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官僚體制導論

轉自：經濟學原理

哲學園鳴謝

本文選自路德維希·米塞斯《官僚主義》。

馮克利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本文共計10369字數，閱讀約需要16-19分鐘。

1．「官僚」一詞的貶義

「官僚」、「官僚的」和「官僚制度」，顯然都是貶義詞。沒有人自稱「官僚」，或把自己的管理方式稱為「官僚」管理。這些字眼在使用中總有罵人的意思。它們總是意味著對人、機構或各種辦事方式的蔑視和批評。沒有人懷疑，官僚制度一無是處，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不應有它的立足之地。

這些說法具有貶義，並不限於美國和另一些民主國家。它是一種普遍現象。甚至在普魯士，這個專制主義政治的傑出典範，也沒有人願意被稱為官僚。普魯士國王的wirklicher geheimer oberRegisrungsrat（最高樞密院顧問）為授予自己的尊嚴和權力而自豪。他對下屬和臣民尊重自己趾高氣揚的態度而高興。他陷在自己既重要又無謬誤這種想法中不能自拔。然而，假如有人傲慢無禮地把他稱為官僚，他會認為這是一種粗暴的侮辱。在他本人看來，他不是官僚，而是文官，這是他的威嚴所在，他是國家的官員，始終不渝、日以繼夜地關懷著全體國民的福祉。

值得指出的是，批評官僚體制的人認為，「進步人士」要對官僚體制的擴展負責，可是這些人並不想維護官僚體制。相反，他們同那些在另一些問題上被他們視為「反動分子」的人一起譴責官僚體制。例如他們堅信，官僚的統治方式並不是他們所嚮往的烏托邦的本質。他們說，官僚體制是資本主義體系在試圖緩和自身消亡的無情趨勢時採取的一種差強人意的手段。社會主義不可避免的最終勝利，不但會消滅資本主義，也會消滅官僚體制。在明天的幸福世界裡，在實現了全面計劃這一福音的天堂里，不會再有任何官僚。普通人就是最高首長，人民親自照料自己的所有事務。只有頭腦狹隘的資產階級才會陷入這樣的謬論，認為官僚體制是社會主義為人類提供的東西的預演。

可見，大家似乎都同意，官僚體制是一種罪惡。然而同樣真實的是，沒有人曾做出嘗試，用毫不含糊的語言，說明官僚體制的確切含義。這個詞被漫不經心地使用著。如果要求人們提供一個準確的定義和解釋，大多數人都會不知所措。如果他們不清楚官僚體制和官僚的含義，他們怎麼能夠譴責這種現象呢？

2．美國公民對官僚主義的指控

假如讓一個美國人具體解釋一下他對有增無減的官僚化的抱怨，他也許會這樣說：

「我們美國的傳統政治體制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的分立上，是建立在聯邦和各州管轄權的公平劃分上。立法者、最重要的行政官員以及許多法官，是選舉產生的。因此，人民，即選民，才是至高無上的。此外，政府的這三個分支，都無權干涉公民的私事。受到法律保護的公民是自由人。

「然而，多年以來，尤其是實行新政以後，一些強大的勢力試圖用一種不負責、肆意妄為的官僚體制的專制統治取代這種久經考驗的民主制度。官僚進入政府，不經選民的選舉，而是由另一些官僚任命的。他篡奪了很多立法權力。政府的各個委員會和官僚部門頒布政令和法律，管理並指導著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們不但插手過去一直留給個人決定的事情，甚至毫不遲疑地頒布一些政令，從本質上說，它們等於廢除了經正當程序而生效的法律。官僚部門利用這種准立法手段篡奪權力，根據他們自己對具體事務之優劣的判斷，也就是說，以十分任意的方式，決定許多事情。官僚部門的統治和裁決權，又被聯邦官員所加強。名義上的司法審查變得形同虛設。官僚們每天都在獲得更多的權力，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主宰整個國家。

