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當中唐僧不惜偷渡也要去取經，都是被唐高祖李淵逼的
《西遊記》當中把唐僧玄奘描述成為一位受李世民委託去西天求取真經的大德高僧，但真實歷史上，初唐佛門已經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玄奘不得不冒險西去，否則佛門有可能會淪為二流宗教。
（玄奘）
【唐朝之前的佛門雖屢受打擊，但一直壓了道門一頭】
佛教從西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原，到初唐時已經經過了六百年的傳播，開始全面壓制了中國本土的道教勢力，成為中原第一大宗教。
南北朝時期南朝佛門昌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但佛教的迅速發展和擴張，逐漸違背了其原有勸人向善的本心，開始與經濟和政治融合，佛門中人也開始成分日益複雜。在南朝梁武帝這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佛教狂信徒被活活餓死之後，任何有識之士都知道要限制宗教尤其是佛門的野蠻生長；
經歷了北周武帝滅佛之後，到了隋朝時期佛門又進入了一個高峰。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是佛教的堅定支持者，《集古今佛道論衡》中記載，「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當上皇帝之後第一道詔書就說「朕皈依三寶，重興聖教」，平時也經常說「我興由佛」，把佛教的地位放在了極高的位置上。但隋文帝雖然推崇佛教，卻並未對道教多加抑制，佛道兩門都在隋朝時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隋文帝楊堅）
這種情況下，佛道兩門都普遍有了一個「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態度。道門深切感受到佛門利用國家政權發展的迅捷便利以及對自己產生的威脅，迫切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來提高地位；佛門內部有識之士也應該有所反思，梁武帝都能被一些敗家佛門子弟玩死，之前歷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也已經發生過兩次，佛門中人用腳後跟去思考也能得到結論，盛極則衰，如此下去不排除在唐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把佛門再次當作開刀的對象。
確實，利用王朝來傳播宗教是效果最好的方式，如果能夠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更是某些宗教人士的畢生理想，但這將是千萬黎庶的災難。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中國古代一直避免了這種災難，是我們的先人給我們留下的財富之一。
【隋末唐初亂世給了道門重新洗牌的機會】
道門在隋末唐初非常活躍，唐高祖李淵起兵之後，佛道兩門都認為這是一個重新介入政治的良好契機。實際上不僅僅是李淵，隋末大多反王、煙塵背後都有宗教勢力的參與，其中一路自稱大乘皇帝的就是僧人高曇晟，皇后是尼姑；後來武則天稱帝過程佛門很是活躍，安史之亂時安祿山也有西方祆教（拜火教）的背景。
李唐開國前後，有「老子度世，李氏當王」之類的讖語，雖然沒有明確證據說明是道門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策划行為，但對影響民心、支持李淵稱帝和統一中原的政治、軍事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茅山道士王遠知曾被隋煬帝以師禮相待，但也向李淵「密傳符命」；道士歧暉在得知李淵起兵後大喜過望，把道觀中的糧食物資資助了李淵女兒平陽公主在關中起兵響應，還派了八十名道士到蒲關迎接李淵軍隊；還有李淳風等大批道門中人或外圍英才索性直接加入了李淵的陣營，更不用說史上最偉大的道士醫學家孫思邈的存在了。
李淵原本信奉佛教，但開國過程中從政治功利角度認為道教對自己更為有利，就開始向道門傾斜。等到把老子認為是李氏的始祖，雖然這是李淵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行為，但有了道門的輿論支持，假的也變成了真的，道門知道會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多少好處。
在唐王朝統一中原過程中，這一態度就已經顯露，武德四年李淵下令，由於解放區的僧人無從分辨善惡，索性一刀切，每個州郡留一座寺廟三十個僧人，其他一律還俗。之後不足一個月，又在詔書中說這些去除父母鬚髮、君臣章服的僧人對社會進步沒有貢獻，隱晦的示意手下人加強對佛門的限制。
（老子）
【初唐佛道大辯論，都從對方根子下手，以徹底毀滅對方為目的】
李淵的這種態度，挑起了佛道兩門又一次大辯論。佛門一方為首的是時任宰相的蕭瑀、僧人法琳、明槩（ gài ），道門一方為首的是時任太史令的傅奕和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人。這場大辯論持續了數年，雙方各自從對方教義方面進行攻擊，目的是從根子上毀掉對方，其中多有誇大其詞不實之處。後世佛門典籍中把傅奕說成一個與恩人妻子私通的小人，無論真假，佛門小心眼這一條跑不了了。
佛道兩門互相攻擊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自漢代以來，有史記載的佛道兩門借王朝統治者平台開展的大辯論就有多次，所以熟悉歷史的李淵這位唐王朝統治者並沒有認為這次有多嚴重，更多的是從政治方面考慮，而非哪個宗教教義更為完善。
