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始末考略
王漢章《刊印總述》云：「官刻之書，自曾文正金陵設局以後，浙、粵、鄂等七首官書局踵興，今多猶存焉」(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與江浙官書局齊名的湖北官書局，又名崇文書局，是晚清全國著名的四大書局之一。由於它有70年的歷史。其所刻之書不僅數量較大，質量亦精，且流傳甚廣，影響最大。在客觀上它對於祖國的歷史、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多有貢獻，特別是在保存和傳播湖北古代文化典籍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
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設於何時，何人創辦?有從事研究者提出疑問。
吳家駒在《清季各省官書局考略》(《文獻》1989年第1期)一文中說：「湖北書局又稱崇文書局，局址武昌巡道嶺。《中國古籍印刷史》雲設於同治末年，但據書目記載，同治七年(1868年)已刊有《儀禮註疏》(見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可見至遲在同治七年已經設局。創辦人不詳，《官書局書目彙編·引言》雲創於左宗棠之手，但縱觀各省官書局之創始者，均為當地軍政大員(總督、巡撫等)，而左氏此間督陝甘(前推則總閩浙)，為何去湖北設局，尚不解。」其實，關於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創立的時間及其創辦人問題，在黃嗣艾《湖北公藏版刻提要》之「湖北省立官書處本末記」(後簡稱「本末記」)一文中均有明確記述：「當初議開設書局，動自胡文忠公，而湘鄉曾文正公贊之，曾忠襄公漸行之，至李文忠公實業其事。」「考官書處初名官書局。清同治六年十月十五日，在候補街正覺寺內開設。合肥李文忠公方為湖廣總督兼湖北巡撫，奏派候補道平湖張炳建、補用道金華胡鳳丹經理之。」
李瀚章，安徽合肥人。1865年(同治四年)任湖南巡撫，1867年授江蘇巡撫，未任。旋署湖廣總督。1868年任浙江巡撫。再署湖廣總督。關於李瀚章創辦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也在《湖北通志·宦績傳》中有所記述：「李瀚章，同治初，再署湖廣總督，旋實任。奏設崇文書局刊刻經籍。」
光緒湖北崇文書局刻本 博物志
湖北官書局開設之初，局務無甚進展。李瀚章既是地方軍政大吏，又是研究「輿地歷史」的學者。在他再署湖廣總督時，為推進湖北官書局的局務進展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一是將「湖北紳耆原設之崇文書局」「收並」於官書局。所謂「湖北紳耆原設之崇文書局」，系指原設在漢口花樓街的「楚北崇文書局」(現湖北省圖書館所藏(清)張伯行撰《小學集解》<6卷>，扉頁上署有「同治六年楚北崇文書局刻本」字樣)，湖北官書局雅號崇文書局，蓋源於此。二是效仿江浙書局的管理體制，實行「紳督官佐制」。為把崇文書局辦成具有商業贏利性的和有現代色彩的書局，有關經費籌措，校讎人選，官員提調，均由李瀚章直接督辦。為辦好崇文書局，他遴選、奏請名士胡風丹(月樵)任編校兼主管經營。三是總督李瀚章與同事諸公搜集古籍善本，並動員地方官吏和社會名流向書局捐送善本以便刊刻。「如江夏彭廉使嵩毓、張尚書凱嵩等，監司如南海張侍郎蔭桓等，莫不取私刻善本，送儲局毅然規畫之。」(黃嗣艾：「本末記」)
