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之夏：抗戰軍事史口述回憶的「蔽」與「弊」 ——以台兒庄戰役為中心的考察

口述史料是歷史研究重要的文獻資源之一。有關民國時代的口述回憶數量龐大，呈現出很多檔案記載所缺少的細緻記述和個人感想，為歷史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細節與視角。但是限於個人記憶、情感、政治立場與主觀態度等因素，回憶者常常會有意無意間遮蔽一些內容，甚或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對同一件往事做出相反的回憶，這就使人們對口述史料的真實性、準確性及客觀性產生了疑問。回憶者有意無意間會誤導研究結果，不利於我們了解客觀歷史的原貌。從這個意義上講，口述史料也有「弊端」。

1938年3—4月的台兒庄戰役，是抗戰初期中國軍隊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意義非同凡響，相關回憶及口述材料相當豐富。由於這次戰役參戰的中國軍隊構成複雜，將領背景、經歷各不相同，出身或歸宿不同的將領間回憶存在較大出入，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戰後的研究與評價。本文將以台兒庄戰役為中心，梳理各種口述歷史及回憶錄的異同，參考相關原始檔案，對部分史實進行考訂，以期揭示在抗戰軍事史中口述回憶所常見的「蔽」與「弊」，及其對學術研究的影響。

宏觀敘述的選擇

對作戰經過的論述是戰爭回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由於個人所處位置和視角的不同，最高統帥、戰區司令、集團軍司令與軍、師級將領的回憶有很大差異。在大型戰役中，軍、師長多隨部隊行動，直接參与前線指揮，且職級越低，距離戰場相對越近，全局視野相對狹窄。戰區、集團軍長官及參謀人員則多坐鎮後方司令部，宏觀指揮，通過下屬彙報了解具體戰況，其回憶多表現得較為宏觀，偏重於回顧整體部署及對整場戰役的總結反思。對於作戰經過，高級指揮官的回憶多隻選擇性敘述最重要的部分，但有時敘述內容的選擇也受到主觀好惡及人際關係的影響。

參加台兒庄作戰的中國軍隊隸屬第五戰區，其司令長官李宗仁對台兒庄戰役的相關回憶即為明顯一例。李宗仁是台兒庄戰役期間中國軍隊的最高長官，司令部設於台兒庄南面的徐州。他在戰役期間多次前往台兒庄前線視察，因此其回憶錄對部署在台兒庄正面的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描述較多，連他與孫連仲的對話都記得十分詳細。其他地區的部隊與戰區司令部間僅依電報往來，李在回憶時未敘述其戰鬥經過，只是在戰役總結中指出：台兒庄之勝利也有賴於三十一軍在津浦路南段，以及張自忠、龐炳勛部在臨沂的英勇作戰。但對於台兒庄會戰中的另一隻重要力量——二十軍團湯恩伯部，李宗仁不僅幾乎沒有提及其作戰情況，且有著極為負面的記述。

二十軍團下轄52、85兩個軍共4個師，在台兒庄戰役期間主要擔任迂迴包抄的作戰任務。1938年3月24日，當日軍佔領台兒庄北面的嶧縣、棗莊並開始向台兒庄正面進攻時，二十軍團即奉令以東北山區為根據，與嶧棗之日軍展開激戰。守備台兒庄的第三十一師在其戰鬥詳報中指出：「我湯軍團自敬日（24日）來猛攻嶧棗之敵，戰鬥甚烈。」時任軍訓部長的白崇禧曾在徐州會戰期間停駐第五戰區協助指揮，他晚年接受口述訪問時，除敘述孫連仲部在台兒庄與敵激戰時外，即提到：「二十軍團湯恩伯部也在嶧棗線以東與敵激戰對峙。」而《李宗仁回憶錄》中卻絲毫看不到相關敘述，僅有「湯軍團在津浦線上與敵做間斷而微弱的抵抗後，即奉命陸續讓開正面，退入抱犢崗東南的山區」。此後再未提及二十軍團的作戰情況，好似該軍團一直潛伏于山區中無所事事。