「毫無疑問，這種官僚體制從本質上說是反自由主義和反民主的，與美國的傳統格格不入，違背憲法的精神和文本，是在複製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方式。它狂熱地敵視自由創業和私有財產。它窒息了工商業活動，降低了勞動生產率。漫不經心的開支，糟蹋著國民財富。它是無效率的和浪費的。它標榜計劃，可是它根本沒有明確的計劃和目標。它缺少統一與協調。不同的官僚部門和機構，為了相互衝突的目標而工作。結果是整個生產和分配的社會機制的解體。貧困和痛苦必然隨之到來。」

大體而言，對官僚主義的這種嚴厲指責，是對美國政府目前趨勢的恰當描述，然而它並沒有觸及要害，因為它認為官僚體制和官僚要對一種變化負責，而這種變化的原因必須從別處尋找。官僚體制不過是一些有著更深層根源的事物與變化的結果和表徵。

目前政策的特點，是用政府管制代替自由創業的趨勢。強大的政黨和壓力集團，強烈要求對一切經濟活動進行公共管制，要求實行徹底的政府計劃，要求工商業的國有化。他們的目的是政府全面控制教育和醫療專業的社會化。對於人類活動的任何領域，他們無不打算使其服從當局的統治。在他們眼裡，國家管制是消除一切弊病的靈丹妙藥。

這些全能政府的熱情倡導者，在讚揚他們自己在極權主義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時，倒是十分謙虛。他們主張，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它是歷史發展必然的、無可逃避的趨勢。他們同卡爾·馬克思一樣堅信，「由於一種冷酷無情的自然規律」，社會主義註定來臨，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和利潤體系註定消亡。「未來的大潮」將把人們帶向政府全面管制的人間天堂。極權主義的鼓吹者自稱「進步分子」，恰恰就是因為他們自以為理解了各種潛能的含義。他們嘲笑和蔑視那些試圖抵抗各種因素——如他們所說，人類的任何努力都不足以阻擋它們——的人，把這些人稱為「反動分子」。

由於這些「進步分子」的政策，各種新的政府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官僚的數量成倍增長，令人憂慮地蠶食著公民個人的行動自由。許多公民，即那些被「進步分子」詛咒為「反動分子」的人，厭惡對他們的事務的侵犯，指責官僚的低能和浪費。可是這些反對者歷來僅僅是少數人。這從他們在以往的選舉中無法獲得多數票即可得到證明。「進步分子」，自由創業和私人開拓精神的死敵，狂熱鼓吹政府管制工商業的人，打敗了他們。

事實上，「新政」中的政策一直得到選民的支持。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假如選民不再贊成這種政策，它是會被徹底放棄的。美國仍然是一個民主國家，憲法仍然完好無損，選舉仍是自由的。選民在投票時沒有受到強制。因此，說官僚體制的獲勝是利用了非憲法的、非民主的方式，是錯誤的。法學家對某些次要問題提出的疑問也許不錯，不過就整體而言，新政有國會為其撐腰。是國會在制定法律和撥款。

當然，美國面對著憲法的創立者未曾預見、也無法預見的一種現象：國會自願放棄它的權利。國會在許多時刻，放棄了為政府的各種機構和委員會立法的職能，它放鬆預算控制，為各種支出大量撥款，把開支的細節留給行政部門決定。國會把它的某些權力委託出去的權利，暫時還沒有引起爭議。在「全國復興局」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該機構違憲。然而以較謹慎的方式委託權力，卻幾乎成了慣常的做法。無論如何，以這種方式採取行動的國會，過去一直沒有違背享有主權的人民中所謂多數的意志。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到，代表權是現代獨裁體制的主要手段。正是藉助於代表權，希特勒及其內閣統治著德國。正是藉助於代表權，英國左派要建立它的獨裁體制，把大不列顛改造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顯然，代表權可以被用來充當獨裁體制的憲法偽裝。不過，美國目前肯定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國會無疑仍然擁有法定的權利，確實可以收回它委託出去的任何權力。選民仍然既有權利也有能力，把反對放棄國會權力這種做法的參議員和代表送回來。在美國，官僚體制是建立在憲法基礎上的。