在李瀚章的督辦下，崇文書局首刻《四書》、《十三經》原注讀本，《欽定七經》、《御批通鑒輯覽》等書；續刊《說文文選》、《資治通鑒》、《百子全書》和《正覺樓叢刻》28種。《正覺樓叢刻》，系總督李瀚章與在事諸公所搜集古書28種所刊。由於書局設於正覺寺，寺內有樓名正覺，故名《正覺樓叢刻》。崇文書局所刻之書，由胡鳳丹精選精審，詳加校勘。經其精審精校的經、史類書達60餘種。是時前往購書的讀者絡繹不絕，崇文書局門庭若市。嗣艾「本末記」中記載：「相傳初時民間購讀官本者，門無停軌，今尚可想見承平之風焉。」
二
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廣總督李瀚章與江浙地方官吏聯繫，並奏請合刻《二十四史》，此事曾得到調任直隸總督曾國藩的讚賞和支持。曾國藩曾致兩江總督馬新貽函稱：「頃見李少帥奏牘湖北書局與蘇、浙、金陵各書局合刊《二十四史》，誠屬善舉」(《國學書局本末》)。是年，湖北崇文書局與金陵書局、蘇州書局(李鴻章創辦)、浙江書局議定合刊《二十四史》。金陵書局承擔《史記》至《隋書》十五種，後淮南書局分其《隋書》一種；浙江書局刻《唐書》、《新唐書》、《宋史》；蘇州書局刻《遼史》、《金史》、《元史》；湖北崇文書局承擔刊刻《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和《明史》。
清同治八年湖北崇文書局刊本 國語
同治十一年(1872年)，湖北崇文書局刊印汲古閣本《新五代史》(74卷)和武英殿本《舊五代史》(150卷)，蔚成大觀。光緒三年(1 877年)，崇文書局刊出《明史》（332卷）。湖北與江浙合刊《二十四史》，此種和衷共濟、協同刊刻史書之壯舉，曾傳為書林佳話。崇文書局因刊印此種弘揚文化與益世之作，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
光緒三年，崇文書局不僅刊印了《明史》，還刊印了《水經注》(40卷)、《意林》(5卷)、《闕史》(2卷)、《世說新語》(6卷)、《楚辭辨證》(2卷)、《楚辭集注》、《離騷集傳》、《文心雕龍》(10卷)、《尚書大傳》(4卷)、《制文體要》、《人譜類記增訂》(6卷)等20餘種，其中有些堪稱善本。
崇文書局的經費來源，由於得到李瀚章的特別關注和地方官吏及學士鄉紳的支持、贊助，加之經營管理得法，故能源源不竭。因此，書局做到「凡一切有用之載籍，補殘而印，求善而刻，不惜乎度支之繁費」。
是時，崇文書局的發展具有一定規模。僅刻印和裝訂的生產場地就有十間房屋，日有六七十名手民繕刻刷印。為保證刻印質量，書局對刻工選擇亦嚴。因而版片雕刻工藝甚為精緻。其「鐫工精雅，為各省官書之冠」(《最近湖北教育一覽》，民國21年<1932年>11月版，漢口新昌印書館印行)。這一點，黃嗣艾在「本末記」中亦有記述：「湖北官本，以仿清初期鈔寫本為多，以影宋本為尤多。至體質笨拙之元代本、明嘉靖後之重眉密行鉤勒圈批，今方局則俱無有。」
崇文書局刻本，在全國流布甚廣。「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江南鹽巡道孫公衣言以江寧士子寒酸者多難於得書，請予總督曾文正公取江寧、江蘇、浙江、湖北四書局新刊經籍每部藏書於惜蔭書院」(《讀纂江寧府志·實政》)。左宗棠在西北任職時，曾專門訂購崇文書局刻本發往西北。他如上海、天津、吉林、河南、四川等地也常有匯款崇文書局索書者。
三
崇文書局的發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得力于洋務派首領張之洞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同治六年(1867年)，張之洞出任湖北學政，「仿浙之詁經，粵之學海，創建經心書院，擇歲科高等生肄業其中，人文興起，學業臻盛」(《湖北通志·宦績傳》)，為崇文書局發展刻書事業，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1 869年，張之洞創建經心書院(設外政、天文、格致、製造四門課程)，該院主講應山左紹佐將該院肄業士子課卷，仿廣東學海堂及浙江詁經精舍體例進行選編，分為四卷《經心書院集》，交崇文書局刊印。光緒十四年(1888年)，崇文書局相繼刊印了《經心書院集》(4卷)、《經心書院續集》(由該院主講譚獻編，共12卷)。
