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教人跳搖擺舞，只是想讓人體會一種簡單的快樂 | 了不起的小工作室

上海跳搖擺舞（Swing dance）與 Tango 的人都知道 Te Amo，這家酒吧一周至少 4 晚提供連續不斷的爵士樂，場地中央是一塊規模適中的舞池，裝修復古，可供 100 人跳舞。門票僅收 60 塊，這在上海不多見，即便全國類似的舞會場地，都陸續因昂貴租金而關門，很少能長期支撐。

5 月 3 日這晚，和每個周五的安排一樣，Te Amo 室內舉辦一場由「DowntownSwing 上海搖擺」組織的搖擺舞舞會。舞池中央十幾對男女搭檔，美式復古打扮，老少皆有，正隨背景爵士樂的節奏變化，飛速踏拍子起舞，腳步使人眼花繚亂，或時而大幅度變換招式，兩人中一人轉圈或踢腿。等到下一曲時，按規矩彼此需隨機交換舞伴。

這類舞步不令人陌生，實際已有 90 年歷史，1930 年代它曾隨爵士樂而後風靡全球 20 年，1994 年上映的電影《低俗小說》里的經典舞廳橋段就有搖擺舞的影子。搖擺舞在國內開始發展是這 10 年的時間。

小星和 Lucy 在北京 Swing Dance Ball 舞會上。後邊為現場大樂隊演奏。

組織者小星和 Lucy 對這晚頗激動，他們請到了全球各地巡迴授課的搖擺舞大師來上公開課。半小時後，韓國搖擺舞大師 Hyunjung 將站到舞池中央，給大家講解跳 Solo Jazz 的舞步技巧，她著裝俏皮，語氣輕快，這是搖擺舞授課的特色。很快，八九十人圍滿舞池，翹首觀摩領先的搖擺舞水平到底是怎樣的——平日里，不常出國跳舞進修的人更多是在 YouTube 上看。

接下來 5 月 4 日、5 日的周末兩日，他們中約 30 人將白天跟隨 Hyunjung、小星和 Lucy 一起在舞房裡上課、跳舞、研究，晚上打扮成「蓋茨比」派對裝束參加舞會繼續跳舞、表演。

國外嘉賓到來的機會不常有，這需小星和 Lucy 提前 6 個月至 1 年發送預約郵件，支付往返路費及食宿，並預支一筆不菲的課程開銷。下一場同水準的大師課要到 5 月末，西班牙巴塞羅那的搖擺舞搭檔 Sonia 和 Hector 將連軸轉授課四天，兩人在 Lindy Hop 與 Solo Jazz 風格上擅長開發即興舞步與節奏。

這些活動均由 DowntownSwing 上海搖擺舞組織舉辦，2017 年創立組織的小星和 Lucy 與 Te Amo 老闆合作已兩年，他們租下周二、周五晚的場地，舉辦舞會與零基礎體驗課，向新人推廣搖擺舞文化，同時工作日晚上在舞房裡教授課程，全年未中斷。

在 Te Amo 酒吧，小星、Lucy 與舞者、學生們。

兩人初衷很簡單，讓更多人更簡單地接觸跳舞與舞會的快樂。

「有時我們開玩笑說，搖擺舞易與人互動，接地氣又不那麼性感，是快樂的舞蹈，適合很宅的朋友，」小星說。某種程度上這由歷史上搖擺舞的娛樂性決定。

這是種以舞會友的文化。1940 年代美國標誌性的大眾舞廳 Savoy，其集體性娛樂氛圍有時代特徵，舞池規模近似體育館，可同時容納 3、4 千人跳搖擺舞，舞廳兩側各有一支大樂隊演奏同一首爵士樂，彼時黑人和白人不再隔離；1980 年代，在搖擺舞漸沒落 20 多年後，幾個年輕瑞典人重新拜訪被時代遺忘的 72 歲搖擺舞者 Frank Manning，共同合作，才逐漸復興了該舞蹈，使其在世界範圍變得隨性多元。韓國目前是搖擺舞發展最成熟的亞洲國家，中國、泰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均有自己的社群。

