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訪華時，為什麼被罵作亂叫的狗？
1.「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泰戈爾所作
泰戈爾全名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百度上給出的介紹，他是印度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和印度民族主義者。然而，在中國人的印象里，他只是個詩人，而且早已固化成一個談情說愛、喜論花花草草的人，他浪漫、多情、細膩，非常符合中國人對詩人的認知和調性。甚至，在中國，泰戈爾還被奉為愛情大師。那首「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在中國生根發芽，被傳為他的傳世代表大作。
泰戈爾照片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不是 生與死
而是 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不是 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而是 明知道彼此相愛 卻不能在一起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不是 明知道彼此相愛 卻不能在一起
而是 明明無法抵抗這股思念
卻還得故意裝作絲毫不把你放在心裡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不是 明明無法抵抗這股思念
卻還得故意裝作絲毫不把你放在心裡
而是 用自己冷漠的心 對愛你的人
掘了一條無法跨越的深渠
該詩版本太多，只摘其中一版。江湖傳言，這首詩出自泰戈爾的《飛鳥集》，為此，另一個版本的《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還偽托泰戈爾大名，寫了一段飛鳥與魚的後續：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瞬間便無處尋覓
而是尚未相遇，便註定無法相聚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是飛鳥與魚的距離
一個翱翔天際，一個卻深潛海底
然而，刨根問底的學者們曾深度研究《飛鳥集》，並沒有發現有這首詩的痕迹。甚至，《新月集》《園丁集》《邊緣集》，以及泰戈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吉檀迦利》中，都沒有該詩的身影。遍尋不著，真可謂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該詩的名句，其實出自台灣作家張小嫻的小說《荷包里的單人床》里，原句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然而，大概張小嫻的這段名言寫得太符合戀愛中男女的心境，在網路上漸漸被仿效寫出了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些詩，在冠上泰戈爾大名後，亂拳打死老師傅，張小嫻反而成了「抄襲者」。
時至今日，中國哪怕初中生，也能毫不猶豫地回答這首詩是泰戈爾寫的，瞧，泰戈爾在中國的印象，就是這樣被誤解了。
特別是，詩集的翻譯所帶來的印象，更局限了泰戈爾。
眾所周知，詩是不好翻譯的，幾乎所有著名的翻譯詩，總會變成另一個再創作的版本，也就是現在人常說的「不尊重原著」。情僧倉央嘉措，就因此聞名文藝圈（倉央嘉措直播闢謠：我沒談戀愛，這些詩都不是我寫的！ | 苗欣宇）。但在這一點上，就連泰戈爾本人也無可奈何。泰戈爾是印度人，他的作品是用孟加拉文寫成的，在自譯成英文的時候，和初始的原著也頗有差異，就連原作者都這樣，後來的譯者，就更難翻譯其中精髓了。
比如《吉檀迦利》中的一首，泰戈爾自譯的英文如下：
I know not how thou singest, my master! I ever listen in silent amazement.
The light of thy music illumines the world. The life breath of thy music runs from sky to sky. The holy stream of thy music breaks through all stony obstacles and rushes on.
My heart longs to join in thy song, but vainly struggles for a voice. I would speak, but speech breaks not into song, and I cry out baffled. Ah, thou hast made my heart captive in the endless meshes of thy music, my master!
陳獨秀按古詩的韻律，是這樣翻譯的：
深夜群動息，吾亦百慮消。
偃卧無所營，委身任靈保。
惰氣瀆神命，毋令相混淆。
夜色若張幕，倦眼息塵勞。
朝醒樂新景，感此神功高。
到泰戈爾的推崇者冰心筆下，變成了這樣：
我不知道你怎樣地唱，我的主人！我總在驚奇地靜聽。
你的音樂的光輝照亮了世界。你的音樂的氣息透徹諸天。
你的音樂的聖泉衝過一切阻擋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掙扎不出一點聲音。我想說話，但是言語不成歌曲，我叫不出來。呵，你使我的心變成了你的音樂的漫天大網中的俘虜，我的主人！
雖然冰心更注重意譯，但泰戈爾在這樣的筆下，變成了一個只喜歡吟風弄月的無聊詩人。諸如此類的還有：「弱小的草呵！驕傲些罷，只有你普遍的裝點了世界。」
冰心
泰戈爾所處的時代，印度正被英國殖民，他是第一個毅然拒絕英國授予爵位的人，如果只這樣沉浸花花草草的世界，彷彿，這位譽滿國際的詩人，只是個不抵抗、不作為、歸園田居愛好者。
2.泰戈爾訪華時，捲入中國學術紛爭
作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泰戈爾很快受到追捧，開始周遊列國：1915年去了日本，1916年到了美國，1920年在英國，1921年又去了瑞典和德國。本來，1923年就應中方文學界邀請要訪華，由於自身和兒子當時身染疾病，訪華的日期推遲了一年，到1924年，泰戈爾終於來到了中國。