3月27日，二十軍團接到戰區命令：「放棄攻擊嶧縣棗莊之計劃，速以一部監視當面之敵，以主力向南轉進以殲滅台兒庄之敵。」湯部隨即開始向新的作戰位置轉移。但此後兩日的戰況使湯恩伯判斷敵主力仍在嶧縣一帶，因此湯恩伯除命52軍派出3個團及山炮、戰車迅援台兒庄外，要求其餘部隊仍在嶧縣附近佔領陣地，繼續牽制敵軍主力。29日，湯恩伯接到第五戰區進一步要求「迅速南下夾擊之」的命令，全軍隨即調整部署南下。而這時戰場形勢又出現了新的變化，原本攻擊忻州的日軍第五師團坂本支隊受命馳援困於台兒庄的瀨谷支隊。該部日軍於4月1日進入蘭陵，對二十軍團的側背構成極大的威脅。為此後者不得不調整部署，先行迎擊坂本支隊，留部分部隊策應台兒庄正面戰鬥。戰鬥到4日，二十軍團對坂本支隊形成了一弧形反包圍，遂對台棗支線的日軍展開全線總攻，台兒庄正面戰況得到緩解。隨後各部隊均向台兒庄迅速靠攏，意欲殲滅被圍之敵。至7日，台兒庄一帶日軍殘部被迫全線撤退。

對於上述作戰情況，身為戰區司令長官的李宗仁無疑是了解的。但他在回憶錄中的記述卻是：「自27日始，敵我遂在台兒庄內作拉鋸戰，情況非常慘烈。在此同時，我也嚴令湯恩伯軍團迅速南下，夾擊敵軍。三令五申之後，湯軍團仍在姑婆山區不進。」其他將領的敘述就相對客觀很多，如駐守台兒庄正面的第二集團軍司令孫連仲在回憶中提到：「日軍以台兒庄戰爭危機，乃急將臨忻方面之坂本旅團、忻州支隊星夜調動，於愛曲方面攻我湯軍團之側背，企圖解被困之磯古師團之危。」白崇禧也在其口述回憶中指出：「敵以台兒庄正面萬分危急之際，乃將臨忻方面之坂本旅團忻州支隊放棄攻擊臨忻之計劃，星夜轉運至愛曲。攻我湯軍團之側背…..湯軍團迅速以關麟征部（52軍）抵抗敵之攻擊，復以周啟軍（75軍）加入戰場將其擊破，仍回師圍攻台兒庄之敵人。」

台兒庄戰役結束後，李宗仁曾向蔣介石發電：「湯軍團長恩伯，指揮主力，迂迴嶧棗，行動敏捷，側擊敵軍，果敢攻擊，獲取勝利之基礎」，稱湯恩伯與孫連仲兩人「忠勇奮發，指揮恰當，是以開國軍勝利之途徑，樹袍澤奮鬥之楷模。」 而《李宗仁回憶錄》對二十軍團的記述與評價則完全是負面的，這顯然非記憶差錯而是有意為之，該書的相關敘述曾被學者多次引用，以指責湯恩伯在台兒庄會戰期間保存實力、徘徊避戰，對早期有關台兒庄戰役的研究造成了一定誤導。

具體戰鬥情況的敘述

軍、師級指揮官在作戰中多隨一線部隊行動，他們有時對戰場宏觀形勢、上級決策和友軍狀況並無明確了解，甚至存在誤解。如52軍第2師師長鄭洞國認為：24日後湯恩伯因存在私心。拒絕南下圍攻台兒庄之敵，而寧願進攻對戰局並無根本影響的棗莊。但鄭有所不知的是，彼時棗莊一帶才是日軍的主力所在，且湯恩伯要求軍團所部進攻棗莊和嶧縣一帶之敵也是得到了戰區下達的命令。

