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愛情故事
她叫他瓦夏，他叫她柳霞，他們很愛很愛。在蘇聯普里皮亞季鎮的街上，瓦夏會拉著柳霞的手轉圈，還吻啊吻。路人走過，一邊看，一邊笑。
那一年柳霞二十三歲，新婚之際正是情濃之時，在一起總是手牽手。他們住在瓦夏服役的消防隊宿舍，那裡有三個新婚之家。瓦夏和柳霞的理想，是擁有一間自己的兩居室。
瓦夏只有拉著柳霞的手才能睡著，但1986年4月26日這天凌晨， 他鬆開了手。被嘈雜聲和喊叫聲驚醒的柳霞，聽見瓦夏說：「電站失火，我一會兒就回來。」
看不見爆炸，只看見整個天空的火焰。沒有帆布防護服，沒有防毒面具，穿著襯衫的瓦夏們被告知：普通火情，常規處理。
沒有這場火，瓦夏和柳霞會在六點鐘去瓦夏父母家種土豆，他喜歡播種和耕地。七點鐘，柳霞被告知：瓦夏在醫院。
柳霞和妻子們趕到的時候，醫院已經被警察圍住，除了救護車沒人能進去。柳霞找到一個熟人幫忙進了醫院，瓦夏對她說：「走吧，別再來了，為了你肚子里我們的孩子。」
熟人說，這時要喝牛奶。六月懷胎的柳霞，到三公里外的村裡買來牛奶給瓦夏喝下，又看著他們全部吐了出來。醫生出具的病情診斷結果是：煤氣中毒。這些忙個不停的醫生、護士和衛生員們，都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在不久後患病死去。
晚上，醫院徹底進不去了。士兵們把絕望的妻子和即將上路的丈夫分開，女人們跟士兵推搡撕扯。一個醫生出來宣布：你們的丈夫是要乘飛機去莫斯科——如果你們要帶什麼行李，趕快回去拿。
公交停運了，柳霞們跑步穿過整個城區去拿換洗衣服。她們上氣不接下氣地跑，跑過被軍車封鎖的城鎮、跑過無數戴著防毒面具的軍人、跑過滿是白色泡沫清洗的街道。她們上氣不接下氣地跑。
等她們跑回醫院，飛機早已飛走了。沒有一個人提到輻射這兩個字。
沒有親人進醫院的人們當時很開心。因為廣播里說：全城需要疏散三到五天，請你們隨身攜帶保暖衣服，你們將要住在樹林的帳篷中——但不要帶寵物。人們以為他們要迎來一個不同往日的五一節了，所以他們開心地準備了烤肉串、買了葡萄酒，帶上了錄音機和吉他，不知道一走之後再不會回來。
一周之後農村也疏散了，被留下的貓狗和牲畜開始被有計劃地捕殺。柳霞取出了所有的存款，瓦夏的父親驅車將近一千公里，送她去了首都莫斯科。
瓦夏住在專門治療放射病的休金大街第六醫院，沒有通行證嚴禁入內。柳霞給值班員塞錢之後，值班員甚至告訴了她病房在幾樓。醫生命令她：不許哭、不許走近、更不許擁抱和親吻。
但柳霞統統都沒有聽。瓦夏看上去跟幾天前變化不大，臉上的腫脹也似乎消失了。瓦夏還嚴肅地說：他們所有人都覺得，這是一起蓄意破壞事件。
很快柳霞看見了每天都不一樣的瓦夏。燒灼的傷口、遍布的潰瘍、無盡的粘液……面色和體表從烏青變到紫紅，又從紫紅變到灰褐。柳霞不僅沒空想，也沒空哭，她給瓦夏做雞湯、切綠芹菜、打生雞蛋，她準備一切瓦夏還能吃下去的食物，在他連喝水都吐的時候。
五月九日，瓦夏睜開眼睛，「開窗吧，今天有焰火。」
柳霞打開八樓的窗戶，整個莫斯科在她的眼前。絢麗的焰火騰空而起，那是為了紀念二戰勝利，紀念人民從此獲得了解放。
瓦夏說：「我答應過你，要帶你看莫斯科的。」他從枕頭下面取出三支護士代購的康乃馨，「我還答應過，一輩子都給你買花。」
柳霞奔過去，親吻他。在她給他鋪床單、放體溫計和便器的時候，焰火死在了莫斯科的夜空里。
美國教授來做骨髓移植手術，他說希望是有的，很小，但有。瓦夏所有的親屬都來了莫斯科，骨髓最適合的是十四歲的小妹娜塔莎，她怕得厲害。瓦夏知道要從小妹身上取骨髓，「別動她，她還小，我還是死了吧。」
