中國學術與權力地圖上，他們都是邊緣人。但邊緣賦予他們特別的勇氣，令他們成為既有秩序的挑戰者。這也是歷史迷人之處，即使人人都受制於自身環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脫穎而出，成為異端與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紀末的政治與文化轉型，不了解一個帝國晚期讀書人怎樣應考，怎麼理解外部知識，聽什麼戲，朋友間如何通信、宴請，審查之恐懼如何無處不在，你就很難體味這種反叛之價值。

地域特性就像時代氛圍一樣，給個人打上鮮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嘗了以陳皮製作的各種菜肴，一個夏日午後坐在殘留的廣州萬木草堂一角發獃；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像報館與青樓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宮殿小吃攤上，猜測梁啟超剛抵達長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閑坐，想像他與譚嗣同、夏曾佑熱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輪輪的拆毀與重建中，歷史現場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賴想像力，儘管它常不可靠。

寫作不可避免地帶著當代意識。在觸發這本書產生的舊金山，梁啟超也曾在一個世紀前到來。他四處演講，出席宴請，接見華人領袖，還品嘗了一種叫王老吉的飲料。他感受到這裡的人「愛鄉心甚重」「義俠頗重」，更看到了不潔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與現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憲、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國，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單衣——「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種「新民」、一套新的價值觀，任何變革都是無效的。一個世紀過去了，華人後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長，另一位買下了曾鼓吹排華的《舊金山紀事報》，這座城市開始熱烈期待引入中國投資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會感到梁啟超的一些憂慮與困惑仍頑強地存在著，能激起迴響，已經獲得富強的中國也在探尋某種內在與外在的秩序。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這本書是個避難所，我常躲入另一個時空尋求慰藉。在經常令人厭倦的寫作中，意外的驚喜也不時湧來。我感到自己日漸篤定，甚至生長出一種新的雄心。我越來越希望這三卷本的傳記成為一部悲喜劇、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我期望它能復活時代的細節與情緒，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當梁啟超成為聲名鵲起的主筆時，比他年長四十五歲的改革者王韜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看著自己一生呼籲的理念正展現在這個年輕人的報紙上；同樣閱讀這份報紙的還有安慶的少年讀者陳獨秀，二十年後，他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在1898年北京躁動的夏日裡，身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太平天國運動、甲午之戰的李鴻章，旁觀著康有為、梁啟超這兩個青年過分活躍的舉動，心中不屑卻又暗自欽佩。人性之弱點與光輝，個性之必然與命運之偶然，彼此交織。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歷史考驗面前也經常反目成仇，彼此疏離，然後在人生下一個路口再度交匯。

第一卷即將完成時，我讀到了博爾赫斯對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評論，在他眼中，閱讀這本書仿若「投身於並且幸運地迷失在一部人物眾多的長篇小說里。其中的人物是一代又一代，劇場就是整個世界，而其漫長久遠則是以朝代、征服、發現以及語言和偶像的嬗變來計量」。我很期待，這三卷本完成時，我的讀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這一卷中獲得，就請耐心地等待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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