「DowntownSwing 上海搖擺」並不是唯一一家。國內較早的搖擺舞組織於 2003 年北京成立，「Swing Beijing」組織者曾威銘是第一批從外籍舞者里學習搖擺舞、向國內推廣舞會文化的人，在圈內頗受到尊敬。2013 年前後，類似組織在全國城市生根，但規模較小，局限於圈子，靠上班族舞者業餘打理，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成都、長沙、武漢、重慶、寧波、福州等地有分布。

2016 年，小星曾以初學舞者身份在長城上連續 3 日參加了由曾威銘組織的搖擺舞訓練營，當時沒日沒夜的熱烈舞會氛圍給予他極大初學鼓舞。那時他已是趁出差出國各處拜訪舞會、使用 Facebook 查找地址的重度搖擺舞愛好者，會用「每次跳著笑到臉部肌肉僵硬，沒法鬆弛」」來形容感受。

搖擺舞舞者經常世界各地參與訓練營，學習、比賽、跳舞，回國後組織類似活動。

相比較下，2017 年成立的「DowntownSwing 上海搖擺」仍是一個挺年輕的組織，可能沒「Swing Beijing」那麼專業，但包袱少，一切靠摸索，有股熱烈的生機。

2019 年開始，「DowntownSwing 上海搖擺」的活動已漸成一套規律。每周五晚，有 1/3 參加者是第一次報名舞會，多為上班族，未接觸過跳舞，且有些拘束，多數人通過公眾號或發布的豆瓣同城找過來，以結交朋友為目的報名零基礎體驗課。新人的持續性歸結於兩人 2 年的無間斷反覆推廣——儘可能吻合年輕人口味、朋友帶朋友的口碑，以及 Te Amo 酒吧位處的好地段。

兩人還想從零開始發展自己的俱樂部文化，讓「DowntownSwing」成為上海一處推門可進的小據點。「我們發覺身邊很多人非常希望和渴望這類東西，如果沒人組織這類活動，那麼城市裡就不存在這樣一種選擇了。上海也有別的人辦舞會，但各自的出發點和方式不一樣，我們更希望以自己的思維去推廣，」小星說。

2017 年 5 月，任職電子通信工程師的小星與做審計員的 Lucy，憑一股未滅熱情，一起創辦 DowntownSwing 搖擺舞組織，此時距兩人初學搖擺舞僅過去兩年。他們打算自己授課，設計更親民、易入門的教學體系，到年底還計劃組織一場 2017 上海第一屆林迪舞節（Lindy Hop 是搖擺舞中最受歡迎的風格）。於 Te Amo 一周一次的常規舞會已展開，歡迎任何人，取名「Swing Kids Party」。

提前 4、5 個月備課，這讓兩人的開課未顯慌亂。5 月 3 日第一篇招生推文發出前，他們已數月搭檔練習舞步的框架、慣性與連接，「如何更流暢地做標誌性舞步 Swing Out，或變換高階的領舞（Leader）和跟舞（Follwer）技巧，怎樣用舞步去表達音樂的結構」。考慮這些不困難，畢竟北京有發展成熟的 SwingBeijing 作參考，國外可通過反覆研究大量視頻資源，況且兩人頻繁參加泰國、韓國等訓練營，報名大師課，也陸續獲得好名次。

創辦組織已 2 年的小星，事後在回憶這段日子時描述道，「太興奮了，整夜整夜的沒法睡覺，凌晨從床上突然爬起來，就在家裡開始跳舞了，耳朵里塞著耳機，放爵士樂，假想一個舞伴和她一起跳舞，很詭異的狀態，早上起床就去上班了。」 開課 3 個月了，他感覺不到枯燥，「一直在改動和演進，不是簡單重複」，工作日就開始惦記周末授課。

