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憑什麼要低人一等？這個中國人提出了一個概念早了西方兩千年

文史 05-18

都知道，《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它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劉向等人更是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有時《史記》中的超前意識會讓人產生這樣的錯覺：司馬遷莫非是站在時代之外的「史聖」。封建王朝素有「士、農、工、商」的階級偏見，但司馬遷對商人卻頗具好感，從未覺得商人階級低人一等。相反，他覺得商人作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地位與農、工、士一樣重要。

其實，在商朝時期，就已經有專門做買賣賺錢的群體。周朝滅商後，政府允許商朝遺民繼續做買賣，並稱之為「商人」，當時商人受嚴密監視，其後地位一度有提高，但到了商鞅變法時期，秦國嚴厲打擊商業，藉此提高農業的地位，後來，歷代封建王朝沿用重農輕商的政策。

並且，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因為商人可以迅速堆積起大量財富，從而可以積聚起足矣挑戰統治階級的力量，這也是封建帝王們所恐懼的。所以，士、工、農、商等級的確定，是統治者按其對自己統治的貢獻和危害程度來確定的。

政治上：重農輕商

文化上：儒家輕商

以至於，在中國的古代，自秦以後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

但是，司馬遷卻在自己的論述中，引用了《周書》中的一段話：「如果，沒有農民，國家就會缺乏糧食；如果，沒有工人，社會無法進行工事建設；如果，沒有虞人，國內的資源財富無人開採；如果，沒有商人，糧食、工事、財富將無法產生溝通。」

緊接著，司馬遷又說道：「這四種人（工、農、虞、商），是百姓生活所需的生產者。如果，將這四者的關係協調的當，發掘他們的潛能，不但國家會走向繁榮，每個家庭都會富足；如果，這四者之間的關係協調不當，無法發掘他們的潛能，那麼，國庫將會空虛，老百姓也會越來越窮。這就是貧窮與富饒的根源所在，正所謂『貧富之道』。」

之後，司馬遷又說道：「所以說，商品的價格一旦上漲到某種程度，就會自然而然地受到調控；商品的價格一旦跌落谷底，也會在短時間內復甦。正是因為這樣的商業規律，老百姓才會安居樂業，這就像是江河中流淌的水一樣，無需人力推動日夜流轉不停。長此以往，不需要浪費民生資源，老百姓會主動為國家做貢獻。難道這不是一種自然規律，不是一條真理嗎？」

可以說，司馬遷先生所闡述的道理，與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奠定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理論基礎的《國富論》如出一轍，該書的出版標誌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堪稱西方經濟學界的「聖經」。只不過，這兩個達成共識的人相距了兩千年，並且，司馬遷先生也並非經濟學家，他只是對「國富」這一概念給出籠統了論述。

雖然，司馬遷的理論並不全面，但是，其核心思想與《國富論》不謀而合。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早在兩千年前司馬遷就已提出這一思想，甚至，比外國人早了二十多個世紀。但是，在兩千多年的漢朝時期並沒有現代經濟學的專有名詞，所以，為了讓後人更好地理解「富國」的理論，司馬遷先生開始引用史實，強調商業發展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春秋時期，越王勾踐受困於會稽，勾踐採用了范蠡與計然的發展方針。這兩個人不但重視「農業為本」的商業理論，同時，也強調了商業的重要性。所謂農商不過是按照自原始社會以來的出現順序排序，二者之間並沒有輕重之分。如果商業流通環節出現問題，物質與資產像一潭死水一樣無法流動，國家就無法積蓄財富。如果人類的農耕事業出現問題，農作物不生長，百姓難以溫飽，商業就無從談起。

只有農業與商業齊頭並進，統治者調控物價，使之保持平衡，自然能讓市場經濟繁榮，國家就會朝著好的方向發展。那麼，如何調控物價，掌握商品貴賤的關係呢？任何貨物只要超出它的原有價值，就應該向低調控，反之亦然。統治者要在物價高漲時及時將貨物拋售，這樣既能夠降低物價，又可以保證利潤；而物價低迷的時候，統治者不妨囤積貨物，低價買入，這樣既能使物價恢復到正常水平，又能節約成本。

可以說，正因為越國調控了物價，按照范蠡的思路運營了十年，果然國庫充盈，百姓富裕。越王給戰士開出優厚的條件，越國士兵甘心為越王賣命，這才一舉擊敗了強敵，讓越國走向稱霸之路。」