管轄權日益集中到中央政府，從而削弱各州的重要性，認為這種做法不合憲法，也是錯誤的。華盛頓的政府並沒有公開篡奪各州的憲法權力。憲法所確立的聯邦政府和各州之間權力分配的平衡受到嚴重干擾，是因為當局從發生在聯邦層面而不是各州層面的大多數事務中，獲得了新的權力。它不是神秘的華盛頓派系罪惡操縱的後果，而是由這樣一個事實造成的：美國是一個經濟單位，它有統一的貨幣信貸體系，存在著商品、資本和人員在各州之間的自由流動。在這樣一個國家裡，政府必須對工商業實行集中管理。把它留給各州自行處理是不切實際的。假如各州可以根據自己的計劃自行管理工商業，統一的國內市場將四分五裂。只有每個州能夠利用貿易和移民壁壘，以及獨立的貨幣信貸政策，把自己的領土同全國其他地方隔離開，由各州管理工商業才是可行的。既然沒有人嚴肅地主張打破國家經濟的統一體，那麼只能把管制工商業的任務委託給聯邦。由其性質所定，政府的工商業管制體系的目標，就是徹底的集權制。憲法所保障的各州的自主權，只有在自由創業的體系中才能得到落實。選民在投票支持政府管制工商業時，即使他不一定有自覺的意識，也是潛在地投票支持更大的集權化。

批評官僚體制的人，把攻擊的矛頭錯誤地對準一種表面現象，卻沒有對準罪惡的根源。主宰公民經濟活動的無數政令，是直接來自於國會正常通過的法律，還是來自於得到法律授權和撥款的一個委員會或政府機構，這中間並沒有什麼不同。人們真正抱怨的，是政府實行這些極權主義政策的事實，而不是制定它們時採用的技術性程序。就算國會沒有授予這些機構偽立法的職能，而是把這些職能所必需的頒布一切政令的權利依然保留給自己，這也沒有什麼不同。

一旦宣布價格管制是政府的任務，無數的價格限制就會接踵而至，並且其中的很多限制必然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被一再改動。這種權力被授予了價格管理局。然而，即使必須由國會以立法形式通過這種限制，也不會從實質上損害其官僚的支配權。國會將被湮沒在無數的法案之中，其內容大大超出了它的能力所及。國會成員既無時間也缺少信息，去嚴肅地評估價格管理局各分支機構精心設計的這些議案。他們只能相信該局的首腦及其僱員，一攬子式地批准法案，或是通過法律授予該局管制價格的權力，除此之外，他們別無選擇。對於國會成員來說，讓他們以通常用于思考政策和法律的負責精神和謹慎態度去審視這種問題，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對於以生產資料私有制、自由創業和消費者至上為基礎的社會來說，議會程序是為其制定法律的一種適當的辦法。它們基本上不適合於全能政府統治下的行為。由當局決定胡椒和桔子、照相機和剃刀、領帶和紙餐巾價格，憲法的制定者做夢也沒有想到過這種政治體制。假如他們想到了這種可能性，他們肯定會認為，是由國會還是由官僚機構頒布這些立法，完全是個沒有意義的問題。他們很容易理解，政府管制工商業，同任何形式的立憲民主政府，根本就是不相容的。

社會主義國家採取獨裁的統治方式，並不是偶然的。極權主義和人民的統治水火不容。就算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所有政令都服從他們的「議會」的決定，德國和俄國的情況也不會有所不同。在政府管制工商業的條件下，議會只能是一個由「好好先生」組成的集會。

從官僚管理者不是經由選舉產生這個事實中找毛病，也沒有道理。行政官員由選舉產生的做法，僅僅對最高行政官員有意義。選民只能在他們了解其政治品格和信念的候選人中做出選擇。用這種方式任命大量不熟悉的人，無異於胡鬧。公民選舉總統、州長或市長是有意義的。假如讓他們投票選舉成百上千的下級職員，則是無稽之談。在這種選舉中，選民不可能做出選擇，他只能批准政黨提供給他的名單。以正當方式當選的總統或州長，任命自己的全部助手，或選民對一張名單進行投票，上面列出了選民中意的候選人選定的所有助手的姓名，這兩者之間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極權主義趨勢的反對者說得十分正確，官僚們可以運用他們的自由裁量權，隨意決定那些對於公民個人生活至關重要的問題。確實，官員不再是公民的僕人，而是不負責任而又專橫的主子和暴君。然而這並不是官僚體制的過錯，而是一種新的政府體制的產物，它限制個人料理自己的事情的自由，為政府指派越來越多的任務。罪魁禍首不是官僚體制，而是政治體制。享有主權的人民，仍然能夠自由地拋棄這種體制。