光緒十五年(1889年)，學者型的張之洞善於結納文人，宏獎士流，鼓勵刻書，對崇文書局尤為重視，每月從善後局撥銀數千兩予以補貼。張之洞與主持局務的名士胡鳳丹交往甚密，並予極力支持。
胡鳳丹，字月樵，浙江永康人。同治間官湖北觀察使。學識淵博的胡風丹自主持崇文書局後，與江浙書局常相應和。胡曾在《嘉惠堂藏書目序》中云：「浙省奏開書局，多借君家藏本備勘，其於鄉賢遺著，網搜尤篤。」胡還曾主纂過《黃鵠山志》，為之序；並與鄂籍官紳張凱嵩(尚書)、劉維楨(副提督銜)以及彭漁帆、張月卿、張鹿仙、劉干臣、何白英、陳心泉、諸遲鞠、僧蓮衣等名士結為詩課，分題選韻，常相唱和。胡鳳丹將詩選編成《鄂渚同聲集》，請張之洞為之作了序，由崇文書局刊印(王葆心：《續漢口叢談》)。
光緒十六年(1890年)，總督張之洞將前任湖北學政、四川萬縣趙侍讀尚輔三餘草堂搜集校刊之《湖北歷代名賢顯述》的版片，包括《御定易經通注》、《周易集解纂疏》、《毛詩原解》、《春秋楚地答問》、《孟子要略》、《論語類考》、《江漢叢談》等31種，287卷，以白銀四千兩購回，交崇文書局陸續匯刻，並改稱《湖北叢書》，後又易名為《江漢叢書》，由崇文書局刊印。其後，張之洞還將其科試湖北各府州員生的佳作彙編成《江漢炳靈集》(5集)，交付崇文書局刊行。張之洞所著之《輶軒語》，亦由崇文書局刊行。
四
張之洞辦洋務，深感人才之絀：「嘗謂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張文襄公治鄂記》)。其督鄂期間，奏請廢八股，興學校。推行教育改制和興辦文化設施，以大力培養適應洋務需要的人才。是時，崇文書局亦適應時代潮流，為推動新興教育事業發展刊刻新書。
光緒十六年(1890年)，張之洞創辦新型書院——兩湖書院(學科設有經、史、理、文、算、經濟、輿地學、兵法、格致、體操等課程)。同年，他還會同湖北巡撫譚繼洵(譚嗣同之父)扎飭湖北藩司(布政使)於次年在武昌設立湖北輿圖局，並任命鄒代鈞為總纂，劉漢藻為提調。經過數年的努力，輿圖局編纂、繪製湖北輿地圖書多種。在崇文書局刊印的圖志類書中就有：《清一統分省地輿全圖》(20冊)、《清一統地輿圖》(12冊)、《光緒湖北輿地》(4冊)、《長江全圖》(5冊)、《鄂省全圖》(1張)、《武漢城鎮合圖》(1張)等。
張之洞為辦洋務，把翻譯出版西書作為當務之急。光緒十七年(1891年)，他延聘上海格致書院山長王韜搜羅西書，分十二門類，並請兩湖書院任教的著名數學家華衡芳翻譯、編纂，陸續匯齊付印。
張之洞「患弱而練兵」，「以講中國自強之學」，於光緒十九年(1893年)、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先後在武昌創辦自強學堂(分設英、法、德、俄四種語言課)和武備學堂。並規定「專置古今中外有用書籍、圖畫之屬，以備學者瀏覽」。此時崇文書局特別是對新式教科書、科學技術類書和教學參考書的編纂刊刻十分重視。如湖北武備學堂編譯之《湖北武學》(20種)，由崇文書局刊印。《湖北武學》包括：體操、打靶通法、快槍圖說、護隊集要、地勢學、步隊、馬隊、炮隊戰法、雷火圖說、修路學略、軍械圖說、槍法圖解、偵察要略、造橋圖說等20餘項。此書印行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是時清政府兵部擬開兵學館，還專門索取《湖北武學》等作為課本之用。
此外，崇文書局所刊印之《圖畫臨本》(8冊)，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被清政府學部第一次審定，列為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並被全國小學堂廣為採用。
