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命暗殺日偽的刺客，具體是些什麼人？

文 | 楊津濤

國產抗日劇中，常常出現訓練有素的刺客，針對日偽展開種種傳奇的暗殺活動。

現實中，那些戰鬥在抗日最前線與日偽以命相搏的刺客，究竟是誰？來自哪裡？

一、上海，許多普通底層市民直接參与暗殺活動

上海是軍統在敵後最為活躍的地區。1932年上海站尚只有160餘人，1939年已有上千名特工。除畢業於黃埔、警校的幹部外，還有為數眾多的僱傭和運用人員，「學者、專家、銀行職員、僧侶、江湖豪強、地痞流氓等魚龍混雜」。

曾在戰時主管上海軍統活動的陳恭澍後來回憶：

「平常日子倒沒有什麼，一旦發生意外事故……身蒙其害或身受其苦的當事者，也就是被我們『運用』中的那些志士、烈士們，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無名英雄』。」

針對日偽的很多大案，出手的正是這些「無名英雄」。

圖：京滬沿線鄉鎮上，在墻壁上寫抗日標語的宣傳工作隊

上海淪陷之初，接受軍統領導的孫亞星領導的暗殺團體一度十分活躍。孫讀過一些書，後在上海做手錶生意。他的暗殺隊招募的主要對象，是學生、學徒、店員，還有難民。

1938年「七七事變」一周年之際，孫亞星計劃搞一次大行動。

第一個被招募的人名叫周守剛，是一名窮困的印刷工，在上海依靠親戚提供食宿。孫亞星的手下向周守剛承諾，只要他肯參加暗殺漢奸的行動，就幫他找一份工作。

招募的第二個人朱仲虎，當時因生病而失業，同意充當行動中的信使。

第三個是17歲的少年陳開光，小學畢業後一直未能找到工作。陳開光在行動前，才臨時向孫亞星學習了投擲手榴彈的方法。

七月七日的行動中，他們拋擲了18枚炸彈，炸死了兩名日本工廠職員，使那天成為「一段時期以來，上海最緊張的日子之一」。

不難想見，這些沒有經過正規訓練，又缺乏經驗的刺客，很容易失手落難。

在暗殺為日本人做翻譯的鄭月波後，陳開光被捕，坦白了一切。隨後，孫亞星等人相繼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給了日本憲兵隊。孫亞星在受審時說：

「所發生的對付漢奸的暗殺事件，比我指揮的要多，由此看來，上海有不止一個的暗殺組織像我們一樣活動著。」

其他暗殺團體之中，也有很多如周守剛、陳開光這樣臨時招募來的普通人。

圖：淪陷時期的上海

1939年4月，席時泰被暗殺。此人充任偽上海警察局的秘書主任和衛生處處長，被日偽譽為「與日本當局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

殺手共有三名。為首者是23歲左右的袁德昌，他在1939年3月碰到與自己同齡的浦東人趙志祥。趙志祥13歲時在法租界一家裁縫店裡當學徒，出師後在外國服裝店當過售貨員，1937年失業，此後在日本造船廠干過苦力，幫朋友做過臨時裁縫活，難以糊口，夫妻被迫分居。

袁德昌向正在找活乾的趙志祥說明了特工身份，趙志祥生計無著，接受了這個極其危險的「工作」。趙志祥住進了袁德昌提供的住處，並見到了第三名同志——20歲的彭福林，在一家餐廳做侍應生。袁德昌每天為他們供應飲食。

1939年4月的一天，袁德昌帶來一封來自寧波的信。內容是勉勵他們完成「中國四億人民」交給的任務，「熱愛祖國，支持組織，不辜負領袖蔣總裁之期望，消滅敵寇，剷除漢奸！」

行動中，趙志祥拿著袁德昌給的1角錢，在席時泰家門外的小攤上，租了4本小說，佯裝看書，監視往來的巡警。很快，袁德昌開槍打死了剛要出門的席時泰，隨後安全脫身。趙志祥從事暗殺這一行僅僅月余，慌亂中又跑回他們之前居住的地方，見到了在行動中受了重傷的彭福林，兩人在醫院中被工部局探員逮捕。彭福林傷重去世，趙志祥招出了所知道的一切，被移交給日本軍事當局，處以死刑。

1939年前後，這些普通底層市民參與的暗殺活動持續不斷，如《大美晚報》當日所言：

「偽組織傀儡，一再被殺，上海郊外所租偽市府，大小偽員亦莫不心驚膽裂。偽市長傅筱庵，偽財政局長周友常，偽土地局長范永增……均非常懼慮，連日秘密計議對策，決施行種種防範方法。」

二、平津，出身很好的青年學生，構成了抗日刺客的主體

活躍在平津地區的暗殺團體「抗日殺奸團」，其第一線成員與上海的情況有所不同。

「抗日殺奸團」前後參加者有幾百人，以天津的中學生為主，組織上和軍統有聯繫。

不同於被招募的周守剛、趙志祥等底層生計困窘的市民，「抗團」成員大都在學校中接受了愛國教育，是主動投身抗日。

其中，很多人出身富貴之家。包括了同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開灤煤礦總工程師的女兒魏文昭、魏文彥，國軍名將孫連仲的女兒孫惠書，袁世凱的侄孫袁漢勛、袁漢俊等，甚至有出身漢奸家庭的，如偽華北治安軍督辦齊燮元的外甥馮運修，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的侄孫鄭統萬、侄孫女鄭崑崙。