不過招生並非想像得容易。起初小星和 Lucy 跑去武康路人多的商圈，和舞者朋友在街頭賣藝招生，邊上放著一塊可掃碼的廣告牌。當時正值傍晚，圍觀人很快站滿，但大多遠遠地看一眼，也不敢過來，最後報名上課僅一兩個人。「現在想想，那時候膽子也挺大，一個程序員和一個審計員，何德何能。」Lucy 說。

2017 年隨後一年時間裡，他們摸索著改善課程設置。要讓舞蹈變得簡單自然，易上手，不令人生畏。他們把課程體系分為緩慢進階的 4 個級別，下設 9 個組別，各有 6 節課，覆蓋經典舞步組合，尤其注重零基礎新手的互動性。

舞會上變換著構思主題派對，規定需有著裝要求，「花頭巾與馬甲復古搖擺夜、熱帶風味泰國夜、萬聖節恐怖夜」，這符合年輕人趣味。陸陸續續地，作為國外嘉賓的美國搭檔 Jon 和 Jenna、韓國的 Nalla 和 Jessica、或瑞典的 Gustav 和 Laia，都被小星和 Lucy 邀請來參加舞會，以滿足學生交流、教學需求。活動信息均每日推送，有時放上豆瓣、Meetup，起初閱讀量不多，但一年下來讓 「DowntownSwing 搖擺」被更多不了解舞會文化的人知道。隨後朋友帶朋友，來的人就多了。

讓舞會與課堂上的新人不那麼拘束，是小星與 Lucy 隨後遇到的一個難點。「Swing Beijing」組織者曾威銘在一次電台採訪中也聊到，「中國人學舞蹈會遇到難度，因為沒 Party 經驗，」他開玩笑說自己東北人，「平日里休閑方式是坐炕頭嗑瓜子」。

而 Lucy 覺得實際沒那麼難，教課時「整體氣氛要放鬆，感覺上要活潑一點，」她的竅門是隨機點一名同學示範，點評舞步時開句玩笑，讓氣氛變得幽默。更多時候，她看見舞蹈讓內向、拘束的人對待身體更自如，變得放鬆，彷彿顯露出人的另一面。

在發揮新意的基礎上保護原有禮儀性是 「DowntownSwing 搖擺」的另一個「標準」，這被稱為搖擺舞文化的「規矩」。比如舞會上不許指點舞伴姿態，因為舞會是拿來享受的；不能衣著暴露，不可穿細高跟與運動裝；鼓勵邀請不同水平的人跳舞，但有權拒絕別人。「任何人都可以過來跳舞，但我們希望還是有一些門檻在，彼此間要有共識，尊重這套文化，這可能是一點私心，」小星說。

Lucy 和小星在 Herrang Dance Camp。

2017 年 7 月，小星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小村莊 Herrang， 加入當地為期 5 周、有 35 年歷史的世界性搖擺舞盛宴。幾千人搖擺舞者、明星集聚一堂，從訓練營、舞會、課程到爵士音樂會，一切令他大開眼界，「整個村就是一個舞者自治村」。

從前台接待、廁所清潔人員、服務員、做咖啡到賣衣服的，均為舞者，大家入夜後出來跳舞，白天上課、工作、生活，有人在湖中搭起浮板與小桌，邀請舞伴共進午餐。在活動期，99 歲的「搖擺女王」諾瑪·米勒（Norma Miller），跳舞七八十年，出來分享講座，依舊精神矍鑠，給予各地組織者鼓勵，舞蹈成為互通的語言，彼此關懷。

「很多東西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從很小開始默默積累幾十年，才發展到今天這樣，」小星對這種文化底蘊很有認同。回國幾個月後，他與 Lucy 開辦上海第一屆林迪舞節（Shanghai Lindy Festival 2017），因「太忙了，沒時間籌備舞節，感覺對不起老闆」為由，兩人均辭了職，專心發展組織。