對於軍、師及更基層軍官的回憶錄，研究者更看重他們對麾下部隊戰鬥經過的回憶，這一部分描述往往會更加詳細具體。但即便是回憶親身經歷之事，人們也難免出現記憶不清甚至錯誤。日軍戰史記載：3月25日黎明前，瀨谷支隊一部在郭里集遭包圍攻擊，同時棗莊煤礦亦受到攻擊。此後兩日，日軍瀨谷支隊主力受此牽制，始終徘徊於嶧縣、棗莊一帶。對於25-27日期間國軍的戰鬥詳情，現有的口述回憶為我們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敘述。

鄭洞國回憶：「26日我奉命率第2師全力向棗莊外圍發動攻擊。按作戰命令要求，第52軍和第85軍本應各以一師兵力從東、北兩個方向會攻棗莊，但當本師在棗莊以東的開闊地勢上艱難向前推進時，第85軍只派出一個旅配合作戰，而旅又只派出一個團，團只派出幾個排在棗莊外圍騷擾一陣後即撤走……第2師在棗莊激戰兩晝夜，將敵守軍殲敵近半，一度佔領了大部市區……後來有臨城日軍千餘人趕來增援，演成膠著狀態。」52軍參謀長姚國俊的回憶與鄭洞國相似：23日湯恩伯命令52軍「與棗莊東北山區的第八十五軍聯繫，準備從東、北兩個方面協同向棗莊方面攻擊前進。」

但85軍軍長王仲廉的回憶，則與鄭洞國完全不同：當時85軍奉命分攻棗莊並襲擊臨城，其所部第4師自25日開始圍攻棗莊，與日軍奮戰兩日幾乎全部佔領棗莊，27日又與增援日軍展開激戰。第4師副師長石覺回憶：湯恩伯下達給各軍的命令是：85軍向棗莊攻擊，52軍向嶧縣攻擊。兩軍均在24、25日對目標展開了攻擊。52軍第25師145團團長韓梅村也回憶：「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令湯恩伯軍團第八十五軍由抱犢崮山區南下攻棗莊，第五十二軍和第十三軍攻嶧縣，威脅敵之左側背。」

幾種口述回憶材料記述差距頗大，分歧點主要有二：進攻棗莊的中國軍隊究竟是關麟征52軍第2師（師長鄭洞國）還是王仲廉85軍第4師（師長陳大慶）？52軍得到的命令究竟是進攻嶧縣還是協攻棗莊？檢視戰時原始檔案，無論是戰前的作戰命令還是戰後立即上報的戰鬥詳報都表明，棗莊攻擊作戰主要由第4師承擔。湯恩伯曾向李宗仁報告：25日第4師向棗莊發起了進攻，而52軍則在24日晚向嶧縣發起了進攻。《二十軍團魯南各戰役戰鬥詳報》記載：「（25日）我八十五軍以第四師先佔卓山、馬山、黃山為根據，從東西北三面包圍棗莊，於本日拂曉以前由該師第十旅之第十九團、第二十團突入棗莊猛烈攻擊…（26日）第四師包圍棗莊殘敵…（27日）臨城之敵，迭向增加，敵坦克車掩護步兵在棗莊與我第四師混戰。」而52軍接到的任務確實是攻擊嶧縣，該軍曾在24日下午下達命令：「本軍決於本晚（24）推進至黃山九山一帶地區，明日拂曉開始向嶧縣一帶之敵進攻。」