另一個事實是，官僚體制對私人工商業和自由創業懷有難以平息的仇恨。但是這種體制的支持者，卻把這視為他們最值得讚賞的態度。他們非但不以反對工商業的政策為恥，反而以此為榮。他們的宗旨就是政府對工商業的全面管制，把希望逃避這種管制的工商業人士一概視為公眾的敵人。

最後還有一個事實：僅從形式主義的角度看，這種新政策並沒有違反憲法，然而它背離了憲法的精神，它無異於消滅過去數代美國人所珍愛的一切；它肯定會造成這樣的後果：放棄人們習慣上稱為民主的東西，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不屬於美國。但是，在它的支持者看來，這種指責並沒有使「進步」趨勢信譽掃地。他們以一種不同於他們的批評者的眼光看待過去。他們說，美國語言里的所謂「個人主義」，是一個「響亮的概念，它代表著扭曲了的貪財行為，它被稱頌為一種美德」。這種觀念「讓那些一心搞錢的人、狡猾的騙子、股票玩家和搜刮國民財富的土匪放手大幹。」美國的制度被詛咒為偽造的「權利法案的民主」，而斯大林的俄國體制，則被慷慨地讚揚為唯一真正的民主。

W. E. Woodward, A New American History（伍德沃德：《新編美國史》） (New York, 1938), p. 808. 我們從這本書的封套上可以讀到：「今天，任何有著健全思維、對事實了如指掌的父母都可以發現，貝內迪克特·阿諾德作為其兒子的楷模，總體上要比林肯更令人滿意。」顯然，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可能從違背美國精神的官僚統治中看到任何弊端。

目前政治鬥爭中的主要問題是，組織社會生活應當以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為基礎，還是以對生產資料的公共管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為基礎。資本主義意味著自由創業、經濟事務中的消費者至上以及政治事務中的選民至上。社會主義意味著政府對個人生活一切領域的全面管制，以及作為生產管理董事會的政府的不受限制的至上地位。與大眾的幻想相反，不存在中間道路，不存在作為可以長久存在的社會秩序的第三種可能的制度。公民必須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或像許多美國人說的那樣，在美國和俄國的生活方式之間，做出選擇。

見下文117-119頁。

在這一對抗中，凡是站在資本主義一邊的人，就必須坦率而直截了當地站在資本主義一邊。滿足於抨擊為社會主義鋪平道路的某些措施是徒勞的，只去對抗一些附帶現象，而不是極權主義的趨勢本身，也是沒有用處的。僅僅沉迷於對官僚主義的批評，無異於虛度光陰。

3．官僚主義的「進步」觀

「進步分子」對官僚主義的批評，把矛頭主要指向公司化大企業的官僚化。他們的理由如下：

「過去的企業相對較小。企業家能夠監督企業的方方面面，親自做出一切重要決定。他是全部資本的所有人，或至少是大部分資本的所有人。他本人極為關切自己企業的成功，因此他會儘力提高自己企業的效率，避免浪費。

「但是，由於不可抗拒的經濟集中化趨勢，情況迅速發生了變化。今天，舞台的主宰者是公司化的大企業。它的所有者缺席，法定所有人，即股東，在管理中沒有實際發言權。這一任務被交給了專業管理者。企業是如此之大，各種職能與活動必須分配給各個部門和負責管理的下屬。對事務的管理必然變成官僚的管理。

「今天，支持自由企業的人，就像歌頌中世紀手工藝的人一樣，過於浪漫了。他們完全錯誤地把一些曾經屬於中小企業的出色素質，賦予了巨型公司。根本不存在把大企業分解為小單位的任何可能。相反，經濟權力進一步集中化的傾向必然得勢。壟斷性的大企業將蛻變為嚴酷的官僚主義；政府將變成無所不能的企業派閥的傀儡。