但在缺乏訓練這一點上，「抗團」成員和他們的上海同行一般無二。

陳恭澍曾如此描述這群學生：

「這般愛國青年，十之八九都是在校的中學生，除了在電影上，根本沒有看過真的槍，更談不到拿在手上怎麼使喚了。試想，處在當時的那種樣樣受限的環境里，又不能找個地方打打靶，或是在隱秘場所來個實彈射擊，充其量也只能擺個姿勢、比劃比劃而已。」

他們從事針對日偽的暗殺，全憑一腔熱血。

馮運修就讀於天津工商中學，是「抗團」骨幹。1940年7月7日，日偽在北平中山公園舉行「慶祝日本皇軍聖戰勝利三周年」紀念大會，偽新民會機關報《新民報》編輯局長吳痴菊在會上頌揚皇軍。馮運修說：「真想現在就把他斃了！」同來的李振英勸他：「不要在這兒干，這兒人多，我們跑不掉！我們跟上他，伺機行動。」

會後，吳痴菊乘黃包車離開，碰上一支送殯的隊伍。騎自行車的馮運修「一看機會來了，他馬上緊蹬兩腳，趕上了吳痴菊坐的黃包車，和他走了個並排。」隨後，他「從懷裡刷地掏出頂上膛的手槍，把槍口對著吳的太陽穴，啪啪就是兩槍」，吳當場斃命。

當年8月，日偽在北平對「抗團」大搜捕，抓捕了40多人。當偽憲兵隊長袁規帶人來抓馮運修時，馮聽到聲響，知道不妙，就在廚房燒毀文件。袁規「揪住運修的父親作擋箭牌，一步步朝廚房逼近」，但「運修絕不投降，從裡面開槍拒捕」。馮運修犧牲時年僅19歲。

圖：抗日殺奸團成員葉於良和他珍藏的抗戰勝利日日曆，《北京晚報》攝

「新人」沈行安的事迹，尤其令人嘆惋。

「七七事變」前後，沈行安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學校被日軍炸毀後，轉學到英租界內的耀華中學，「他除了完成抗團組織安排的工作外，還購買了許多化學藥品在家中研究炸藥的配製。」

1938年，沈行安帶著自製炸彈，去炸日軍倉庫時被發現，被幾十名日軍追趕。「由於情況緊張急迫」，沈行安雖然逃脫，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得了精神錯亂病症。」

當時天津流行「華北青年不當亡國奴，到大後方讀書去」的口號，沈行安後來一度去到重慶就讀於南開中學。1940年，沈行安向重慶「抗團」總部請求再回華北抗日。在學習爆破技術時，沈行安的病症複發昏迷不醒，「口中一直喊著幾個抗團團員的名字」，去世時只有19歲，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

沈行安死後，他14歲的弟弟沈安俊也加入「抗團」，成為最年輕的團員。

1944年，沈安俊參加青年軍，當了一名炮兵，「學習開槍打炮、戰地觀測、通訊，也學會了騎大騾子拉炮車」，因為戰爭很快結束，沒有來得及上戰場。退伍後，沈安俊考上了清華大學，1949年後曾任教於河北工業大學。

據戰後統計，「抗日殺奸團」失手19次，83人被捕，10餘人死難。此外還有諸多姓名不詳或下落不明者，成了陳恭澍所說的難以查明的「無名英雄」。

簡言之，國產抗戰劇中那些訓練有素、暗殺日偽如探囊取物般的刺客們，在真實的歷史中並不存在。那些真實的刺客，無論是生計潦倒的底層市民，還是出身優渥的青年學生，絕大多數只是缺乏經驗的普通人。是一腔熱血，支撐著他們去豁出性命。

（完）

注釋：

黃家盛：《抗戰時期國民黨軍統局之歷史考察》，《黨史研究與教學》2001年第4期。

陳恭澍：《軍統第一殺手回憶錄2：親歷軍統抗戰前期工作記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第148頁。

（美）魏斐德：《上海歹土： 戰時恐怖活動與城市犯罪1937-1941》，第42—61頁、第97—119頁。

《鋤奸事件迭出，各偽員寒膽》，《大美晚報》1939年2月22日，轉引自楊芸：《軍統上海抗日鋤奸活動研究——以1939年為中心》，上海師範大學2014年。

劉岳：《淺析抗日殺奸團「鋤奸」活動》，《抗戰史料研究》2012年第2期。

陳恭澍：《軍統第一殺手回憶錄2：親歷軍統抗戰前期工作記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第189頁。

木文：《三個愛國青年的真實故事》，閻伯群編《與山河同在：天津抗日殺奸團回憶錄》，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3、234頁。

（美）沈安俊：《抗日殺奸團中最年輕團員的往事回憶》，上書，第208—211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