那為何鄭洞國回憶第2師是受命向棗莊進攻？這需要進一步檢視第2師的相關材料才能做出判斷。根據軍部先前部署，進攻嶧縣的任務主要由第25師承擔，第2師擔任掩護及軍預備隊。當第25師在25日向嶧縣攻擊時，第2師接到軍部命令：「以一部佯攻棗莊，其主力向桃園雙山以西地區活動，以截擊由棗莊增援之敵，並對郭里集西竄之敵腰擊之。」 次日晚，湯恩伯又電令52軍該晚由馬山、黃山向郭里集、南安城一帶猛烈攻擊，並專門說明「第二第四兩師應切取聯繫協同動作。」27日，第2師即攻達郭里集迄棗莊以東地區，並擊潰了該地據守各點之敵千餘。第2師第7團團長劉玉章回憶：該團原奉令向嶧縣挺進，在嶧縣東之九女山與日軍激戰一日後，變更任務改向棗莊前進。查閱地圖可發現，嶧縣與棗莊相距僅十公里左右，第2師的作戰區域已相當靠近棗莊。再加之有佯攻棗莊及聯絡第4師的命令，因此鄭洞國有兩師協攻棗莊的回憶在情理之中。而且他對85軍的指責也並非空穴來風，該軍自25日清晨自棗莊撤退到26日晚再次進攻之間，僅在25日晚派兵四連分兩次向棗莊之敵襲擊擾亂，這一區間正是第2師奉命在棗莊外圍作戰的時候，難怪鄭洞國指責85軍未予以配合。即便如此，鄭氏回憶錄中所言第2師「激戰兩晝夜」「佔領大半市區」是與實情不符的，至於究竟是記憶偏差還是有意為之就不得而知了。

戰場是一個風雲莫測的地方，尤其對於進行運動戰的二十軍團，部隊頻繁轉移作戰，將領在多年後靠記憶還原詳細戰鬥過程很不現實。在台北「國史館」保存的錄音記錄稿中，石覺回憶台兒庄作戰時只簡單地談到：「外圍湯軍團經常在敵人側背攻擊他們，但我們的後方又被敵人攻擊，我們又得反過去打他們，因此我們十分辛苦，白天不停的戰鬥夜晚不停的行軍。」而在《石覺將軍訪問紀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具體的作戰信息，這些內容或有回憶者參考作戰詳報或私人日記，甚至是由他人事先準備好材料請回憶者進行補充和修改。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細節如時間、地點、部隊番號、數量等，即使資料本身有誤，作者也不一定會發覺，致使口述歷史或回憶錄出現部分敘述內容上的模糊甚至錯誤。

敵情的判斷

戰爭是雙方互動的過程，作戰的部署來自於對敵方行動的掌握與預判。然而，這些判斷並不都是準確的。所以當歷史研究者試圖還原雙方作戰過程時，僅僅依靠某一方親歷者的回憶無法真實準確地反映戰爭原貌。在利用口述回憶進行研究時特別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國軍將領所做之敵情判斷經常與日軍實際行動並不相符，二是口述回憶中的判斷並不一定是親歷者在當時所做的判斷。

李宗仁在談到3月22日湯軍團奉令撤出津浦線正面後寫道：「敵軍果不出我所料，舍湯軍團而不顧，儘其所有，循津浦路林棗支線而下，直撲台兒庄。」但考察日方戰史記載，可發現日軍始終高度重視湯恩伯軍團的行蹤。時任日軍大本營作戰課長的稻田中佐戰後回憶：「當得知台兒庄方面『出現湯恩伯軍』的情報時，就擔心情況要糟，因為湯恩伯軍的出現，意味著蔣介石的主力決戰來了。」正因湯恩伯軍團的存在及其行動，日軍瀨谷支隊向台兒庄的進攻部隊實為逐次派出，這極大地減輕了台兒庄防守部隊壓力。

3月23日，日軍攻擊台兒庄的部隊只有以步兵第六十三聯隊的第二大隊和野炮一個大隊為基幹的混成聯隊。根據日軍瀨谷啟支隊長在23日夜間下達的命令，瀨谷支隊除一部進攻台兒庄、一部向臨忻方向增援外，主力將在24日於臨城、棗莊一帶集結。次日，面對二十軍團對嶧棗一帶的攻擊，日軍決定：「用攻台兒庄的現有兵力監視敵人，用炮兵壓住敵人，以主力與郭里集附近之敵進行決戰。」

