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服飾看《金瓶梅》：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

《金瓶梅插圖集（明代崇禎刻本）》，廣西美術出版社，1993年

日本早稻田大學金瓶梅藏本。康熙影松軒金瓶梅，堪稱孤本。蘭陵笑笑生撰，張竹坡批點。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說《金瓶梅》里的服飾為中國古代服飾的集大成者毫不為過，服飾是如此的豐富與繁華，顯現出中華文化的悠久與燦爛。就服飾而言，無論是服飾的制度、服飾的多樣、服飾的生產、服飾的價位，還是服飾與人物的關係，以及通過服飾來傳達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種種小說的美學意義與歷史取向，在中國的古典小說里，沒有任何一部可以與之相頡頏。

《金瓶梅》里有兩位主要人物，一為潘金蓮、另一為西門慶。書中對眼花繚亂的服飾的描寫，也正是從這二人開始的。

頭上戴著纓子帽兒，金鈴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身穿綠羅褶兒；腳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裡搖著灑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金瓶梅詞話/第二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一印。本文如沒有特別指出的，均出自這個版本）

頭上戴著黑油油頭髮髢髻，一逕里踅出香雲，周圍小簪兒齊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葉眉襯著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紗。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剌。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翹翹金蓮小腳，雲頭巧緝山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褲。

第一段寫的是西門慶的服飾，第二段寫的是潘金蓮的服飾。在《金瓶梅》一書里，作者不僅深諳當時的社會、世俗和人情，而且對服飾、服飾制度及服飾的變化也相當的熟稔。重要的是，《金瓶梅》寫服飾還有更重要的關節，那就是對舊制度的挑戰。《禮記/玉藻》專講服飾制度，並在《禮記/深衣》指出：「古者深衣，蓋有制度」：君臣有別、尊卑有別、老幼有別、男女有別、士庶有別。從《後漢書》至《清史稿》，辟有（與車並列）的專志「輿服志」。服飾與制度密切相關，《金瓶梅》卻開闢了服飾的另外寫作。《金瓶梅》里的服飾，展示出了燦爛中華文明的另一種風采。

《金瓶梅》里的女性服飾

月娘的：穿著銀鼠皮襖，遍地金襖兒，錦藍裙；金蓮的：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著白綾襖兒；李瓶兒：貂鼠皮襖……這還只是妻妾冬裝一部份。平日子的則更講究。

月娘有時穿「大紅路綢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著貂鼠卧兔兒」，有時又穿「頭戴銀絲髻，周圍金累絲釵梳，珠翠堆滿，上著藕絲衣裳，下著翠綾裙，尖尖趫趫一對紅鴛，粉面貼著三個翠面花兒」等。我們知道吳月娘是西門府上大娘，穿戴自不一般。第二十四回，西門與眾妻妾在正月十六喝「合家歡樂」酒。作者寫道：「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同坐，都穿著錦繡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吳月娘穿著大紅遍地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著百花裙」。此處，因服飾制度，妻妾的等級是相當清楚的。不過，《金瓶梅》的傑出在於：這種服飾的制度，以及在服飾制度上的等級，並沒有妨礙《金瓶梅》充分顯示市民社會興起時的平等訴求。

服飾於《金瓶梅》，當然具有小說家言的「炫技」。但是「炫技」，不僅展現出一部傑出的市民小說斷不能缺少的「道具」，同時又建構了文本自身。春梅先是大房吳月娘的丫鬟，後成了寵妾潘金蓮的丫鬟，接著又成了西門慶的「情人」，再以後又成陳經濟的「情人」，最後，則成了周守備的正牌夫人。因此，春梅的服飾前後有極大的變化。作丫鬟時，大約是「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見第二十九回）。到了守備夫人時，春梅的服飾是「打扮的粉妝玉琢，頭上戴著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妝花襖，下著翠蘭縷金寬襽裙子，帶著丁當禁步，比昔不同許多」（見第八十九回）。春梅服飾的流變，可見服飾制度的投射。宋惠蓮，本是西門慶僕人來旺的媳婦，成為西門慶寵愛的「地下情人」之後，「一套綠閃紅緞子對衿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著頭，額角上貼著飛金並面花兒，金燈籠墜耳……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颳起，裡邊露見大潞紅褲兒，扎著臟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護膝，銀紅線帶兒」。事實上，《金瓶梅》寫惠蓮服飾，寫得這般光彩和這般的性感，從某種意義上看，則是為惠蓮「命薄」吁不平。