這種爭論一直持續到了武德末期，唐高祖武德八年，李淵下詔給三教排座次，儒、道是中原本土教門，釋教外來且後興起的應該按客人對待，於是老子在先、孔子第二，釋迦牟尼最後。
整個初唐抑制佛教的舉動在武德九年夏天達到了高潮，李淵索性來了一個各打五十大板，《舊唐書》中有李淵此次詔書的全文，並未從佛道爭論入手，而是說佛道兩門人員複雜，部分不良僧道借宗教違反法律、欺騙百姓、聚斂錢財、逃避國家勞役和賦稅。當然，其中說佛門說的很重，「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到了道門時只是輕描淡寫說參與世務，板子輕重截然不同。
詔書明確規定，誠心修行的佛道人員集中在大寺觀中，其餘一律還俗回家，「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全唐文》中說三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悉罷之。」其他一概取消。
（唐高祖李淵獻陵）
從詔書內容上看，並不比三武一宗滅佛來的溫柔，只是因為李淵退位，詔書沒有執行，否則三武一宗滅佛要加上「一祖滅佛」。
貌似公允一刀切，但當時佛門人員數量、寺廟數量遠遠超過道門，這種公允對佛門的影響遠遠要嚴重於道門，實際上還是對道門的偏袒，佛門淪為二流宗教將是必然。
從管理的角度上來看，李淵時期道士歸崇玄署管理，是皇帝直屬機構之一，後來唐玄宗時期崇玄署被划到了宗正寺，更是把道士按李唐皇室親族的管理方式管理。而僧人們的待遇就差了一個層次，一直是禮部下設管理祭祀天地的祠部郎中負責管理，明顯內外有別。
【假說，玄武門之變邏輯推理】
李淵的詔書是武德九年五月辛巳下的（疑為四月辛巳，農曆四月二十三），玄武門之變發生在六月庚申（六月初四），中間只隔了一個月零幾天。之後李世民即位，李淵這道詔書就被廢止，《舊唐書》用「事竟不行」四個字描述。這四個字的位置也很微妙，在李淵詔書的最後，下面才說玄武門之變；《新唐書》說的清楚多了，之前說李淵下詔「廢浮屠老子法」，之後說李世民繼位後「復浮屠老子法」。
李世民整個貞觀時期對宗教的態度也總體溫和，與李淵強硬抑制佛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得不讓人產生聯想，李世民是否是在佛門支持下發動的玄武門之變？
（李世民）
雖無證據，但符合邏輯。蕭瑀是佛道大辯論當中佛教的代言人，從隋煬帝到李淵、李世民曾數次為相又數次被貶，也是李世民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如果給蕭瑀安排一個佛門代言人的身份好像也符合邏輯；
佛門在原本是支持李建成的，能否繼續假設佛門在李淵高壓下，認為李建成並不是最有利的選擇，反而是出賣李建成給李世民、支持李世民推翻李淵最符合佛門利益？
如果這些假設成立的話，才能夠解釋李世民從哪裡獲得了那麼多的關鍵準確信息，才能解釋李淵、李建成會毫無防備的被李世民政變得手，才能解釋李世民繼位後廢止李淵限制佛道的詔書。
從受益者的角度來看，佛門才是玄武門之變除了李世民當了皇帝之位的最大受益者，至少避免了李淵詔書給佛門帶來的滅頂之災。
【重新回到《西遊記》，唐僧玄奘必須要去西天取經】
玄奘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提出了要去天竺取經，畢竟提高佛門在唐王朝的地位，就要有有顯示度的業績、有做出傑出成就的大德高僧，靠常規方法已經不足以實現這個目標了。西去天竺取經必定是已經策劃良久的，是為了挽回李淵宗教觀對佛門的不利影響。但玄武門之變後詔書被廢，西天取經就變成了給佛門再添功績的錦上添花的行為。
如果說玄奘真的是為了求取真經去的天竺，那麼佛教典籍混亂的情況已經存在了至少數百年，南朝梁武帝時期怎麼沒有僧人想到過這一點？隋朝隋文帝時期怎麼沒有僧人想到過這一點？在國力雄厚、佛門昌盛的時候不利用國家力量去實現，反而在抑制佛教的苗頭出現之後，違背國家律法偷渡去天竺？這些新弄來的貝葉經真的有那麼高的價值么？
玄奘天竺取經是一件已經策劃已久的事情，是玄奘的歷史使命，並沒有因玄武門之變的突然發生而改變，只有偏執狂才能成功，也只有玄奘這樣虔誠的信徒才能完成這件偉大的成就。
從貞觀元年開始，玄奘先後兩次向李世民申請出國護照，都被李世民拒簽，玄奘無奈，只得偷渡出國。路上李世民的捉拿玄奘的通緝令就已經發布，「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但在一些「信奉佛教」的邊關守將的幫助下，玄奘化險為夷，離開了大唐邊境。
一邊是皇帝命令，一邊是軍人身份，這些都不能抵消這些邊關守將的宗教熱情？如果說這些事情都是自發的而非佛門在背後支持，我個人認為是不符合邏輯的。而且僅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也要杜絕宗教在國家權力機構當中的影響，今天軍人為了宗教信仰可以放一個和尚過關，明天軍人就會以同樣的理由放敵軍入關。
而且李世民為什麼會禁止玄奘出國？是否是玄武門之變後廢棄李淵禁佛詔書已經達到了佛門的基本目的，這種再給佛門加聲望的事情違反了李世民控制佛道平衡的原則，或者說佛門的功勞用廢李淵詔書就足以酬謝了，不能再給佛門添加砝碼了。
（玄奘）
總之，唐僧西天取經背後應該還有很多故事，可能牽扯到一些不為人知的政治和陰謀。但無論如何，不能否定玄奘西行取經的偉大成就，不能否定《西遊記》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當中的崇高歷史地位，更不能否定宗教在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作用。
用數學和工程的思維方式去解讀歷史，妄圖以古喻今。理工男讀歷史，歡迎關注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