日軍瀨谷支隊30日前一直試圖找到湯軍團主力予以殲滅，直到29日接到第十師團長命令後，主力才於次日南下參與台兒庄攻擊。在這段時間，台兒庄正面的確遭到日軍猛烈進攻。因此，中國將領認為日軍主力已到達台兒庄者並非李宗仁一人。白崇禧曾在24日草呈敵情判斷：「敵將以一部牽制我湯軍團，而以主力攻略台兒庄，以崩壞我迂迴軍之旋轉軸。」他在晚年接受訪問時也表示：「磯谷師團主力被孫連仲部吸引於台兒庄附近。」甚至連所屬二十軍團的鄭洞國部也認為24日「日軍主力被我第二集團軍吸引於台兒庄附近」。

但深入考察檔案會發現，部分事後回憶並非當時的判斷。李宗仁曾在3月27日致電孫連仲：「台兒庄之敵約一混成聯隊，我軍數倍於敵，早當解決，乃經數日戰鬥，台兒庄反被敵沖入一部，殊甚詫異，著貴總司令負責嚴督所部，限於二十九日前將敵肅清。」30日第五戰區仍向最高統帥部彙報：「敵人主力在嶧縣，我湯軍除一部監視嶧縣敵人，一部協攻台兒庄敵人外，大部在控置中。」這表明李宗仁在戰時對於進犯台兒庄的日軍規模及部署有相對正確的認識，而非其回憶錄所言：判斷日軍「傾其所有，直撲台兒庄」。

在撰寫戰史回憶錄或接受訪問時，親歷者大都可以根據戰時往來電報、作戰日誌等原始文獻的幫助，準確記錄在何時何地遭遇敵軍及如何布置我軍作戰等，但對敵軍行動意圖的判斷，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事後回憶容易還存在後見之明等因素。因此，若要考察戰時日軍的戰略及動向，最可靠的記載應是日軍相關檔案。但這並不是說口述回憶內容就沒有任何意義，這些判斷可能與歷史事實有出入，但是它們本身也已是歷史研究的一部分。儘管我們不能通過這些口述回憶來完整地還原日軍的動向，但仍然有助於我們理解中方作戰指揮的考慮，這或許是一般檔案文獻中看不到的。

數量的描述

在軍事史研究中，雙方部隊的規模和作戰傷亡情況都是研究者的重要考察內容。然而，無論是戰時的作戰記錄，還是戰後的新聞報道、回憶文章，都容易誇大敵情和殲敵數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是為戰時宣傳，鼓舞士氣；或是為突顯自身戰績等。

關於台兒庄戰役的日軍規模，很多口述回憶就誇大日軍的實際兵力。如鄭洞國提到：「日軍號稱精銳的第五第十兩個師團，一挫於臨沂，二阻於藤縣，三敗於台兒庄。」《李宗仁回憶錄》則稱順臨棗支線而下直撲台兒庄的日軍約有四萬。當時報刊多報道國軍在台兒庄面對的是日軍兩個精銳師團。而實際上日軍僅派出臨時組成的第十師團瀨谷支隊和第五師團板本支隊，步兵計十個半大隊，加之各類炮兵、工兵等，總人數約一萬兩三千，編製上不超過兩個旅團。在目前看到的有限口述回憶中，只有第4師副師長王毓文的回憶與實情較為相符：「（日軍）以加強混成旅團七八千人，指向台兒庄急進。」

相對而言，口述回憶中對中國參戰部隊數量的敘述更具參考價值。戰時國軍編製相當混亂，儘管戰前國民政府進行過數次整軍，但地方各系軍隊編製仍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同樣以師為單位，額定人數各有不同。加之國軍兵員補充緩慢，無法通過參戰部隊的番號來準確判斷參戰人數。口述回憶中提到的各自指揮的部隊兵力，恰恰可以彌補這方面材料的不足。如參加台兒庄戰役的中國軍隊雖有14個師，但白崇禧即指出「我軍參加徐州會戰之前，多數曾參加上海會戰或北方之戰役，損失眾多而未能及時整補，每師平均尚有戰鬥兵3000人」。