「政府責無旁貸，必須採取行動扼制這種管理寡頭的權力。對政府嚴格管制的抱怨是沒有根據的。事情只能如此，只能在不負責任的官僚管理體制的統治和國民政府的統治之間做出選擇。」

這種推理的詭辯性質是顯而易見的。對於政府官僚主義的擴張受到的普遍批評，「進步分子」和新政派回答說，官僚體制根本不限於政府，它是工商業和政府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它的最廣泛的原因是「巨大的組織規模」，所以它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罪惡。

參見Marshall E. Dimock and Howard K. Hyde, Bureaucracy and Trusteeship in Large Corporations （迪莫克和海德：《大企業中的官僚體制和代理人制度》）, TNEC Monograph No. 11, p. 36.

本書力求證明，凡是追求利潤的企業，無論規模多大，只要它的管理不受政府干預，都不易於變成官僚體制。走向死板的官僚主義的趨勢，並不是企業演化過程所固有的。它是某些政策導致的結果，這些政策旨在取消利潤動機在社會經濟組織結構中的作用。

在這篇導言中，我們只打算扼要地談談大眾對企業官僚化的抱怨所涉及的一個問題。人們說，官僚化是由於「缺少有能力、有效率的領袖」引起的。需要「創造性的領袖」。

參見Dimock and Hyde, Loc cit., p .44, 以及他們引用的文章。

在政治事務的領域裡，抱怨缺少領袖，是一切獨裁製度先驅的典型態度。在他們眼裡，民主政府的主要缺陷，就是它沒有能力產生偉大的Fuhrers（德語：「領袖」）或Duces（義大利語：「領袖」）。

在工商業領域，創造性的領袖表現在調整生產和分配以適應供需條件的變化，以及採納實用性的技術改進。工商業界的偉人，是能夠生產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的人，他是進步的先驅，為其同胞提供他們過去不知道或出乎意料的商品和服務。我們可以把他稱為領袖，因為他的創新精神和活力，迫使其競爭者要麼模仿他的成就，要麼離開工商業。他的不知疲倦的發明精神和對創新的喜愛，阻止著所有的工商業機構蛻化為閑散的官僚機構。在他的身上，體現著不知疲倦的活力和進步精神，這是資本主義和自由企業制度所固有的。

如果說今天的美國缺少這種創造性的領袖，肯定是言過其實的。美國工商業界許多昔日的英雄依然健在，並且活躍在他們的生意場上。對於年青人的創造性，在發表意見時需要謹慎。正確評估他們的成就，需要一定的時間。真正的天才，是很少被當代人所承認的。

社會無法為培養天才做出任何貢獻。創造性的天才不是訓練出來的。沒有培養創造性的學校。所謂天才，恰恰就是藐視一切教育和規則的人，他離經叛道，在過去無法行走的土地上開闢新的道路。他向來是自我塑造的。他不祈求任何有權勢者的支持。不過，政府倒是能夠造成某種狀態，窒息創造性心靈的努力，阻礙他為社會提供有益的服務。

這就是今天工商業領域的局面。我們不妨看看所得稅吧。過去，一個聰明的新手從事一項新計劃，他很貧困，資金無多，並且大部分是靠舉債。當最初的成功到來時，他並不增加自己的消費，而是把大部分利潤用於再投資。於是他的生意迅速擴展。他變成了自己那一行的領袖。他的咄咄逼人的競爭，迫使富有的老企業和大公司調整自己的管理，以便應付他的創新帶來的新局勢。他們不能對他熟視無睹，沉浸於官僚式的疏忽大意之中。面對這個危險的競爭者，他們必須日以繼夜地保護自己。假如他們找不到能夠對付這個新手、管理他們生意的人，他們只好同他的企業合併，服從他的領導。