隨後，司馬遷又引用了白圭致富的例子：

「魏文侯時期，李克一心一意地發展農業，將所有資產全部投資在農業發展上。而白圭則觀察形勢伺機而動，當穀物豐收價格低廉時，白圭大量購進穀物，修建糧倉，用絲綢等貴重品從農民手中換取糧食。而蠶繭大批量上市時，白圭又用屯糧換取蠶絲。

白圭平日里生活節儉，吃簡單的飲食，從不飲酒，穿普通的衣服，與奴僕同甘共苦。白圭將所有財產全部用於投資，一旦時機成熟，就會像野獸捕食一樣迅速出手。沒過幾年，白圭的資產就超越了李克。」

當然，現代社會工業高度發達，各種商品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與以農耕為主的古代社會大不相同。

如今，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據的比重已經很少，而工業佔比逐日增加。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化，一種新興產業迅速在國民經濟之中佔據一席之地——信息業。如今，信息業已經與其他行業緊密結合，而商業的概念正逐漸影響到第三產業，發展極其迅速。

隨著全球經濟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很多問題我們已不能單純地從國內形勢思考，還要放眼國際，從不同文化的國際因素中汲取經驗。儘管當今社會的經濟發展讓人眼花繚亂，但是，正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司馬遷的「賤之徵貴，貴之徵賤」是經濟運行永恆不變的主線。

在生產得到保證的情況下，是什麼因素決定經濟問題的運作呢？

那就是：商品的價值。

從資本市場來看，股民們購進股票的原則永遠是「低買高賣」，從中謀取利潤。倘若，沒有「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的原則，證券市場將不復存在。而銀行不同於古代的錢莊票號，在現代社會銀行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毫不誇張的說，銀行甚至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然而，銀行交易遵從的守則和規律又是什麼呢？同樣是「賤之徵貴，貴之徵賤」。

各大商場之中的商品琳琅滿目，更是遵循了「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的原則，從批發零售之間的差價賺取利潤。而各大工廠、企業，除了靠採購原料出售成品賺取利益外，同樣遵循「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經營，這樣才能保證利益的最大化。雖說，利益這個話題有些俗套，但是，離開利益社會根本無法正常運轉。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什麼？

其實，就是根據採購出售之間的差價關係，依照「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的原則進行資源分配。這裡，我們就拿服裝專賣店來舉例：

棉服在冬季十分暢銷，就會使更多的生產者投入到棉服的生產中，人工、棉花、布料會傾向這一行業。但是，隨著天氣轉暖，消費者對於棉服的需求減少，生產者們就會自動轉型成其他的生產類型。糧食欠收，糧價升高，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糧食生產。而國家藉助稅收，發展各項民生事業，如：衛生、教育、文化等等。

換句話說，「老百姓富裕了，國家也就富強了」，這是亘古不變的真理。

兩千年前雖然沒有「市場經濟」的概念，但是，仍存在市場經濟，從司馬遷先生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商業發展並不像我們想像中那樣受到限制，反而，非常自由。例如《貨殖列傳》中就收錄了好幾十個資產雄厚的商戶，我們不妨來看看古代的商人是如何經營的：

「四川卓氏的先祖出身趙國，打鐵為生。秦國攻陷趙國後，卓氏祖先和他的老婆推著小車，來到蜀地定居。他們發現當地物產豐饒，當即開山採石重操舊業，將鐵礦石冶煉打造成鐵器出售。隨著卓氏幾代人兢兢業業地經營，卓氏的買賣逐漸做大，冶煉場中有幾千名工人，富甲一方。」

從這段記載我們能夠看出，卓氏的祖先只是個貧窮的生產者，因為躲避戰亂來到蜀地，白手起家，經幾代人的努力終於成為一方富豪。

這裡，還有一段記載：

「宛城孔氏的祖先出身梁國，也是一名鐵匠。當時，秦國討伐魏國，為逃避戰亂孔氏舉家遷往南陽。經過幾代人的經營，孔氏憑藉鑄鐵業發家致富，購買了大量山丘池塘。每當孔氏後人出行，駕車百乘，場面非常宏大。因為，孔氏家族靠做生意起家，所以，當地人給孔氏取了「游閑公子」的雅號。據說，孔氏的家財有幾千金，南陽的商人紛紛效仿孔氏的經商之道，將孔氏視作標杆。」

那麼，在春秋戰國時期，商人會不會受到差別對待呢？

孔氏的例子告訴我們，並不會。

孔氏發跡後，當地人對他非常尊重，還稱其為「游閑公子」。要知道，在東周「公子」是諸侯王子的代稱，只有身份非常高的人才會被稱作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