敵軍的傷亡數字，比參戰部隊更難準確還原。即便是當時敵我各自上報的戰鬥詳報等官方資料，對彼此傷亡及斃敵人數的統計也常有巨大出入。對於參戰將領而言，一場戰役的最終戰績多從軍中通報了解，而國軍虛報戰果情況十分常見，殲敵數字大多存在水分。時任第八軍軍長的黃傑在日記里寫道：「台兒庄鏖戰八晝夜，我軍大捷，殲滅日寇板垣、磯谷兩精銳師團主力三萬餘人。」時任國防最高會議委員的王世傑在日記中自記：「今午武漢接前線報告，我軍在台兒庄附近，圍攻敵軍，敵板垣、磯谷兩師團之主力一部分被我軍殲滅，一部分突圍逃潰。兩星期以來，敵在台兒庄及其附近，損失當在兩萬人以上。」由此二人的日記基本可推測當時軍隊及政府內戰況通報的情況。新聞報道為鼓舞民心士氣，誇大戰績的情況更為普遍。台兒庄戰役期間，各大報紙均追蹤報道，每日更新戰況及戰績，前方將領及記者均可能對戰果誇大，新聞中常有「兩晝一夜共殲敵四千餘眾」、「前夜我一度猛襲又斃其三千」一類的表述。對於整場戰役的戰果，當時報紙多載：「敵傷亡在萬人以上」；「敵之第十、第五兩師團主力現已完全摧毀」。這些數字被反覆宣傳和記載，對親歷者日後的回憶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受上述因素影響，對於台兒庄戰役日軍傷亡人數，中國將領的回憶五花八門，最少認為「殲敵一萬餘人」，大多認為「敵軍總死傷當在兩萬以上」 、「殲敵兩師團三萬餘人」 、「總計我方戰果，共殲敵三萬餘人」。

而日方的記載與中方相差甚遠，據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部統計：第五師團2月20日至5月10日戰死1281，戰傷5478；第十師團自3月14日至5月12日戰死1088戰傷4137。其統計時間超過台兒庄戰役作戰時間，雖說在此前後並無大規模的作戰，按該數據推算台兒庄戰役日軍傷亡人數不過萬。當然也不能簡單認為日軍的統計就一定準確，只是以為參考之一。另外從日軍規模來看，參戰日軍兩個支隊總人數不過一萬兩三千，且在台兒庄戰役之後並未完全喪失作戰能力，據此也可對其傷亡情況有一估計。對於台兒庄戰役日軍傷亡人數，曾有學者專門對此進行過研究，在此不再贅述。但各類口述回憶中的兩三萬無疑有誇大的成分，至於所謂「磯谷師團主力已被徹底殲滅」就更是誇張之談了。

思考與評價

參戰將領在口述回憶時，常常會從一名軍事指揮官的角度對戰役進行分析和總結。這部分內容對於歷史研究者理解全局有很好的啟發作用。在撰寫回憶錄或接受口述訪談時，人們都希望儘力展現自己好的一面，部分誇大自身戰果或更多地將勝利歸功於自己，同時有意無意間迴避走麥城的經歷。如李宗仁在分析中國軍隊勝利之道時就指出：「此點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條件,便是我違背統帥部意旨，毅然拒絕將長官部遷離徐州。」二十軍團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得以轉換攻勢，重新將敵人納入包圍，姚國俊認為是「由於我52軍處置得當，轉用兵力迅速，對敵坂本支隊形成反包圍」，完全未提到協同作戰的85軍。在此並非全部質疑上述回憶內容的真實可靠性，但此類語言表述難免有刻意抬高之嫌疑。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親歷者在不同時代可能會留下不同的觀點。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於他們在事後掌握了更多信息，得以重新審視戰爭，同時也不排除受到此後其他政治因素的的影響。鄭洞國在1980年代末撰寫的回憶錄中曾反思道：我軍在台兒庄擊潰日軍後，戰區和前線指揮官滿足於已有勝利，未盡全力進攻嶧縣，導致失去一次很好的機會。但他在戰役剛結束當月呈報蔣介石的報告中卻寫道：「欲予敵以殲滅打擊，必使用可期必勝之兵力，敵台兒庄失敗，困守棗譯，我因兵力不足，遂遺功虧一簣之憾。」 顯然，解釋有所不同。