服飾於此，我們可以管窺到作者的趣味和價值取向。不僅惠蓮的服飾與西門府上眾妻妾的服飾相近，而且像愛月兒、吳銀兒這樣屬於娼門的女性，在服飾上也被「一視同仁」。如吳銀兒的服飾「頭上戴著白縐紗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妝花眉子，下著紗綠潞綢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緞鞋兒」；愛月兒的服飾「新妝打扮出來，上著煙里火回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妝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卧兔兒」。

等級、性別、尊卑里的人，都追求服飾的華麗，在《金瓶梅》里確實是一種眾生平等的暗喻。《宋史/輿服五》指出「士庶之間、車服之制至於喪葬，各有等差。近年以來，頗有逾僭」；「詔縣鎮場務諸色公人並庶人、商賈、伎術、不系伶人，只許服皂、白認、鐵、角帶，不得服紫」；「倡優之賤，不得與貴者並麗」等；《明史/輿服三》對士庶妻妾服飾也有明確規定「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等。無論按宋季服飾制度還是明季服飾制度，《金瓶梅》於服飾制度上的僭越與叛逆，僅服飾而言，這部小說反禮教的價值取向非常鮮明。

仕宦大家王招宣府的寡婦林太太的服飾，則又有另一層深意。招宣府林氏的服飾是：「婦人頭上戴著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綢襖兒，沉香色遍地金妝花緞子鶴氅，大紅宮錦寬襕裙子，老鴉白綾高底鞋兒」。這一套服飾，是西門慶眾妻妾、丫鬟以及有的娼門女子所沒有的。崇禎版繡像本《金瓶梅》有200幅插圖，獨林氏服飾唯一。其他女性服飾都沒有花紋，林氏的服飾描有花紋（即妝花緞子鶴氅）；其他女性沒有頭飾，即便有，也只是束帶與簡單的釵簪，獨林氏頭上有冠。這表明林氏的「命婦」（祖上是所謂的「太原節度邠陽郡王」）身份，同時敘述了林氏久寡的慾望與西門慶以粗鄙之人征服上層女子（「命婦」）的「業績」（對此，清人張竹坡曾給予招宣府主人痛斥「一丑招宣」）。可見《金瓶梅》里的服飾描寫與敘事，不僅在於作者對於服飾的展示，同時也是對人物性格與命運的一種敘事。

《金瓶梅》里的男性服飾

女性服飾在《金瓶梅》里是服飾敘事的重頭戲，但男性服飾的描寫與敘事，同樣是其整個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西門慶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個「兒化」的詞來寫西門慶服飾。此形象即土豪標準像。到了西門慶賄賂做上了「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一職後，西門慶的服飾，有了重大的變化。西門慶官職剛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縫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攢造衣服」；迎請朝廷大員著「青衣冠帶」；去京都拜見位極人臣的蔡太師「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蓋衣服」。此時的西門慶，畢恭畢敬，不再是陽谷縣尋花問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樣的官員。

全書雖寫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場景都發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慶萬曆年間，即公元16世紀中期），服飾於此，既給我們留下（近）古代服飾的樣式和（近）古代服飾的制度的真實記錄，又留下了許多想像空間。