崇文書局所刊之書有署名湖北官書處(局)、鄂官書處(局)刊本者，亦有署名湖北崇文書局，崇文書局刊本、重刊本、刻本者。崇文書局刊行的書籍中，經史子集的書佔有相當數量。經部有《經典釋文》、《康熙字典》、《說文解字》、《字典考證》、《說文通檢》、《十一經音訓》、《經學初程》等；史部有《稽古錄》、《明通鑒》、《史通削繁》、《讀史兵略》、《湖北通志》、《清會典》、《清律例彙輯便覽》等；子部有《孔子集語》、《醫宗備要》、《徐氏醫書八種》、《沈氏尊生書》等；集部有《唐宋八大家類選》、《文章軌範》、《胡文忠公遺集》、《張文忠公集》、《精刊太白集》等。除經史子集類書外，有關數學、天文、生產、政治、法律、軍事類讀物也刻印了一些。數學家華衡芳的《算草叢存》(8卷)及清聖祖的《御制萬象考成》(15冊)、《欽定康濟錄》(4卷)、《荒政輯要》(9卷)、《捕蝗要訣》、《警監正則》等。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先後刻書，有人統計250餘種，實則有300餘種，積累書版144700片。方誌學家朱士嘉1933年編《官書局書目彙編·緣起》中指出：「官書局創始於同治，極盛於光緒。」這兩句話也是對湖北官書局情況的極好慨括。
五
光緒後，湖北官書局情勢江河日下。
1911年，武昌辛亥首義之際，清軍駐於湖北官書局所在地的正覺寺內，書局成為軍儲所。駐軍用書和版片燒火做飯，因而損失不小。1912年(民國元年)，革命政府建立，無暇顧及書局。王漢章《刊印總述》云：「民國成立，軍事頻年，戎馬倥傯，鮮暇及此。且自軍興以後，原有各省設立之官書局，在減政裁併方策之下，紛紛停辦。」此間湖北官書局亦基本處於半停辦狀態。
民國14年(1925年)夏，湖北官書局改為湖北省立官書處，由漢陽人黃嗣艾任官書處經理。官書處處址由武昌候補街(崇府山南)正覺寺遷至武昌巡道嶺(今武漢市武昌胭脂路附近)。黃嗣艾僅「就寺內余藏」「方謀刻補」，「更商請」購置家藏本，欲苦心經營一番(「本末記」)。
民國15年(1926年)，北伐軍進駐武漢時，省教育廳派員保管官書處，月發保管費120元。翌年方始復業。
民國17年(1928年)，湖北官書處奉省政府令，從楊承禧家提取《湖北通志》版片94架，進行整理，並竭力籌措資金，於1930年將《湖北通志》印行了100部。
在雕版印刷日趨沒落、新的印刷技術日益興旺之際，官書處(局)經理黃嗣艾在「本末記」中表述了自己的悲觀心情：「雖然今之人皆以為書局不可廢矣，其所以必不可廢者，徒使摩挲此版片間無以發揚，……則不近於廢之也幾何。又徒恃鉛塹之精良，無一學人寶貴之典則，入而覽之者神遊海市，矜奇駭異，不切日用乎則近於不廢而廢也幾何，嗣艾竊有懼焉」。
民國25年(1936年)6月8日，湖北官書處(局)撤銷。其版片75467塊、書籍10186部移交湖北省圖書館，局址改為湖北省圖書館崇文書局保管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1953年9月，經中南文化局批准，將省圖書館所藏之原崇文書局所刻各書複本286種、3169部、115l6冊，分別贈予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十個省級以上的公共圖書館和武漢大學等三所高等院校圖書館及武漢市人民政府、中南文化局資料室；原崇文書局精雕之《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圖書版片，作為貴重文物存於湖北省博物館中。它們豐富了我國的館藏。
在我們研究中國、湖北出版史中，不能忽視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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