但是，今天的所得稅吞沒了這個新手80%甚至更多的利潤。他無法積累資本；他無法擴大自己的生意。他的企業不可能變成大企業。他不是既得利益的競爭對手。老的企業和公司已經擁有可觀的資本。所得稅和公司稅既阻礙著它們積累更多的資本，同時也阻礙著新手積累資本。他註定只能永遠經營一家小企業。已經存在的企業受到保護，聰明的新手威脅不到它們。它們不必懼怕他的競爭。它們以傳統的方式、傳統的規模維持著自己的生意，就此而言，它們享有真正的特權。當然，它們也被剝奪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稅收不斷汲取它們的利潤，使它們不可能把自己的資金用於擴大生意。

本書的主題不是稅制的社會和經濟後果，因此沒有必要討論遺產稅的後果，多年以來人們一直能夠感受到它的影響，而所得稅的上述作用則是一種晚近的現象。

今天，在所有國家的任何成文稅法中，徵稅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阻止新資本的積累以及它能夠帶來的進步。同樣的趨勢也見於公共政策的另一些分支。「進步分子」抱怨缺少創造性的工商業領袖，他們是在胡說八道。缺的不是人，而是允許他們運用個人才幹的制度。現代政策束縛著創新者的手腳，不亞於中世紀的行會。

4．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

本書將要說明，官僚體制，以及官僚主義的行事方式，是非常古老的，而且它們必然存在於對一大片地區享有主權的一切政府的行政機構之中。古埃及的法老和中國的皇帝，都建立了龐大的官僚機器，另一些統治者也莫不如此。中世紀的封建主義，是一種不採用官僚和官僚手段在一大片領土上組織政府的嘗試。這種努力以失敗告終。它造成了政治統一的徹底解體和無政府狀態。這些封建領主最初只是官員，服從於中央政府的權力，後來卻變成了獨立的君主，幾乎無休止地相互征戰、廢除國王、法院和法律。自15世紀以來，抑制傲慢的封臣成了歐洲每個國王的主要任務。現代國家是建立在封建主義的廢墟上。它用官僚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取代了眾多地方王公貴族至高無上的地位。

這一發展的領頭人是法國國王。托克維爾早就解釋過，波旁王朝如何毫不動搖地致力於消滅強大的封臣和貴族寡頭集團的獨立地位。就此而言，法國大革命不過是完成了由絕對專制的國王開創的事業。它消滅了肆意妄為的國王，它確立了法律在行政領域至高無上的地位，限制官員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範圍。它沒有消滅官僚管理，只是把它置於法制和憲法的基礎上。法國19世紀的行政系統，是儘可能用法律馴化官僚專權的一種嘗試。它成了所有其他自由民族的楷模，除了盎格魯·薩克遜的普通法地區以外，這些民族急於立法，急於建立文明行政行為的最高合法權威。

被全能政府的鼓吹者讚賞有加的普魯士行政系統，就其早期的起源而言，僅僅是對法國制度的模仿，但是光知道這一點是不夠的。腓特烈二世這位「偉大的」國王，不僅從君主制的法國輸入方法，而且輸入了實施這些方法的人。他把貨物稅和關稅的管理交給數百名法國官僚組成的一個班子。他任命一個法國人擔任郵政總長，任命另一個法國人擔任科學院院長。今天的美國人說，官僚主義不是美國貨，與此相比，18世紀的普魯士人有更充足的理由說，官僚主義不是普魯士貨。

在盎格魯·薩克遜的普通法國家，行政活動的立法手段大大不同於歐洲大陸國家。英國人和美國人完全相信，他們的制度為他們提供了防止行政專權的最有效的保護。然而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清楚地證明，沒有任何法律防範手段，足以抵擋一種受到強大意識形態支持的潮流。政府干預工商業以及社會主義的流行觀念，已經動搖了由二十代盎格魯·薩克遜人為阻擋專橫統治的洪水而築起的大壩。許多知識分子和無數的選民，組織起了農業和勞工壓力集團，他們輕蔑地把美國的政治體制稱為「財閥政治」，他們渴望採用俄國的方式，它不為個人提供任何保護手段用來對抗當局的專斷權力。