西門慶本是陽谷縣的地痞土豪，即使當了「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宋並無此官職；《明史/官職》記有「金吾」等十九衛，「副千戶」一職，從五品），他更多的時間，仍是在陽谷縣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門平素最喜的服飾是「五彩飛魚氅衣，白綾襖子」，尤其是「白綾」。「白綾」在《金瓶梅》里，並非吉物，相反，是西門慶與他的女人們的凶兆和死亡的轉喻。西門慶的女人，大都喜歡穿紅色的服飾。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宋惠蓮等，包括一身豪裝的林太太在西門慶面前也穿的是「大紅裙」。一白一紅，極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時也見證了色彩於服飾是服飾制度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像《金瓶梅》這樣用於人性的善惡、用於人物的性格、用於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中國文學裡是罕見的。

《金瓶梅》里的服飾既是「道具」更是文本

《金瓶梅》里的服飾花樣繁多、流光溢彩，幾為窮盡其有：皇親國戚、達官貴胄、士子商賈、命婦庶妻、小姐丫頭、販夫走卒、朝服禮服、官服民服、時裝職裝、外套內衣……在《金瓶梅》里，連一些過客，如只出現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飾，都寫得極為認真、決不馬虎。當然，一些服飾或許是「小說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飾。提刑官一職獨見宋，即「提點刑獄司」里任職官，品級大約在三至四品之間。查《宋史/輿服四/諸臣服下》並不見「黑青水緯羅五彩灑線猱頭金獅補子圓領，翠藍羅襯衣，腰系合香金帶」之制度；再查《明史/輿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見此制。可見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據。《明史/輿服三/文武官冠服》標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為「孔雀」(三品)、「雲雁」（四品），武官為「虎豹」，《金瓶梅》將其「虎豹」轉為「金獅」。並在「金獅」之前，還加一「猱頭」。猱，是一種類猿動物，猱作為服飾制度的標識，均不見宋明兩季官職服飾制度。「猱頭金獅」顯然具有搞笑的元素。此「搞笑」以及另一些場景里的服飾「展演」，把服飾的現實與超現實、真實與虛構，結合得天衣無縫。僅此，足顯《金瓶梅》文本的諷喻與反諷的卓爾不群。

《金瓶梅》的服飾研究目前尚很薄弱

《金瓶梅》里所涉及到的服飾制度及服飾的豐富性，是當時及後來的文學作品（包括《紅樓夢》在內）所沒有的。與《金瓶梅》幾乎同時期的《水滸傳》（說唱成於元末明初、刊刻於明中期、通行本於明晚期），服飾描寫與敘事算是豐富的，沈從文晚年的鴻篇巨製《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有專節論及《水滸傳》及明人繪水滸畫。沈先生指出「衣著形象描寫相當清楚」，男性方面的特點是「素樸」。沈先生也指出《金瓶梅》里的服飾「衣著首飾，反映相當真實具體」。不過，從沈先生的論述看，存在兩個方面的疑問。一、沈著有專節論述《水滸傳》而沒有《金瓶梅》的專節；二、《金瓶梅》里的服飾不是素樸而是華麗的（前文所引即可證明）。

哈佛學者田曉菲在《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一書里，以教化敘事不如人性的複雜和幽微敘事，反覆申訴「詞話本」不如「繡像本」。如田曉菲說西門慶的形象，「繡像本的描寫比詞話本中那個比較常見的、比較漫畫化的浪蕩子形象更加複雜和全面」。其實，就服飾而言，「詞話本」比「繡像本」豐富多了。特舉一例：「詞話本」第五十九回寫鄭愛香兒的服飾「頭戴著銀絲髻，梅花鈿兒，周圍金累絲簪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花容月貌，上著藕絲裳，下著湘紋裙」；《繡像本》（康煕三十四年金瓶梅藏本影松軒本/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只一句「卻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

兩兩比較，前者因為服飾的「繁褥」，活脫脫展示出一個娼門子弟在有錢客人面前的作態；後者，文字的意味寡談了許多。「詞話本」里的服飾描寫與敘事，除了作者有些「炫技」外，實際上是小說人物形象與人物關係的重要「構件」。如果這個話題有些「靠譜」，那麼，如同「金學」遠不如「紅學」那樣「顯學」，《金瓶梅》的服飾研究似乎也很薄弱。