這場節日連續進行 3 日，為成本考慮，地點選在一個舞蹈教室，流程試圖還原兩人在國外參加搖擺舞訓練營時的感受，遵循嚴格簽到流程制，大師課需預約，有名額限制。舞會則是輕鬆的，人們盛裝打扮，前後陸續來了 200 多人。這是上海規模最大的一屆搖擺舞節。隨後第二屆如期舉行，他們還想在 2019 年第三屆中加入現場大樂隊演奏，但高昂的開銷是個問題。

常規舞會Swing Kid『s Party。

2018 年，看似矛盾的情形已浮現出來——全職做舞蹈教師後，工作量大幅增加，穩定收入卻明顯下降。工作日上午，小星和 Lucy 各自在家寫文案、出帖、維護微店、作為客服回答舞會和課程問題；下午到舞房碰頭，然後溝通、備課、練習，隨後晚上 7 點開始上課，如果那天有舞會，到家後需凌晨 1 點。周末幾乎無休。兩人收入來源主要為課程學費，一筆賬算下來，每小時每人僅收到幾十塊，若加上邀請國外舞者、參與訓練營、預訂場地的成本，實際會更少。實際工作量增加約兩三倍。

「一年下來收入和之前上班時比，減少 1/4，剩餘存款用於去韓國、瑞典等地的搖擺舞活動上，幸虧工作多年還有些積蓄，」小星在辭職後開始有了記錄、研究、反思教課的書寫習慣，並撰文寫《做一個職業搖擺舞老師是怎樣一種體驗》，他說「有時壓力確實特別大，尤其在不被人理解的情況下，是會後悔，但回想一下，又不後悔了」。「既然我都能轉行當舞蹈老師了，那轉行做作者也不是不可能了，」他開玩笑地寫道。

DowntownSwing 搖擺 在 Te Amo 酒吧門口，老闆 Kai不在照片里。

同樣的處境也發生在 Te Amo 酒吧老闆 Kai 身上。上海的租金太過昂貴。據 Kai 說，Te Amo 場地每月至少需 800 人流量（一張票價為 60 塊），他才能勉強支付 8 萬月租金，其餘費用靠其留學副業支撐，但實際上 Te Amo 人流量不過 400-500 人。Kai 說不上具體能維持多久。「因為自己就熱愛跳舞，是 Tango 舞者及組織者，所以懂維持一個好場地的重要性，目前先把它做好比較重要，」他說。

Lucy 則一直堅定，可能「因為自己還年輕，雖有壓力，但不至於顧慮太多」。她說，「DowntownSwing 成立時間不長，只有兩年，其實還沒有太多的經歷經驗可以分享，但我們總體是持一個樂觀態度的，不忘初心，一切都會變更好。」

工作日午休時，常參加舞會的 Tiantian、然子在襄陽公園跳舞。

長號手 Tiantian 是「DowntownSwing 搖擺」的常客。他發現 2018 年、2019 年上海對舞會感興趣的年輕人在變多，但他說不清這是與這裡每周一場、全年無休的零基礎體驗課有關，還是城市人的周遭環境發生變化，繼而微妙地影響到了生活需求。

Tiantian 一周兩晚參加搖擺舞會，結束時已深夜，隨後他會加入 4 公里外爵士酒吧 JZ Club 的職業大樂隊演奏小號。他保持這種節奏的生活作息已半年多。

同樣捕捉到變化的有電影編劇然子，她覺得人們接納跳舞的氣氛是變好了，「跳舞有點兒像即興爵士，它允許一個陌生人進入你的場域，但是一種舒服純粹的社交方式。」她提到一次工作日，趁午休間隙，大家帶上盒飯約在襄陽公園跳搖擺舞，其間有路過的外國遊客加入，誰也不互相認識，但就跳上了，一切挺輕巧自然。

圖片來自「DowntownSwing 搖擺」，題圖來自WikiDance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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