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官僚主義。它是讓個人的全部生活、工作和休閑，服從於當權者的命令。它把人貶低為一架無所不在的強制機器上的齒輪。它強迫個人放棄一切未得到政府允許的活動。它不容忍任何異見。就像社會主義的鼓吹者所說的那樣，它把社會改造成了一支紀律嚴明的勞動大軍，或像它的反對者所說的那樣，改造成了一座監獄。不管怎麼說，它是與文明民族過去遵循的生活方式的徹底決裂。它不僅是人類向東方專制主義的回歸，如黑格爾所說，在這種制度下，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其餘的所有人都是奴隸，然而亞洲的君王並不干涉臣民的日常事務。每個農民、牧民和工匠，都保留著自己的一片活動領地，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受國王及其臣僚的侵擾。在自己的家政和家庭內部，他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這不同於現代社會主義，它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極權主義。從搖籃到墳墓，它緊緊地束縛著個人。生活的每時每刻，「同志」都必須默默服從最高權力發布的命令。「國家」既是他的保護人，也是他的僱主。國家決定著他的工作、他的飯碗、他的喜怒哀樂。國家告訴他要想些什麼和相信什麼。

官僚體制是落實這些計劃的幫手。但是，指責官僚個人要對這種體制的罪惡負責，卻是不公平的。錯誤不在於那些供職於官府衙門的男男女女。他們像其他所有人一樣，也是這種新生活方式的受害者。是這種體制惡劣，而不是其中那些唯唯諾諾的人惡劣。沒有官僚部門和官僚手段，政府無法運轉。沒有文明的政府，社會合作也無法進行，一定程度的官僚統治是不可缺少的。人們厭惡的不是官僚主義本身，而是官僚統治對人類的所有生活和活動領域的入侵。反對官僚體制入侵的鬥爭，從本質上說，是對極權主義獨裁的反叛。給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戰鬥帖上反官僚體制的鬥爭這個標籤是錯誤的。

然而，在對官僚主義的方式方法的普遍抱怨中，也有一些重要的內容。因為它們的弊端，也反映著任何社會主義或極權主義方案的本質缺陷。通過對官僚體制問題的全面研究，我們最終會發現，為何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完全行不通，一旦付諸實踐，必然不但造成全體人民的貧困，而且造成社會合作的解體——陷入徹底的混亂。所以說，研究官僚體制，是研究社會組織，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個很好的途徑。

5．選擇：利潤管理還是官僚管理

要想知道官僚體制的確切含義，我們必須首先分析利潤動機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的作用。資本主義和官僚體制一樣，人們對其基本特徵並不了解。因蠱惑人心的宣傳而廣為傳播的各種神話，對資本主義制度做出了完全錯誤的描述。在提高大眾的物質福利上，資本主義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在資本主義國家，今天的人口數量數倍於「工業革命」前夜，這些國家的每個公民享有的生活水平，大大高於早期的富人。可是大量的公共輿論卻輕蔑地把自由企業和生產資料私有制視為凄慘的制度，它對廣大的多數人是有害的，只會促進一小撮剝削者的自私的階級利益。一些政治家，他們的主要業績就是限制農業產出，竭力為製造技術的進步設置障礙，卻把資本主義貶為「匱乏經濟」，大談什麼社會主義將要帶來的富裕。工會會員開著自己的轎車，他們的領袖卻熱情頌揚破衣爛衫的俄國無產階級的狀況，稱讚工會受到鎮壓、罷工是刑事犯罪的俄國的工人所享有的自由。

沒有必要詳細審查這些神話。我們既不想讚揚，也不想譴責。我們要搞清楚這兩種制度的真相，它們如何運行，它們如何服務於人民的需要。

儘管官僚體制的含義含糊不清，但是對於兩種相互對立的處事方式之間的不同之處，似乎存在著一致的看法：公民個人的方式，與管理政府部門和市政的方式。沒有人否認，管理警察局所遵循的原則，本質上不同於追求利潤的企業所採用的原則。因此，研究一下這兩種機構所採用的方式，對它們加以比較，是一個恰當的起點。

官僚體制的優劣，它的機制和它的運行，只有通過與利潤動機在資本主義市場社會中的功能機制加以比較，才能得到理解。

（選自路德維希·米塞斯《官僚主義》。馮克利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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