再舉幾件個案，以證《金瓶梅》的服飾描寫與敘事前無古人。張岱的《陶庵夢憶》寫盡晚明繁華，對於廟宇、樓台、街市、居家、人物、器物、酒肆、茶樓、美食、遊冶、戲曲、評書、禮祀、節慶等等，都有詳盡且妙筆生花的記錄，卻沒有服飾的記錄。晚明屠隆的《考槃餘事》，幾乎寫盡人間樂事器物，共分「書」「畫」「紙」「墨」等十五箋，只在「起居器服箋」中有很少一部分談及服飾。談及的也只是簡單的「禪衣」「道服」「冠」「披雲巾」和「文履」（順便一說，後人有人認為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僅此看，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再作橫向比較，更能看出《金瓶梅》在服飾描寫與敘事上的史學價值和美學價值。初版於1930年的《圖說日本服飾史》(高橋健自著，李建華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是日本服飾史的篳路藍縷之作。這部服飾史（起於大約公元6世紀的「飛鳥時代」至仿效歐美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明治時期」）所提供的服飾樣品與個案，總共不過300件左右。如果專門編一部《金瓶梅服飾譜》，其樣品和件數肯定不會少於《圖說日本服飾史》。

一部《金瓶梅》寫盡天下服飾！一部《金瓶梅》集古代服飾之大成！一部《金瓶梅》就是中國古代服飾的博物館！

《金瓶梅》里的服飾旨在尋求市民生活平等的趣味

有繁花似錦的描寫與敘事，《金瓶梅》還不止於在服飾的制度，更在於打破制度以尋求市民生活平等的旨義和趣味。《金瓶梅》里的服飾，還涉及到服飾織造的規模與服飾的商品價位（這對於明代經濟研究一定大有裨益）。

先說規模。第四十回有專門寫西門慶府上為其妻妾做衣服的章節。一段是：「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緞尺頭來。每人做件妝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妝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妝花衣服」；一段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妝花錦雞緞子袍兒，兩套妝花羅緞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月娘則有「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妝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緞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緞子遍地金通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妝花補子遍地錦羅祆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在此，西門慶為妻妾共做衣服「三十件」。「詞話本」為此專為西門府上做衣服的趙裁縫提寫了一首六言長排（「繡像本」無此詩）。起首便稱「我做裁縫姓趙，月月主顧來叫。針線緊緊隨身，剪尺常掖靴靿」。從裁縫的繁忙到服飾的呈現，其規模和數量，幾乎難以估計。

西門慶從開藥鋪和坑蒙拐騙發家，到後來開段（緞）鋪（西門慶黑吃了別人的錢所開）。這表明：一、服裝生意也許比藥鋪更賺錢，二、當時對服裝的需求都很旺盛。第六十回「西門慶立段鋪開張」，開張貨物「共裝二十大車」，開張喜宴「十五桌」。西門慶的狐朋狗友、三大姑六大舅，還有官場中人夏提刑的禮物，其場面之鋪陳和熱鬧，可見當時服裝業的繁榮——這哪裡是沈從文先生所說的「素樸」？

再說服裝的價位。李瓶兒一件皮襖六十兩、祭李瓶兒孝絹二十兩，西門慶為梳籠粉頭李桂姐、出手就是五十兩銀（為李討四套衣服），第四十回提到趙裁縫為西門府上做衣服工錢五兩等。可見，服裝動輒以兩、幾十兩計。那麼，現在我們來看看《金瓶梅》里其他地方涉及到銀兩價位的話題。第七十回里有一張皇帝嘉獎眾大臣的錢物清單，皇帝獎賞最高者五十兩，最低者五兩。與西門府上妻妾的服飾價位比，皇帝嘉獎的最高價位，不值李瓶兒一件皮襖，皇帝賞給某大臣的五兩，只是趙裁縫為西門府上眾妻妾做一次衣服的工錢。