主觀性還時常體現在對他人的敘述與評價中。對於同一個事件或人物，不同的回憶者或許給出截然不同的評價。僅舉湯恩伯為例，《李宗仁回憶錄》對他評價前文已有提到。鄭洞國認為在台兒庄戰役中，「由於湯恩伯將軍的猶疑，拖延了二十軍團南下抄擊台兒庄之敵的時間，待軍團南下後，又受臨沂增援之敵的糾纏，以致未能全殲該敵。」而石覺在口述時指出：「本次會戰中爭取外線轉換態勢之決定，實為軍團司令湯將軍統馭指揮之卓越表現，亦為而後獲致勝利之基礎。」苟吉堂則評價：「湯軍團長敏捷的處置，我們從研究戰史的眼光來看，是那樣的切合機宜。我們對於湯將軍卓越的指揮才能，真是無限敬佩。」

影響主觀評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點特別需要引起注意。一是因國民黨內派系林立而形成的複雜人際關係。如桂系李宗仁與蔣介石長期不和，一生多次反蔣，故其回憶中對蔣多有指責，同樣對蔣之嫡系中央軍（如湯恩伯部）的戰績視若無睹，甚至刻意抹煞。王仲廉、石覺等人是湯恩伯親信，長期追隨湯，私交甚厚，自然對湯讚賞有加；第二點是口述回憶者評價人物、事件時受大環境的影響很大。1949年後，對於留在大陸的原國民黨軍將領，經過思想改造等歷次運動，會對他們的思想甚至記憶產生極大影響。而在台灣，同樣存在著白色恐怖，不能容忍任何親共或不利於當局的言論。不同政治環境的約束不僅會影響回憶者對人物、事件的主觀評價，還會影響其回憶內容的選擇。留在大陸的幾位將領（如鄭洞國、姚國俊、覃異之等）均在回憶中對湯恩伯評價較低，與湯在中共宣傳中臭名昭著的反共先鋒形象不無關係。

一個人的記憶是有限的，很難完整、準確地表述幾年前、甚至是幾十年前發生的歷史細節。無論是自撰回憶錄，還是接受口述採訪，都同樣存在這一問題。為了準確還原歷史，回憶者往往會藉助其他歷史文獻及研究來喚起自己當年的記憶，如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撰寫回憶錄時均向黃旭初借閱相關材料以幫助回憶。然而，這其中難免會出現選擇性尋找檔案，選擇性地描述記憶等問題，也不排除所參考之材料本身既有史實錯誤或自帶立場。因此，我們在閱讀和使用口述回憶時更應注重那些與回憶者關係最密切的內容，正如所謂 「談親歷事情的真實性高於親見，親見又高於親聞」。表現在抗戰史上就是，回憶者談我軍情況的真實性高於談敵軍；談所轄部隊情況真實性高於談友軍；對於高級軍官來講，談戰役宏觀決策過程的真實性高於具體作戰過程。

主觀性既是口述回憶的特色，也是其存在問題的根源。口述回憶在為歷史研究提供豐富的細節和當事人內心思想的同時，也難以避免因人事糾葛、個人好惡、政治環境等各類因素造成選擇性敘述，甚至留下與事實截然相反的記憶。正因為口述回憶存在上述缺陷，這就對歷史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將口述回憶類史料作為研究的唯一依據，只有廣泛搜集原始檔案如戰時電報、作戰日誌、個人日記等文獻反覆考證比較，才能真正利用並發揮好口述回憶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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