泰戈爾訪華，與徐志摩、林徽因等人
邀請泰戈爾來的中國文化界發言人，是北京講學社的梁啟超，和林徽因的爸爸林長民。從4月中旬，到5月底，泰戈爾在中國待了近兩個月，足跡遍布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漢口等城市，見了當時上至退位皇帝溥儀，下至國內各界一流人物如梁啟超、林長民、沈鈞儒、胡適、梅蘭芳、梁漱溟、齊白石、林徽因、徐志摩、陸小曼等等人。
儘管這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場盛大的聯歡會——泰戈爾在南京被截胡下來演講時，旁邊的老農民甚至都丟下鋤頭跑來圍觀，造成演講場地因為人滿為患而略有坍塌的情況——但是，對於泰戈爾的到來，中國各界也並不是全然表示歡迎的。
泰戈爾與梁啟超
來中國時，泰戈爾也曾擔憂，作為一個詩人，他來中國彷彿只能講點詩歌，但如果只是說說詩歌寫作手法，提一提自己獲獎作品，就太對不起中國的期待了。於是，泰戈爾決定要點評點評中國的局面。
對中國的文化，泰戈爾是充分肯定的，他說：「近世文明，轉尚物質，並不為貴，亞洲民族，自具可貴之固有的文明，宜發揚而光大之，運用人類之靈魂，發展其想像力，於一切文化事業，為光明正大之組織，是則中印兩國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
但，當時的中國文學政治環境十分複雜，學術上有梁啟超為主的玄學派，有胡適為主的科學派，也有陳獨秀為主的唯物派，三方思想正火熱交織，政治上，就更複雜了。當大家都高唱著推倒腐朽的封建社會，一切要現代化，科學化，而泰戈爾大讚中國文化好，彷彿在告訴大家，中國不需要改變，誘導中國不要向前邁進，這自然就被打為梁啟超的幫腔和英帝國的說客了。
胡適與泰戈爾
於是，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90後們，對泰戈爾的態度分成了兩派。
梁啟超雖為70後，作為主要邀請人，對泰戈爾自然比較熱情，在歡迎詞上，梁啟超甚至說：「我們用一千多年前洛陽人歡迎我們用一千多年前洛陽人歡迎攝摩騰的情緒來歡迎泰谷爾哥哥，用長安人士歡迎鳩摩羅什的情緒來歡迎泰谷爾哥，用廬山入士歡迎真諦的情緒來歡迎泰谷爾哥」。把千年歷史中偉大的相聚都搬出來類比了。
徐志摩（1897）作為梁啟超的學生，又是林長民的忘年之交，也主動充當泰戈爾此行的翻譯官和全陪，一路緊隨；胡適（1891）更在恰逢泰戈爾生日期間，主持北平學界為泰戈爾舉辦生日宴會；其他如凌叔華的丈夫、被魯迅罵過的陳西瀅（1896），詩人、翻譯家鄭振鐸（1898）等人，也在報紙上發表歡迎的文章。《小說月報》甚至為迎接泰戈爾專門做了兩期「泰戈爾專號」。
徐志摩、林徽因、泰戈爾合影
另一派，由陳獨秀、吳稚暉、林語堂等人組成，專門反對泰戈爾。
陳獨秀作為反方領袖首先直言：「泰戈爾的和平運動，只是勸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樣向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的忍耐、服從、犧牲，簡直是為帝國主義者做說客。」
然後，又多次批評泰戈爾「印度詩聖泰戈爾倘沒有豐厚的家產和諾貝爾賞金，又何能天天冥想三小時，到處吟風弄月，只營求心靈生活而不顧物質生活？」
「請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泰戈爾！謝謝你罷，中國老少人妖己經多的不得了呵。」
「泰戈爾不是張之洞、梁啟超一流中西文化調和論者，乃是一個極端排斥西方文化極端崇拜東方文化的人。」
陳獨秀
這之後，陳獨秀又寫了一系列文章，諸如《泰戈爾與梁啟超》《泰戈爾與北京》《泰戈爾與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泰戈爾確曾去見溥儀》等，都在批評和諷刺泰戈爾的政治立場。一直到泰戈爾都離開中國了，陳獨秀仍寫了兩篇《詩人卻不愛談詩》《泰戈爾與金錢主義》「鞭撻」，說泰戈爾是有錢有閑，不務正業的人。
一貫擅長罵人的吳稚暉也加以諷刺：「太先生（泰戈爾）心知帝國主義的暴秦的可恨，卻不給國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抱無抵抗主義，候使用鐵器的客帝（英國人）自己惡貫滿盈，那就正如我們鄉里有句俗話：『把自己作爛菜葉，卧在地上，希望叫強盜滑倒』，同一滑稽呀！」
吳稚暉照片
林語堂（1895）更尖銳地諷刺泰戈爾是個亡國之人，「使令日享盛名受優待之泰戈爾提倡印度獨立反對英國政府，必有許多不便，然對於此國運問題又不能無解嘲之法，於是無意中不自覺的捉起這最方便最不礙人的精神運動精神聊慰法子。」
林語堂
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泰戈爾一面被大家追捧，一面被陳獨秀等人罵為「人妖」「亂吠的狗」。甚至，在北京演講時，還有人發傳單宣揚要趕走泰戈爾。
對於中國人的態度，泰戈爾其實是失望的，5月20日離開之際，泰戈爾說：「你們一部分的國人曾經擔著憂心，怕我從印度帶來提倡精神生活的傳染毒症，怕我搖動你們崇拜金錢與物質主義的強悍的信仰。我現在可以吩咐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沒有本領可以阻止你們人們奔赴貿利的鬧市。」
陳獨秀和胡適的分道揚鑣，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界的分裂，泰戈爾一個初來乍到的人怎麼能理解其中原委，所以，無形中，泰戈爾被列為了一個捧和罵靶子而已。這場本來普通的中印文化交流，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下，被劃定成了其他含義。
泰戈爾訪華合影，與辜鴻銘、徐志摩等
其實，泰戈爾的訪華正如浪漫詩人徐志摩評價說的：「他這次來華，不為遊歷，不為政治，更不為私人的利益，他熬著高年，冒著病體，拋棄自身的事業，備嘗行旅的辛苦，他究竟為的是什麼？他為的只是一點看不見的情感。說遠一點，他的使命是在修補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間中斷千餘年的橋樑。說近一點，他只想感召我們青年真摯的同情。因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頌青春與清晨的，他永遠指點著前途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