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認命」還是「認使命」？

郵局門口

代寫家書的行當沒有了

「100年前，識字的人很少，有個別會寫字的人在郵局門口擺攤，幫人代寫家書，這樣就有飯吃，因為可以傳遞信息。

我們攝影某種程度就像郵局門口的文抄工，因為過去大眾不會曝光，不知道光圈是多少，只有我們可以把照片拍得很清楚。現在，郵局門口這個代寫家書的行當沒有了。同樣，你作為攝影記者如果只會用光圈快門把照片拍清楚的話，那麼這個角色也肯定會消失，因為現在人人都能把照片拍清楚。」

5月14日，雍和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90周年紀念講座上這樣描述攝影記者的定位。曾供職於上海《青年報》、《新民周刊》、《新民晚報》等媒體的雍和，現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攝影家協會主席。

在同顧錚教授提及新聞攝影的未來時，他頗有自信地表示「一點都不擔心」：

「當人人都識字、都會寫簡單的家書和文章的時候，作家會擔心嗎？不會。越是好的作家，越希望識字的人多，他怕的是文盲太多，大家看不懂他的文章。半吊子的作家才害怕別人識字太多，搶了他的飯碗。我也希望懂得照片的人越來越多，這樣攝影記者的成就感越大。」

在自己的能力半徑里做事

雍和當晚講座的題目叫「使命必達」。他自嘲在新媒體時代講這個題目有點不合時宜，但他仍認為，這個「沒有什麼新花樣」的老題目，是自己「最想講的」。在他眼裡，做新聞，擔當、責任是首要的。

在上海攝影界耕耘30多年，雍和口中的「使命」，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要確定自己的角色是什麼。他認為記者這個角色不能滿足於信息的快遞員，只採集和傳播，但沒有觀點、沒有立場。「我覺得做記者還是要觀察世界、社會和人生，要通過我們的報道表達自己的看法。」

但他也坦言，在實操中這個尺度並不容易把握。他把自己的經驗歸納為兩個竅門：首先要在自己的能力半徑里做事，比如地域、人脈，都不要捨近求遠。「目標太大容易受到挫折，從你周邊的小新聞做起，可以做深做透，以小見大。」他說。

其次要有回報激勵的機制。雍和很慶幸自己遇到了好的平台和輿論環境，發表作品除了稿費，還能收到各行各業的受眾反饋。他說：「如果老是做沒有回應的事情，你或許可以堅持三次五次，再往後呢？可能就堅持不下去了。」所以他認為，像苦行僧一樣做媒體記者很難走得遠，一定要有一個比較良性循環的機制。

「認命」還是「認使命」？

在講座後的對談環節，顧錚教授回顧了20多年前雍和拍攝柯林頓到訪上海的一張照片。當時雍和在上海《青年報》做記者，因無法擠進虹橋機場，他就在機場外尋找機會，最終在夜幕中拍到了上海市民抬頭張望「空軍一號」降落的瞬間。顧錚表示，這就是一個「認命」還是「認使命」的問題：「他不會因為有客觀現實的限制就不拍了，而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說出自己的觀點，並且這個觀點相對來說是一個更平民、非特權的瞬間，同樣給我們傳達了一種希望了解的新聞事實。」

顧錚認為，有一些攝影記者的成名是通過所謂「尖峰時刻」，運氣好，同時自己的素質也好。但除這些「尖峰時刻」以外，新聞記者的神經應該始終保持一種高度的敏感，記者的眼睛就是城市的天線。雍和的作品就展示了這另外的一面——攝影某種意義上來講是片段，然而片段也有可能累積成史詩。他讚譽雍和過去這些年所做的工作，是為上海的改革開放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視覺記憶：「他拍上海心無旁鶩，專註於市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用這些點點滴滴折射時代的大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覺得這些照片會越來越有分量，它的內涵會被大家從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出發進行解讀。」

雍和拍上海，能發現日常中的非日常，他如何決定這些預示現在和未來變化的瞬間？顧錚認為這種判斷力來自於雍和在上海生活60多年，對上海變化歷史脈絡的積累和了解：「記者在捕捉這樣瞬間的時候，不是靠道理去分析，而是和這個城市同呼吸、共命運獲得的一種本能的東西，這樣他才會在這個瞬間做出決定性的反應。這對新聞記者來說尤其重要。」 顧錚表示城市發展故事是無窮無盡的，記者骨子裡對城市的命運、對人的命運有深切興趣，才會如此執著和跟進。這些日常最後匯聚成了滔滔歷史洪流。什麼是使命？這就是一個新聞記者使命。

「天賜良機」的時代

雍和則用「天賜良機」來形容今天這個時代。現在人人都有照相機，手機也是照相機，隨時隨地都可以拿出鏡頭來拍照。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波瀾壯闊、暗潮洶湧的時代，它產生了多種可能，各種各樣的故事都可以在這個時代找到。

雍和經常被問：「這麼多人會用照相機，任何一個角落都有人在拍照，在你趕到現場之前已經有照片上網了，會不會擔心原來的使命無法達成？」他的想法是，如果要以速度、獵奇達到使命，在互聯網的時代已經沒有優勢了。記者要有獨特的觀點解讀新聞、表達看法，這才是專業媒體存在的必要。他寄語現場學生：「對從事新聞傳播業的年輕學子來說，其實從這個意義上講，你們是碰到了一個最好的時機。」

（內圖來源：受訪者提供；現場照片陸寧玥 攝）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