再看，西門府上的丫鬟買出賣進，大約一個值四兩至七兩（見第三十回，李瓶兒買一丫頭，講價從七兩五錢講到七兩成交；第三十七回，四兩一個）；西門慶縱慾身亡後，西門府上作「鳥獸散」，曾是西門慶小妾的孫雪娥只賣了八兩（見第九十回）……據一明小品所載，在明一季，平民的生活每年大約一兩五，戚繼光的士兵軍餉月銀一兩。明中期一兩白銀兌換銅錢十錢（一千文）。那麼一錢可以做什麼呢？第六十八回，西門慶請娼門四女獻唱，打發的錢是：四妓女每人三錢、廚子五錢、倒茶小兒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三錢。可見一兩銀子是可以做許多事的。這般看來，西門府上的服飾，大都是「天價」。

《金瓶梅》中奢華服飾與「本朝之制，敦尚節儉」的對比

凡涉明史，我們知道，「本朝之制，敦尚節儉」（明·劉侗等《帝京景物論/方逢年/序一》），但我們在《金瓶梅》里看到的卻是如此奢華的服飾。明自萬曆進入它的後期，明後期有兩大社會現象：一是明皇的怠政（如明神宗自萬曆十六年後便基本不上朝，須知萬曆一朝共四十八年），二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其經濟與文化非常繁華。對於後者，《劍橋中國明代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寫得清楚：「在向整體化邁進的步伐加大的同時，明代中國農業的專業化和商業化程度急劇發展，絲、棉、瓷器產業快速增長」。

《劍橋中國明代史（下）》還特別指出「這些地區的中心都市，如蘇州、松江、嘉興、南京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業已成為中國絲綢業之都的蘇州……甚至農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鎮也變為興旺的染色、上漿及相關行業的中心」。海外史家於此注意到了「絲」與「棉」在明代中後期的快速增長，以及與絲、棉、綢、緞相關的產業和工藝的繁榮。由於日益壯大的服飾產業所帶來的賦稅與管理等，明中央政府專設「織染雜造局」（《明史/職官四》）。

正是這一「快速增長」與「繁榮」，為《金瓶梅》里錦繡燦爛的服飾（儘管有些是小說家言）提供了施展天地的平台。「節儉」於此，因經濟的繁榮和文化的多元，便「銷聲匿跡」。我們知道，《金瓶梅》事件發生的地點在一個叫陽谷縣的地方。陽谷縣，在《水滸傳》里明確指定為在山東（小說中有山東方言）。如果通過《金瓶梅》的小說文本來看，再通過小說中描寫的西門府上的亭台樓閣來看，很顯然，它們與江南的園林近似。崇禎繡像本《金瓶梅》的插圖（200幅沒有畫工的署名，僅幾圖有刻工的署名）有可能出自陳洪綬等明末著名畫家之手，而陳老蓮的出生地和謀生地，正是明後期中國出版業最為盛行的閩浙地區。如果從「繡像本」的200幅插圖所提供的背景看，小說里的事件、人物，特別是生活細節，很有可能發生在江南，至少有清楚的江南場景（小說中曾提及漂亮的綢緞來自「南邊」）。

明後期江南地區的商業繁榮，帶來了文化的繁榮和多元，由此推動了戲曲和小說的發達，於是《金瓶梅》應運而生，書里對服飾的描寫和敘事所達到的萬千氣象也應運而生。

說《金瓶梅》里的服飾為中國古代服飾的集大成者毫不為過，服飾是如此的豐富與繁華，顯現出中華文化的悠久與燦爛。就服飾而言，無論是服飾的制度、服飾的多樣、服飾的生產、服飾的價位，還是服飾與人物的關係，以及通過服飾來傳達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種種小說的美學意義與歷史取向，在中國的古典小說里，沒有任何一部可以與之相頡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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