二十八歲的大姐柳達說，我來。手術做了兩個小時，她的胸前穿了十八個孔。從麻醉中蘇醒之後，她就一直體弱多病，跟殘廢沒多大區別。她後來一直沒嫁人。
值班的都是士兵了，編製內的員工拒絕在沒有防護服的前提下來上班。在這家醫院裡，從入院到死亡出院的時間平均是十四天。有人勸柳霞：「您面前的已經不是丈夫、不是愛人，而是一個高污染輻射體。不想自殺，就不要感情用事。」
柳霞的回答是：「我愛他！我愛他！」
瓦夏睡著了，她低語：「我愛你。」走在醫院的院子里，「我愛你。」端著便盆的時候，「我愛你。」
夜深人靜，瓦夏說：「要是生男孩，就叫瓦夏；生女孩，就叫娜塔什卡」。柳霞扶起他，說我已經有一個瓦夏了，脫落的皮膚粘在她的雙臂上。
柳霞日夜都和他在一起。早上八點，柳霞說：「我回趟招待所。」瓦夏同事的妻子塔尼婭過來，求她陪同去墓地參加丈夫的葬禮，「你不去，我去不了。」事故發生前一天，他們幾個新婚家庭剛剛一起在宿舍合了影。
從墓地回來，柳霞給護士站打電話，「他怎麼樣了？」「他死了。」
柳霞走後不久，瓦夏突然喊，「柳霞！柳霞！」
護士回答，「她剛走，一會就回來。」
瓦夏嘆了口氣，再也沒有發出聲音。兩小時後，絕望的柳霞趴在窗戶上對著天空，哭得整個招待所都在抖動。
兩個月後，柳霞回到了莫斯科，在瓦夏的墓地前說話。陣痛突然襲來，她被送進了醫院，看到了她早產的女兒。嬰兒手腳齊全，看上去很健康，「娜塔什卡」，柳霞喊她的名字，「爸爸給你起的名，娜塔什卡。」
娜塔什卡活了四小時。先天性心臟病、肝硬化、肝臟上的二十八倫琴輻射。
柳霞把她葬在父親的腳下，墓碑上沒有名字。從此柳霞去墓地的時候，總是捧著兩束花：一束給瓦夏，一束給娜塔什卡。她在墓地的時候，總是跪著的。
柳霞在烏克蘭首府基輔分到了一間房子，她和瓦夏曾經夢寐以求的兩居室。整棟大樓里，都是柳霞這樣的人。柳霞目光所及的房屋每個角落，都是瓦夏。
柳霞在糖果廠上班，一邊做蛋糕一邊流淚，卻不是因為被甜到了。瓦夏的勳章送來了，血一樣紅，她不敢看，一看也會流淚。不哭，只是流淚。她想忘掉這些，但她做不到，反倒常常想起他鬆手離開的那一夜。
她幾乎已經沒有任何活下去的願望。夜裡她望著天，問瓦夏：「我該怎麼辦？我不想活著沒有你。」白天她經過幼兒園，停下來看著孩子，感覺自己下一秒就要瘋掉了。夜裡她又說，「我不需要男人，沒有比你更好的了。但我想要個孩子，我害怕一個人。」
瓦夏離開兩年後，柳霞跟一個男人約會，有了一個孩子安德烈。這個正常、漂亮、聰明的男孩，是她繼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她的呼吸為安德烈而持續，她連跟他分開一天都害怕。
但瓦夏仍然在她的家裡，她常常在半夜和他說呀說。她就這樣同時活在人世和非人世。
這條街上都是柳霞這樣的人，整條街都是。許多人得了重病，死亡經常發生。走著走著就倒下了；睡著了就沒有醒來；給護士送花，手還沒有收回來心臟就已經不跳了；在公交站等車，等來的是靈車。
人人都會死去，人人都終將死去，人人都正在死去。在這條被人叫作切爾諾貝利的大街上，將死的人陪著已死的人，其它什麼都沒有——沒有瓦西里·伊格納堅科和柳德米拉·伊格納堅科，沒有邊看邊笑的路人，沒有吻。沒有，沒有，沒有。
參考：
[白俄羅斯]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切爾諾貝利的祭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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